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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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教育部里的余波

　　　　1979年5月，我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之职。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我辞职之后，在教育部内外却引起了不小的舆论，也可以说是余波吧！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干部制度上，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辞职这一说的，干部的选与不选、任与免、上与下、进与退，都完全是组织部门甚至是个别领导人说了算。更何况，那时的中国基本是“官本位文化”的干部终生制，即使不能“平步青云”，那至少也会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终有提升的机会，因此，是不会有人自愿辞职的。　　　　
　　　　那时，对我的舆论集中在两点：刘某到底是犯错误抑或是被宗派主义排挤走的？　　　　
　　　　我没有必要对此去作解释，历史将会说明一切。我当然不是属于被迫辞职的那一类，而的确是我自愿辞职的。对此，知情的一些朋友对我也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我是教育部当时最年轻的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无论是年龄、学历或能力，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说在仕途上是如日中天，提升个副部长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是，我心里另有所求，对于当官没有任何兴趣，对于失去官职也没有一丝的留恋。然而，我并没有从教育部的舆论中消失，在以后的几年里，围绕着我又掀起了阵阵的余波。　　　　
　　　　1982年，教育部的部长准备换届。为此，中组部派人到教育部在处级以上的干部中进行民意测验。据说，在那次民意测验中，我也是被推荐的部长候选人之一，而且得票数名列第一位。10月上旬，我去教育部办事，教育部汽车队的王队长到北京火车站接我。他对我开玩笑说：“道玉同志，我是来接你上任部长的，这次来了就不回去了吧！”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道：“王队长，别拿我开心了，我不是连司长也当不好才回武大的，哪能当部长呢？”“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前不久中央派人到教育部作民意测验，大家都推举你当部长，你的呼声最高，不信你到部里去听听。”　　　　
　　　　果然，在教育部各司局办事的过程中，一些老熟人不约而同地都问道：“道玉同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们都赞成你来当部长，教育部需要你这样有改革精神的人来领导。”听后，我哭笑不得地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请各位一定不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进而我开玩笑说：“我既然已是教育部的一个逃兵，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被抓回来的！”　　　　
　　　　鉴于教育部里有关我的传闻沸沸扬扬，我觉得有必要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我的要求，以免将来被动。我到中央组织部找到了干部局的张局长，过去与他打过几次交道，也算是熟人了。他见到我后问道：“道玉同志回武汉以后，身体恢复得如何？这次是来北京开会还是来办事？”我说：“是到教育部办事。在部里，我听到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特来向你汇报，请求组织上在教育部部长易人时，千万不要考虑我。”接着我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世界上有四个国家的部长难当，美国的国防部长（频繁地打仗），苏联的农业部长（年年减产），英国的内务部长（内讧），中国的教育部长（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从教育开刀）。这虽说是戏言，但却部分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因此，无论是从我的资历或能力看，都绝对担当不起如此重任。另外，我的性格不适应政府机关工作，身体不适应北京气候，这你是知道的，希望组织上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张局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抚道：“这事是中央考虑的事，你就不必多虑了，安心工作吧！”　　　　
　　　　不愿当官，是我一贯的思想，对教育部部长或副部长，我也从没有动过心，这是明心可鉴的。但是，我的真心又有谁能理解呢？在教育部部长易人这个问题上，虽然我是坚决不愿干的，但是想干的却大有人在。这就是一个矛盾：不想干的人，把它当作了心理负担；而那些想干的人，却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并把我当作他的竞争对手，视为他仕途上的障碍，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天大的误会啊！　　　　
　　　　1985年5月15日，在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决定把教育部更名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以提高教育的地位。机构的改变，又相应地伴随着国家教委人事的调整。于是，我又被卷入了那次国家教委高层人事安排的议论之中，这也是身不由己呀！　　　　
　　　　一个月之前，我已闻到一点风声，但未引起我的注意。4月16日，我应邀去山东烟台市，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山东对外开放与教育学术研讨会”。山东省教育厅高厅长要求我在会上作个报告，我虽事前没有作准备，但又盛情难却，迫不得已，只得临时抱佛脚，17日晚我通宵达旦赶写发言稿。芝罘宾馆位于渤海湾之滨，海风不断地吹到室内，沁人肺腑，我的思路也格外清晰，直到凌晨4时我才写完了发言稿的最后一个字。当日上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以“坚持改革开放，教育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题作了专题发言。我历来作报告的特点，是写稿而不念稿，写稿的目的不是为了照本宣科，而是为了理顺思路，而讲话则是按照观点层层推理。因此，我的发言不使大家感到枯燥无味，获得了一致好评。后来，这篇文章在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此前《大众日报》、《烟台日报》也部分地摘刊了文章的内容。　　　　
　　　　是日晚，高厅长到我下榻的房间看望，他说：“道玉同志，你今天的报告太精彩了！代表们不仅对你的报告感兴趣，而且对你即将出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更感兴趣。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代表中早就议论开了。如果在今天的会上作民意测验或选举，我看你是百分之百的当选。这是众望所归呀！”　　　　
　　　　“高厅长，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励志改革的，由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就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了。更何况，我是坚决不愿当京官的，六年前我辞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原因也在于此。”　　　　
　　　　“这次与过去不同，教育兴国关键在教委的领导，希望你顾全大局，不要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失望。”　　　　
　　　　“过去，有一句官话：‘在京当和尚，出京好做事。’我之所以愿意在基层工作，是想图一个‘天高皇帝远’，就是想扎扎实实地做一点教育改革实验，如果成功了，那将是对我国教育所作的最好贡献！”　　　　
　　　　山东是人文之乡，历史上出了孔圣人和亚圣孟子，成为我国儒家学说的发源地。　　　　
　　　　这是我第一次到山东，我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去参观位于曲阜的“三孔”（孔府、孔林、孔庙），以实现一个钟情教育的工作者的夙愿。当我置身于肃穆的孔庙和千年古刹之中，我的思想好像凝固了，我不能不为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所吸引，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汲取其中的精髓。在参观以后，我立誓要效仿孔子两点：一是学习布衣孔子，作一个布衣校长；二是孔子55岁辞官游学，我亦准备在55岁辞去校长职务，专事学术研究。但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54岁时我突然被免职了。　　　　
　　　　话再回到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的人选上。虽然上下议论纷纷，但我此时的心态却异常的平静，反正抱定“三不主义”：“不关心、不打听、不服从”（即使我被任命，也不服从）。我心想，一个人连官都不想当，那他还会怕什么呢？　　　　
　　　　后来我听说，香港报刊曾详细地披露了国家教委正副（常务）主任两套方案，其中之一的方案是XX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由我出任常务副主任。对于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我当然无法得到核实，但是恐怕也是事出有因的。　　　　
　　　　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中央最后公布的国家教委正副（常务）主任却是另一套方案，我如释重负，围绕着我在教育部任职的风波也终于划上了句号。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团中央书记的候选

　　　　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共青团中央一直在筹备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人选未定，所以一延再延而未能如期召开。　　　　
　　　　1981年7月30日至8月5日，在长春市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设备工作会议，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问题。同时，会议期间还准备成立教育设备专业委员会，拟推选我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按照会议规定的时间，我首先乘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转乘飞机去长春。那时，正值盛夏，由内地到东北去的人很多，我只买到了一张由北京飞往长春的运—7机票。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产客机，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差了。飞机构造设计太差，行李架没有盖子，犹如老式火车行李架一样，遇到剧烈振动，行李甚至会掉下来。更为可怕的是，机舱的密封性太差，当飞机在高空航行的时候，团团云雾被吸入舱内，云雾袅袅，以至于后舱的人看不清前舱人的面孔。我心里忐忑不安，似乎感到随时有爆炸或坠毁的危险。经过约两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时我和乘客们才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8月1日上午，我接到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找我，希望我于8月3日赶到中组部去，有事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心想，中组部是管司局以上级别干部的任免的，我猜八成与我的工作调动有关。去不去呢？我想，无论从组织原则或礼貌的角度，还是应当去。不去就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也不能反映自己的意见，万一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对我不利的决定，那我就很被动了。　　　　
　　　　我向会务组请了假，委托吉林省教育局王野平局长给我买了一张当日到北京的火车票。我特别嘱咐他，不要飞机票，因为我心有余悸。　　　　
　　　　8月3日，我如期到中央组织部。经询问，我到了负责党群干部的部门，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在长春开会，学校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央组织部有急事找我，我是从会上赶来的，不知是何事？”　　　　
　　　　听后，那位负责人说道：“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进行共青团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改选团中央书记。经初步研究，考虑到你留学苏联，学历高，担任过留苏学生会主席，经受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回国后，既在基层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又担任过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受到了全面的、较好的锻炼。因此，准备要你担任团中央书记，请你来的目的，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果然如我所料，的确涉及到对我的工作安排的问题，但要我任团中央书记，却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对此，我表示：“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关心，但是对这一安排，我确实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经考虑，我认为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第一，我今年已48岁，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年龄偏大了，最好在35至40岁的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中选拔；第二，我虽然在基层和政府部门经历了一些锻炼，但却没有团的工作经验。在共青团内，我只担任过团支部委员，甚至连团支部书记也没有当过。从一个团支部委员，提升到团中央书记，未免跨度太大了；第三，我的性格不活跃，不适合做团员和青少年的工作。我自幼就缺少艺术细胞，既不会歌舞，也不懂吹、拉、弹、唱，实际上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读书人，这就失去了与广大青年交际的媒介。鉴于以上三点，我是绝对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请组织上另选高明。”　　　　
　　　　接待我的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了你的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希望你也再认真地考虑一下。”　　　　
　　　　大约8月底，我又接到过中组部的一次电话，他问道：“关于团中央书记一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意见？”　　　　
　　　　“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我说。　　　　
　　　　就这样，担任团中央书记一职又被我“赖”掉了。　　　　
　　　　后来，从媒体得知，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王兆国同志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百花村”1号位于东湖宾馆内，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国家领导人或外国国家元首来汉一般是下榻此地。因此，这里警卫森严，汽车出入需持特别通行证，来访者必须在传达室登记，出示证件。待传达室向会见人报上来人姓名并被确认后，方可放行。经过这些盘查后，我被放行，找到了工作组的住地。　　　　
　　　　见面后，秘书向我介绍了陈主任和张部长，我也相继作了自我介绍。坐定后，陈主任先说：　　　　
　　　　“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很漂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参观，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去看看。”　　　　
　　　　“珞珈山与这里隔湖相望。你们早晚在湖边散步时，隔湖可以望见武汉大学的理学院和图书馆，自然景色的确是得天独厚。两位领导如有空，欢迎随时去指导工作。”　　　　
　　　　张部长接过话茬切入正题说：“根据中央的批示，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中央认为，你在基层担任过较长时间的领导工作，经受住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富有改革精神，符合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马上拒绝吧，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果表示同意吧，而我又一贯不愿当官，心如铁石。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沉吟片刻，我恢复了镇静，逐渐理出了一条思路。于是，我说：“首先，我感谢二位领导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十分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与关怀。作为党员，本应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是既然是吹风，在没有正式颁布任命之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