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　，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对待“官贵民贱”到底如何看？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抱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柄不放吗？在了解到事情真相以后，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特别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发生此类事件，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　　　　
　　　　八、为何不当官？　　　　
　　　　武汉大学环科系的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讲过一段很动感情的话，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90年7月初的一天，我在化学系资料室查阅文献资料。临近中午时分，突然天空乌云滚滚，雷电交加，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我立即收拾了书包，三步并做两步，赶紧往家里走。当我走到三岔路口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箭步跑到新闻橱窗的顶檐下，暂时在那儿躲雨。片刻之后，雨似乎小了，我又立即往家里赶。可是，向前大约只走了百米的时候，暴雨再次袭来，而且比先前更大了。危急之中，我又跑进了邮电局，那里已挤满了躲雨的人。　　　　
　　　　忽然间，我听到有人在喊我，循声望去，原来是环科系的杨老师。她把我拉到一个墙角，颇为动情地对我说：　　　　
　　　　“刘校长，你是平民校长，我们教师都怀念你主政的那些年。几年前，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习，我的导师有意来中国访问，希望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为此，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不仅很快收到了你的亲笔回信，而且随信也收到对我导师的邀请信。你事必躬亲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和导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你的信。”接着，她问道：“我可不可以向你提两个问题？”我说：“可以，你就直言不讳地问吧！”于是，她又说：　　　　
　　　　“自从你被免职，不仅校内而且在校外，关于你的传闻不少。至今，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今天偶然遇到你，我希望得到你的真实回答。一是你有很多机会当官，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二是你被免职以后，有不少单位请你复出，你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大学，而甘愿在这里挨整呢？”说到“挨整”二字时，她抽泣起来了，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官贵民贱”的真相（2）

　　　　我安抚她后，说道：“我十分感谢你的一番真情的讲话。至于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文人们不愿做官的道理。我们的老校长李达先生，是一个地道的学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权威，一代宗师。他又能怎么样呢？尽管他没有做官，但是有人认为他妨碍了别人做官或有人要牺牲他来往上爬，结果把他残酷地迫害致死。不过，我比老校长的结局要好一些，因为我挨整时比他年轻，而且“文化大革命”那个黑暗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前车之鉴。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显然，在这里有我的辛酸，也有我的欢乐，无论荣也好辱也好，都写在了这里。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　　　　
　　　　大雨冲刷了心中的沉垢，我和杨老师都说出了心里话，就算是我们心灵的一次沟通吧！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我不愿当官是源于我的禀性，受古代苏东坡、郑板桥、曹雪芹等文人名士的影响较深。说到禀性，这与我自身形成的性格有关，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它是属于我的，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最能代表我禀性的有以下信条：“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格物致知，其命维新。”“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够了，不必再多摘引了，仅从这几条可以看出，这些至少不是做官的禀性。做官就成了官场的一分子，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官场上的人情世故，那是非遵守不可的。总之，我的禀性不适宜做官，而做官所需要的禀性我又不具备。这正如一位干部对我被免职的评价：“你是一部推土机，只顾勇往直前地开辟道路，但是人家却用你铲出的土，埋了你的后路。”　　　　
　　　　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没有当官的禀性，所以我才誓不为官。但是，有人又反问：“既然你不愿当官，但你为什么又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甚至我自己有时也陷入了疑惑之中。这里有一个对官的界定的问题，向来官与民是对应的，按照传统的解释，官是指在国家或政府任职的人员。　　　　
　　　　依此说来，校长当不是官，如果一定说是官，那至多是个“学术官”。问题还在于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做，也可以用它来干事业，这是两种不同的校长。从当“官校长”来说，我是失败的，因为在某些当官的看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因此遭到了他们的罢黜。从做事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尽了我的全部力量，应当说是成功的。对此，学校的教授们对我说：“是非有公论，公正在人心。”听到这话，此生足矣！　　　　
　　　　两千多年以前，亚圣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方法来处理，也许各取鱼和熊掌的一部分，那岂不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能同时可以品尝到它们的美味了吗？　　　　
　　　　现代思维科学研究证明，人的智力仅仅只应用了十分之一，还有巨大的潜力，不仅可以做到“一心二用”，甚至还证明了可以“一心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所持的观点是：在工作中，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做两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如果一个人可以做的事，那就不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去做。从现代管理学上讲，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有效管理原则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自己的工作，选择了“三重奏”的方式，即在大学的领导管理、化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三条战线上拼搏。这种选择，既是个人兴趣使然，又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我自己知道，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是需要付出超常的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同时，这种选择有时会顾此失彼，但往往又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一切从零开始

　　　　在1953年高考时，尽管被录取到化学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我很快地调整了自己，培养对化学的兴趣。于是，化学成了我的第一志趣，在大学四年中，我为它付出许多心血。大学毕业以后，化学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第一职业。　　　　
　　　　在化学研究的道路上，我的经历是短暂的，大体上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大学毕业后至留苏以前，只有两年的时间，主要从事有机氟化学的研究，具体项目是研制含氟航空灭火剂。第二段是在苏联留学时期，只有一年半时间，一边准备研究生课程考试，一边做研究生论文实验。第三段是从苏联回国后到“四清运动”开始，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期间一边撰写《有机氟化学》一书，一边从事有机氟化合物的合成与反应的研究。三个阶段前后总共5年时间，这个时期主要还是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研究就是积累。特别是要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方向，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或完成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更需要积累，有时需要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　　　　
　　　　很显然，五年的时间是太短了，更何况这五年我并非完全专一地做研究工作。之后，紧接着就是十年浩劫。那时，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被强迫与工农相结合，其前途命运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出于无奈与失望，有的留苏生把副博士学位证书当众焚烧，以示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决裂；有的把专业书籍当作废品卖掉，表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我生来最喜欢书，虽然没有变卖我的专业书，但日后能否再从事我为之付出心血的化学专业，我也感到希望渺茫。　　　　
　　　　转眼到了1980年，当我准备回到化学实验室重操旧业时，我停止化学研究已15年了，与我仅有的5年学术研究的经历相比，这个休止符似乎太长了。在我国，文革动荡的十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诸如个人电脑、大规模集成电路、空间探测、超导材料等，都是这个期间得到大发展的。据当时的统计，那时已知的各种单一的化合物已超过800万种，而且化学家们还以每一分钟合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速度继续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科技文献也在急剧地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学期刊已突破了10万种，而且以后每年仍以1500种的速度递增。新的技术革命又大大地推动了科学发现与发明，那个时期科技发明专利每年以30至40万件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天有1000　件左右的专利产生。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着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停止了15年，与化学研究前沿之间的差距，显然是很大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为什么还要把本来已停止多年的化学科学研究重新捡起来呢？说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过它，它是我的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这个想法正是我辞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原因。那时，我想即使我有兴趣和精力，也不可能兼做化学研究工作，因为根本不可能在教育部建立一个供我做研究工作的化学实验室。然而，回到武汉大学以后，即使我不能完全推掉行政工作，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实验室，使用化学系文献资料，也可以寻找合作研究的伙伴。　　　　
　　　　果然不出所料，回到学校以后，我不仅没有推卸行政工作，反而担子越来越重了，即便是如此，我仍决定要兼职做研究工作。其原因有二：一是干部必须向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干部终身制必将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信守孔子提出的“用行舍藏”的理念。用，即被任用，那就要对全校师生员工负责，当一个有作为的“完全”的校长；舍，即不被任用，那就退隐到实验室，做一个化学研究工作者。二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内行，虽然他不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领导学校，但是只有自己从事教学才能了解教学，只有自己亲自参加科研才能指导科研。　　　　
　　　　但是，要真正实施这个计划时，却是困难重重。原来，我领导的有机氟化学科研组，共有6个研究人员，拥有两个实验室共80平方米。可是，到1980年5月我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时，这一切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了。化学系从老理学院迁入新化学大楼时，我原有的实验室被改作他用，甚至我存放在实验室里的数百张文献卡片、实验记录本、参考书和工具书等，也被人任意地处置了。在新化学大楼里，已没有我的立锥之地，原有的研究人员也被分配到其他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去了。　　　　
　　　　一般来说，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学科，它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我从事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更是如此。与纯粹理论学科研究不同，开展实验性化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实验室、仪器、药品和合作者，否则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万事开头难。我虽身为校长，但我却没利用权力在人、财、物上捞好处，以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作为起步，摆在我面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弄到一间房子和选拔一个助手。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去找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的负责人，因为从研究方向上说，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研究工作都是这个研究室的一部分。再说，新化学大楼在设计时，由于当时我暂时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的实验室全部被这位研究室主任占用了，他一共有3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因此，我去找他商量，请他调剂出一个实验室给我。尽管这位主任是我的同学，我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