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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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还发现了一个有机化合物和两个金属有机化合物，其倍频效应比现在应用的无机倍频晶体要高，显示出一定应用的苗头。此外，还完成研究论文多篇，已发表了4篇。
说实在的，对于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自信能够顺利通过评审，能够“滚动”到下一个年度“863”计划项目中去。但是，出乎意料，我的研究课题却未能通过评审。但是，并没有人把这个结果正式地告诉我，更没有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发现有些课题收到了发下的表格，要求填报下一个年度的研究计划，而我却没有收到这种表格，我有些不安，下意识地感到：课题可能被淘汰出局了。尽管未通过评审的项目不止我一个，但是像这样尴尬的局面，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心情当然是很不好受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研究任务完成得不好，或是课题性质不对号呢？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未获通过的原因。于是，我约见了“863”新材料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我们本是老熟人，彼此心照不宣。未等我开口，他抢先解释道：“你们课题研究方向很有意思，颇值得探索，在很短的时间作出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你们的项目还是属于探索应用基础研究，距实际应用的目标还很遥远。如果继续保留在‘863’计划项目内，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退出。”接着，他又以抱歉的口气说道：“其实，当初就不应把你们的项目纳入‘863’计划项目内，这是我们工作疏忽造成的。既然进来了，但不到一年，又要让你们出去，可能给你们的工作造成了被动，对此，我们谨表歉意！”
对于这个首席专家的解释，我当然提不出异议，但我毕竟感到释然了。于是，我表态说：“感谢你的一番解释，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完全支持创新的‘滚动制’的管理办法，也能正确地对待实事求是的、公平的竞争。”最后，我又开玩笑地说：“我们的研究课题是超前的，问题是我们以这种超前意识来申请‘863’计划项目，所以就脱离了实际。如果‘863’计划项目能延续到21世纪，那时你仍然是首席专家，我也没有退休，也许那个时候再来申请‘863’计划项目，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俩都会心地笑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培养研究生
自解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虽然沿袭了培养研究生制度，但是仅仅局限在少数重点大学的极少数的教授，不仅数量少，而且没有颁布授予学位制度。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存在“左”倾路线，把学位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另一方面是受到学校科学研究条件的限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武汉大学化学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只有两个教授招收研究生，总共培养不到10个研究生。即使这样小批量的培养工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完全停止了，以至于造成我国人才结构上的断层，出现青黄不接的严重现象。
1978年1月，我在国家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主持召开了首次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当年首届研究生进校了。接着，又颁布了《研究生学位条例》，使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规模也逐步扩大，呈现出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自1983年我开始招收研究生，每年招收1至2名，到1995年我退休为止，共招收和培养了16名研究生。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其中，有8人出国继续学习，其余的有的分配到科学院和高等学院工作，也有的从事科技产品开发，成了“知本家”。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因此无论是在培养的规格上或是在培养的方式上，都应当完全不同于本科生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比较保守，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本科生教育的弊端。为了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我写了一篇《深化教育改革，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文章，发表在《研究生教育与学位》1985年第一期上。在文章中，我扼要地列举了研究生教育中的某些弊端，如统一考试、统一划录取分数线的做法；学制太死，不论文科或理科，一律规定三年；课程太多、太杂，有的甚至是滥竽充数，多数学习内容没有实用价值；把课程学习与科研截然分为两个阶段，不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方法太死板，完全沿用本科生的“灌输式”教学法；重视分数，忽视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尊重研究生的选择权利，如对课程、研究兴趣和导师选择的权利等等。对此，我曾呼吁对研究生教育大力进行改革，要实行弹性学制，大力提倡自学，开设实用的短课，尊重研究生的选择权力，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等。但是，由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研究生教育管得太多太死，以至于改革难于进行，使得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最保守的领域。
我的呼吁，虽然不能从全局上影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但是我却愿意在自己培养研究生工作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局部的改革尝试。在招生上，我坚持不拘一格选学生，不分本校与外校，不分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也不分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只要达到了录取标准实行一视同仁，择优录取。何者为优？优并不一定是考分最高的学生。如果说录取大学生，由于人数太多不可能举行面试，只能以分数高低来录取，那么录取研究生面试就有了可能。因此，我坚持笔试与口试并重，在分数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在口试中的优异者，特别是那些头脑敏捷、思想活跃、富有灵感和学以致用的学生。
在研究生教育中，我反对“师道尊严”，主张互教互学，发扬学术民主，允许学生提出批评。事实上，在面对一个我自己也没学过的全新的研究领域，我并不比学生知道得更多。他们有富裕的时间，阅读的文献多，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快，因此他们甚至比我知道得多。这正如韩愈所说：“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方法是“导”，把他们引上路，让他们自己向前走，以重点培养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我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首先，要求每个学生独立查阅文献，规定他们在自己研究的相关领域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一篇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据我所知，有许多教授或副教授极不重视这项工作，不仅不要求学生做这项工作，而且自己终生也未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写出一篇综论。
可是，这却是我要求学生一定要完成的必修科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的综论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了。
其次，要自己选择研究课题，独立设计技术路线。从国内的经验来看，科学研究人员有三种：一是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能够指导他人选择科研课题；二是在指定领域内，通过查阅文献，能够独立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三是只能按照导师提出的研究课题，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为了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从一开始，我就按照第二类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他们。作为导师，我当然也拟定了一批研究论文的题目，但是在与学生商定研究课题时，如果他们提出的课题与我的想法相同或相近，我宁肯支持他们的想法，尽可能避免他们被动地执行我下达的课题。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克服了他们的依赖思想，增强了他们自主选择权的意识，训练了他们创新思维能力。
那么，研究生们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呢？实践证明，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能够达到的，即使有少数几个学生达不到，但是经过这一番训练，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我有一个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他不仅能够独立地选择研究课题，而且把我们的研究领域，从金属有机化合物扩大到配位化合物。他的研究成果很突出，不仅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且还培养了两个具有非线性光学性质的晶体。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为我们后来总结出“配位化合物的分子构型对二阶非线性光学性质影响”的规律打下了基础。这篇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配位化学评论》（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上，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再次，要培养学生独立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前面两个环节是让研究生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面打好基础，重点是培养他们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那么本环节是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能力。作为一个研究生，即使他们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提出有创意的研究课题，但是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不能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那么他们就不能把创意转变为创造性的成果。这一点，对于培养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极为重要。然而，现在有些学生存在重书本知识轻实验的倾向，做实验马马虎虎，存在单纯的完成论文的思想。我有一个学生，性格内向，他缺乏自信，总是担心不能通过论文答辩。在实验中，表现得十分急躁，一次实验不成功他就放弃。他对我存在依赖思想，巴不得我把每一个实验步骤都给他设定好，他只是“照方抓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仍然要求他独立解决问题，并建议他对过去被他认为是“失败”的实验一一进行重复，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为止。其实，这时我发现他已接近了新发现的边缘，只是我不愿意点破，目的是让他自己提出来。经过反复实验，在我的启发下，他终于发现了一种很奇异的环化反应，提供了合成某些特殊类型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新方法。后来，这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并为国外多个学术同行引用。很显然，如果当初对该生不是严格要求，不去重复那些被认为是“失败”的实验，就会像历史上许多被错过的发现的遗憾一样，也将失去一次新发现的机遇。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国际学术交流（1）
我国学术界的对外学术交流，实际上是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的深入而开展的。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在那个极“左”的闭关自守的年代里，对外的学术交流完全是一个禁区。在那时，“外”与“敌”似乎是同义语，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修正主义，或者是分别跟着他们跑的国家。因此，同国外科学家的通信，要经过严密的检查，轻者被没收，重者被扣上“里通外国”
（即通敌）的帽子；向国外的学术刊物投寄论文，被斥为“泄漏国家机密”；出国学习和参加学术会议，更是痴心妄想。国外的学术论著也是禁止公开销售的，只有在大城市新华书店“内部书店”里，出售数量极少的经过审查后影印的科技书籍，而且购买者还必须出示本单位的介绍信。大学的科研人员，只能在资料室里，参阅滞后一年以上的数量有限的影印的文摘和期刊。所以，那时我国的科研人员，基本上不了解国外的研究动向，只能是闭门造车，这就不能不使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更进一步地拉大了。
经过严冬者，渴望春天的到来；从封闭禁锢状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更珍惜自由学术交流的可贵。因此，自我恢复化学学术研究以后，十分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先后与英国牛津大学的ML格林（Green）、剑桥大学的弗莱明、美国西北大学的瓦索洛、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MD劳希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山明武夫等同行建立交流关系。当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虽然我也不定期给他们寄送我的论文，但是由于科研条件和研究水平的差距，我总是收大于支，不断地从他们那里收到我所需要的论文抽印本、图书和特殊的化学试剂，对我的研究工作起了不小的帮助作用。
为了进行学术交流，各个学科都成立了学会或协会一类的民间的社团组织，它们好似科学技术人员的“学术之家”。每年召开的年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专业学术讨论会，就是学术同行们交流各自研究成果，切磋学术问题和寻求合作的契机。中国化学会是全国科协领导的一级学会，下属若干个专业委员会，金属有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该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先生。自1980年建立学会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分别由主要会员单位轮流主办。同时，经黄耀曾先生与美国和日本的金属有机化学家代表联络，每两年召开一次中日美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轮流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举行。两个学术会在同一年举行，国内会议安排在前，目的是要挑选出席三国会议的论文和代表。
中日美第一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8月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三国150多名的化学家参加了会议。那时，对外开放还不久，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还很少见，金属有机化学会议无疑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因此，中国政府高层对会议十分重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方毅等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和宴请了中外全体代表。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遗憾的是我没有向会议提交论文，因为我的实验室恢复只有一个多月，还不可能取得研究成果。不过，参加这次会议还是有很大的收获，至少了解到金属有机化学研究领域的某些最新的动向。
1982年5月，第二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已不再是空手去听会了。我向大会提交了两篇学术论文，其中《茂钛催化乙烯基单体聚合反应机理》一文，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我们的研究工作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被认为有创见，被会议领导小组推荐参加第二届中日美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
根据三国协商的意见，第二届中日美金属有机化学学术会议，于1984年8月6日至9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召开。主办单位是美国化学会，接待单位是该校化学系，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学术会议，美方参加会议的有50多人，日本有30多人，而我国代表团只有12人。据我所知，国内有不少的学术同行都想参加这次会议，由于难于筹措一笔数万元的经费，因而只能放弃出国交流的机会。
会期为三天，由于会议规模小，所以每篇论文都安排作为口头宣读。这是我头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用英语宣读学术论文，由于我的英语是自学的，阅读能力尚好，有准备的口头表达也可以凑合，比较困难的是听力。好在学术同行之间，可以借助幻灯片或投影幻灯，用学术同行相互都能理解的符号语言（化学符号、化学反应式和图片）进行交流。按规定主题报告40分钟，分组口头报告15分钟，提问讨论5分钟。我被分配在B组报告，恰好在15分钟内，借助幻灯片的帮助，报告了我的研究工作。在提问时，首先是一位美国教授询问：聚合反应的最佳条件是什么？他说话的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