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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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哈佛大学的访问，是一次纯私人性的，只想自由地参观一下校园和设置，感受一下哈佛的人文精神，因此事前并没有与校方联系。但是，校方通过学校的礼宾部，还是知道了我的到来，特派校董、著名的经济学家洛索夫斯基出面接待了我们。他代表校长向我们表示欢迎，介绍了哈佛大学的概况，并说：“很乐意回答你们的任何提问。”于是，我问道：“校董先生，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如果你能介绍一下她的成功的最主要经验，我们将不胜感激。”
他十分谦虚而又颇为幽默地说：“哦，这可不是很容易回答的，不少人也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以说哈佛大学有今日的成绩这完全是历史的积累，因为科学发明是积前人之成，在哈佛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都为哈佛大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他还介绍说，从教育规律来说，影响哈佛大学发展的有三个因素：第一，教师的素质对于办好大学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普遍流行一句名言：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大学（Good faculties；and good university）。因此，挖人、选聘好的教授、评定终身教授是教师管理的重要内容。哈佛大学面向全世界选聘教授，并要求选聘的教授的学术水平在世界的同行中是前三名的，有这样的教授，就不愁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第二，充足的教育经费是办好学校的重要物质基础。哈佛大学经费充足，除每年开支以外，在银行还有60多亿美元的存款。每个教授的科研经费都是有保证的，只要他们需要的话，总是可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的资助。第三，崇尚学术自由的精神。他说：“在哈佛大学最高的宗旨就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就是学术探讨的自由。研究人员的这种探究精神，是学术界和世界上的无价之宝，必须努力培养和保护对知识追求的精神。”
洛索夫斯基先生在介绍中，虽然只字没有使用“哈佛经验”几个字，但是透过他的谈话，我还是悟出了哈佛大学的成功之道。我心想，虽然在哈佛大学只有半天的时间，但却不虚此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应我的要求，主人又派向导陪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肯尼迪行政学院、燕京研究所和燕京图书馆，最后浏览了哈佛大学的美丽的校园。虽然在哈佛大学参观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无论是她的丰富内涵或是外部景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顺访哈佛大学的另一目的，是想看望在坎布里奇这座美丽东部学术重镇学习的来自武汉大学的学生们。是日晚，我们应邀到吕哲（物理系毕业生）和刘宗持（生物系毕业生）夫妇家里做客，他们用自己烹饪的丰盛的中餐招待了我们。大约晚上9时，十多位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的留学生，先后来到吕哲的家中。在异国他乡，师生和校友们见面，自是十分高兴，气氛十分热烈而欢快。对于这一批学生，我都是很熟悉的，他们要么是经过我批准出国的，有的甚至是我亲自给他们写的推荐信。例如，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的邹恒甫，原是我校经济系77级毕业生，在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教育部公派赴美留学生，他同时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教育部外事局留学生处却批准要邹恒甫去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因为该校学费每年5000美元，而哈佛大学当年学费标准是每年1。5万美元。当时，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早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吴纪先教授找到我，他说：“邹恒甫是我系自解放后30年中最优秀的一个毕业生，他应当去哈佛大学深造，否则他的才华将被埋没，希望你到教育部斡旋一下。”我也是十分爱才的，无疑是希望我的学生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带着学校的报告到教育部去汇报，希望改派邹恒甫到哈佛大学学习。外事局李处长对我说：“你们的要求并不为过，但是目前国家外汇短缺，如果去哈佛大学，其学费相当于其他大学3个人的学费，这就是在选名校与多派出国留学生上存在的矛盾。”李处长十分为难，没有成全我们要求。但是，我仍没有死心，凭着与蒋南翔部长的良好个人关系，冒昧地找到他。好在他没有让我失望，他爽快地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二字。就这样，邹恒甫当年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为他的成才创造了条件。
由于有这一段曲折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他时，我们的兴奋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当晚的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钟。在座谈中，留学生们希望多了解一些母校的情况和国内经济状况，而我则希望多了解他们的留学生活，特别是以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对比，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种互问互答的双向交流中进行的，谈到兴奋时，不断地爆发出欢声笑语。当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对出国留学生的政策是否改变了？对在国外滞留的留学生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为什么要限制留学生的配偶出国探亲或陪读？等等。
为什么留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反应如此敏感呢？原来，在头一年教育部派出了一个留学生工作考察小组，在美国进行考察，做说服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工作。在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是否回国作了民意测验。据说，有90％以上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或暂时不准备回国。考察组回国后，把这个民意测验向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围绕着留学生派遣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国优秀人才流失了，应当马上控制派出留学生；还有人说，派出的留学生受西方国家思想影响太深，不愿回国就是不爱自己的祖国。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威到欧美各国做巡回演说，对到期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不再换发护照，限制留学生配偶出国探亲，要求有关学校派人到国外动员本校的留学生回国等等。
我对参加座谈会的学生说：其实，对待留学生的派遣与回归的认识，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就持不同的观点。《人民日报》记者曾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其主要观点在该报上作过报道。我认为，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国对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仅不应当收，而还应当进一步地放开，其道理很简单，利用外国的导师、奖学金和研究条件，培养中国的学生何乐而不为呢？这就好比农民耕种，如果要想多收获，那就应当多播种，你们就犹如播撒在世界各地的种子，在那里生长、开花和结果。至于是否要在毕业以后立即回国，这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如专业对口、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出成果的周期和物质待遇等。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计较一时之先后，如果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学成回国了，那么就少了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作为炎黄子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管在何时何地，他们总是心系祖国的，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再说人才流失的问题，更不必惊慌，中国是一个人才资源大国，每年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即使每年出国一万人，也不会出现人才的危机。更何况，出国的不一定个个都是优秀人才，而没有出国的也有很多优秀人才，就连每年高考落选的几百万青年中，也有大批优秀人才，成才道路千万条。
一般说来，我与青年们在思想观念上是少有代沟的，我的话他们都爱听。不过，最后我还是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说：“你们不必过多地考虑国家留学生政策问题，即使变也是暂时的，但从长远看，只能会变得更开放、更宽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抗拒的客观规律。对你们来说，不能迷恋于国外的生活条件，不能为滞留而滞留国外。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设计自我，选择人生的大目标，利用国外的优良条件，作出重大的发明成果，实现自己的人生最大价值，为母校争光，为祖国争光！”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中日大学校长会议
根据中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协议，中日两国之间每两年召开一次大学校长会议，轮流担任会议的东道主。会议的目的是：交流两国大学的办学经验，研究教育改革的对策，促进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一届中日大学校长会议，于1985年4月初在北京召开，我和数十所中国大学校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作为对这一次会议的回访，应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国际振兴财团的邀请，经中国国家教委批准，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为团长和我为副团长的10人代表团，参加于1985年7月13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大学校长会议。除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校长。日方参加会议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大学、京都大学等50多所大学。会议的资助单位是日本科学振兴财团，该财团的董事长是稻三嘉宽先生，他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该财团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在这些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一行10人，于7月13日上午8时20分由北京乘机起飞，东京时间下午1时10分到达东京成田机场，日本国际科学振兴财团干事金村一行5人到机场迎接，举行了欢迎仪式，向代表团全体成员献了鲜花。东京时间下午4时30分，代表团抵达下榻的新大谷宾馆，这是东京新建的一座最好的宾馆，会议将在这里的国际会议厅举行。晚上6时，在这家宾馆的宴会厅举行了欢迎招待会，由国际振兴财团的副董事长、筑波大学校长福田信之主持，东京大学、庆应义大学等校的校长作陪。在欢迎宴会上，福田信之和丁石孙两位校长分别发表欢迎词和致答词。福田信之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曾对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应当反省，单是反省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从福田信之的讲话看，他的反省是真诚的，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是，过去我国对福田信之还是有过误会。在私下里，丁石孙校长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74年，福田信之曾访问了北京大学，他对当时提出的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和以社会为工厂提出了质疑。当时，接待他的军代表当场对他进行了批判，弄得非常不愉快。他很不服气，回日本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又访问台湾，于是当时的驻日大使馆说他是亲台的，敌视中国的教育改革，把他划入了“反华”的一小撮人中去了。今年4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中日大学校长会议，北京大学就这一事向他做了工作，说明那时是“左”的一套做法，现在已经否定了，同样对他的批判也应予以否定。对此，他表示理解，也十分感谢，并风趣地说：“我也被触及了一次灵魂！”
中日大学校长正式会议是安排在7月14日和7月16日召开的，会议主题是：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大学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中日大学合作最佳的形式是什么？应该怎样理解当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与会的中日大学校长们，围绕着以上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可谓是畅所欲言。日本东京大学是一所老牌名校，是全日本大学中的佼佼者，它的经费相当于全日本大学总经费的五分之一。东京大学的各学科实力都很强，尤其是文科，是培养日本政界精英的摇篮，据说日本历届政府中的“四相”（首相、外相、大藏相和通产相），大多毕业于这所大学。该校校长就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大学应当重视基础研究，不应当跟着新技术革命浪潮跑，不应当去追求应用开发和专利，这些都是株式会社搞的，是低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是高级的，是新技术的灵魂，只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才能产生连锁式的新技术的发明，也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东大的教授是不能承担公司的任务的，因为他们一旦接受了某公司资助，那么他们就可能充当该公司的代理人，而影响成果归国家所有。对东大校长的观点，会议上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赞成与否，它毕竟是东大办学的特色。
在会议上，与东京大学齐名的京都大学总长沢田敏男，就日本教育改革的方向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的教育应当着重以下几点：（1）改变两次升大学考试的方法，减轻高中毕业生的负担。日本的高中毕业生每年要参加两次考试，一次是政府的，一次是各大学自己设立的，尽管后者是为名牌大学挑选人才而设立，但是每个学生都不愿放弃两次竞争的机会，所以学生负担太重，应当逐步并轨，实行一次考试。（2）应当转变对人才的观念，不仅要学知识，而且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3）要改革教授们的研究条件，要发展大科学，围绕着当代最前沿的课题开展研究。（4）加强大学与企业的联系，促进科学研究与生产的结合。（5）大学国际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应当促进对口学校之间的交流，互派留学生和互访讲学只是初步的目标，而最高的目标则是开展双边或多边的合作研究，攻克一些国际性的难题。
按照东道主的安排，7月15日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参观了位于东京远郊筑波市的筑波大学和筑波万国博览会。筑波，是日本科学园的代名词，它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日本应世界新技术革命而诞生的。在那里，集中了数百家公立和私营的高新技术研究所，广泛涉及到微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激光、高能物理、天文、新兴材料和微生物工程等领域。筑波科学博览会，是日本政府耗资10兆亿日元筹办的，预计接待观众2000万人，它的主题是宣传“人、科学和环境”的关系，通过它既展示了日本科学技术成就，又进一步开发了日本人的创新能力。
为了适应筑波科学园对新型人才的需要，日本文部省于1973年创办了筑波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日本文部省直接抓的一个试点，旨在实行新的教育体制。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改革呢？据介绍，有以下的特点：
（1）该校颁布了《学校法》，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依法办理。在日本，只有这所学校有自己的《学校法》；
（2）坚决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每一个学科都与科学园内的至少一个新技术研究所挂钩。教师不固定，在教学与科研和学校与研究所之间频繁地流动；
（3）以学群代替讲座，目的在于打破各系科、专业相互割裂的弊端，鼓励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
（4）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各学群的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文科课程方可毕业。
（5）重视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