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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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各学群的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文科课程方可毕业。　　　　
　　　　（5）重视实践，不拘一格选人才，允许从工作过的人中招收研究生；　　　　
　　　　（6）领导体制特殊，实行咨询、立法和执法分立。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为总评议会，由学校校长、副校长以及教学、科研、财务、后勤等方面的50多人组成，负责《学校法》和各项政策的制订。参议会是校长的咨询机构，它是由社会各界贤达、名流人士组成，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在总评议会之下，设有教学、科研、人事和财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四个分管的副校长担任，分别执行总评议会的相关决议和管理本部门的工作。　　　　
　　　　对于以上的改革举措，虽然实行了十多年了，但是除了文部省持肯定的态度外，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学都是反对的。作为一个局外人士，在参观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改革举措中，的确有不少创新之处，值得借鉴，不应当过多地指责，要允许各校有不同的办学风格。　　　　
　　　　7月16日全天，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中日两国与会的校长们，就会议的主题纷纷发言。到了下午5时，会议举行了闭幕式。丁石孙和福田信之分别代表中日两方作了闭幕词的演说。我受中日代表团团长的委托，在闭幕式上作了会议的总结。在总结末尾我说道：“中国有一句成语——‘耳闻目睹’，连日以来，我们亲耳聆听了日本同行们的精彩的发言，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亲眼看见了几所高水准的大学，又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早在1200多年以前，我们两国之间就开始了文化交流，‘鉴往知来’，今天，我们应当把历史的经验发扬光大，把两国的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我们大学应当走在前面，我热切地期盼着，在我们两国大学交流的学苑中，开出绚丽的奇葩，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日本创价大学是于1970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始人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该校的建校宗旨是：把创价大学办成“人类教育的最高学府”、“新文化建设的摇篮”、“维护人类和平的堡垒”。　　　　
　　　　池田大作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著名的国际社会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富士短期大学经济系，从19岁开始研究佛教，后来他成了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国际创价学会会长。他一贯致力于文化、教育、宗教和国际和平事业，他亲自创建了日本公民党、东洋哲学研究所、创价大学、创价中小学、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等。他曾广泛地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知名学者，与他们进行认真的对话，呼吁世界和平。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联合国授予他1983年和平奖。　　　　
　　　　武汉大学与创价大学的姊妹学校关系的建立，池田大作先生是首倡人。为了发展与中国大学的交流合作，他亲自选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创价大学的姊妹学校。他于1975年和1979年两度访问武汉大学，受到了数百人的夹道欢迎，举行了向我校赠书仪式，向大学生们发表了演说。所有这一切，奠定了两校的合作基础，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　　　　
　　　　1987年11月1日，是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应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创价大学校长高松和男的邀请，我赴该校参加庆典和访问。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校长，我们是前去祝贺的仅有的外宾。是日上午，在创价大学体育馆举行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日本青年男女穿着节日的盛装，吹奏着浓厚民族色彩的乐器，气氛欢快而热烈。应主人的邀请，我在大会上发表了祝贺词，在结尾处我说：　　　　
　　　　“中国有句谚语——‘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们今天看到两校合作取得的成绩时，我们不会忘记池田大作先生和高松和男先生为发展我们两校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文化和友好交往的历史。在我们两国人民和文化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是我们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两国教育与科技的合作不断发展，希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强。　　　　
　　　　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中日友好与合作的新篇章！　　　　
　　　　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祝武汉大学与创价大学合作不断发展！”　　　　
　　　　当晚，池田大作先生在东京一处人造山水幽美的、典型的日本式的山庄“万叶之家”，设宴款待我们一行，创价学会、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的许多老朋友出席作陪。招待会完全是日本式的，宴会是在一间宽敞的、装饰别致的榻榻米内进行，宾主均席地而坐。主人担心我们受不了长时间的盘腿之苦，特别提示我们可以不受此礼之束，由我们采取自己认为比较舒适的姿势。　　　　
　　　　我知道池田大作先生知识渊博，十分健谈，特别是他喜欢以对话的方式与各界人士交流，曾出版了多本对话录。于是，我想利用晚宴的机会，就教育问题向他请教。在征得池田大作先生同意后，我们的教育对话就在席间自由地开始了。现将所谈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摘录如下：　　　　
　　　　刘道玉：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池田：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高等教育的理想状况，当然日本也不例外。每一个办学者，都是把办理想的大学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标，创价大学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理想的大学呢？我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刘道玉：在中国大学里，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灌输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力的培养，请问在日本大学里的情况如何呢？　　　　
　　　　池田：日本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包括教育观念的影响，您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大学中也普遍存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呼吁，指出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传授知识的弊端。我至今认为，大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启发智慧，因为知识并不直接等于价值。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类的睿智，是创造性的能力。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精辟的见解。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曾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池田：我同意校长先生的观点。人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创造乐趣，他们就无法生存了，社会也不能前进了。　　　　
　　　　刘道玉：大学的教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每个大学都致力于聘请好的教授，那么您认为最好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呢？　　　　
　　　　池田：是的，教授对于办好大学的确很重要。我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人师”与“经师”之说，所谓人师，指德行，可作人们表率的人；所谓经师，是传授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人，只有二者兼备，既是教学能手又是富有研究成果的教授，方可称得上是好的教授。　　　　
　　　　刘道玉：真是精辟的见解。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池田：校长先生，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的大学生呢？　　　　
　　　　刘道玉：一般来说，我和大学生们有着良好的朋友般的关系，关心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与他们开展对话，给他们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他们勤奋学习，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是教学改革的一支依靠力量。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池田：我很欣赏校长与大学生交朋友的方法。我认为，青年将生活于未来，不谈青年就没有人类的未来。总之，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在展望未来时，只能寄希望于青年。　　　　
　　　　在席间，我们还讨论了教育经费、大学自主权和男女分校等问题，我们互相交流了思想，彼此都认为是极为有益的。在宴会结束时，池田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他要主持一个颁奖仪式，向我颁发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章、证书。我表示了感谢。　　　　
　　　　颁奖仪式在创价学会总部举行，参加仪式的有创价学会、东洋哲学研究所、创价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创价新闻》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颁奖仪式开始后，池田大作先生首先致词，他说：　　　　
　　　　“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颁发的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是专门授予日本以外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个人。众所周知，刘道玉校长先生不仅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且是一位成功的教育改革者，他领导的武汉大学，已成为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与此同时，他致力于研究高等教育学，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多种有影响报刊上，还发表了30多篇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根据这些成果，经东洋哲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评定，特授予刘道玉校长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章，以表彰他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的成果和对日中教育交流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指出，刘道玉校长是获此奖的第一个中国教育家，因此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向池田大作先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春兰秋菊裨益于我（1）

　　　　自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能走出国门，开始逐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历史，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望尘莫及的；但是在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我国最早的大学也仅仅走过了百年的历史，这又与欧洲具有千年历史的名校是无法比拟的。　　　　
　　　　我热爱教育，喜欢参观各类学校，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那里有学校，我总是要挤出时间，去参观那里的学校。据统计，我先后参观过的有前苏联、法国、英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近百所，这既是我的兴趣所在，又是我进行中外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需要。就各国大学教育而言，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取舍，以达到“春兰秋菊裨益于我”的目的。　　　　
　　　　对于西方国家大学的先进经验，除了在本书其他有关章节提到的以外，这里再集中地谈谈我认为可供我国大学借鉴的有益经验：　　　　
　　　　（1）关于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中国大学的体制，基本上是“千校一格、万人一面”，这是与中国“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可惜的是，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了，然而“大一统”的、单一模式的公立大学仍然是一统天下。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多元化的。法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多元化，学制十分灵活。法国大学基本上分为三类：一是大学，大多都建立于中世纪，它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生人数占全法大学生总数的90％。二是工程师高级学校，有时也译为大学校。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拿破仑亲自建立了第一批大学校，如法国矿业学校、法国公路与桥梁学校等，它们是以培养工程师为目的。其中，最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理工科学校，都是可与法国乃至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相媲美的。在法国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法国最好的老师在大学里，但最好的学生都在大学校里。”三是技术大学学院，属于短期大学性质，主要是培养技术人员。　　　　
　　　　法国大学学制不是固定的，是采取十分灵活的学分与证书相结合的制度。大学学制一般为4至7年，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大学教学分为三个逐步深化而又相互独立的阶段。第一阶段学习两年，修业期满考试合格者，可获“大学普通教育文凭”（DEUG）；第二阶段叫深入学习阶段，在两年内可分别获得学士（License）和硕士（Meitrise）文凭；第三阶段3年，可以获取“深入学习的文凭”（DEA）和第三阶段博士文凭（Doctorat　de　Troiseme　cycle）。这种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的选择性，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学习，获取相应的学习文凭，也可以继续深入学习第三阶段博士，直至国家博士学位。这样灵活的学制，有利于培养多规格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同时，采取这种逐步深化教育，有利于不断挑选人才，使大学把精力重点放在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上。　　　　
　　　　美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学，全球最好的大学也大多集中在美国。美国高等教育有三个特点：多样性、独立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人的素质与天赋的差异的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不应当只为社会培养一种规格的人，而应当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人，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专长的人。同样地，高等学校不能让人们接受同样的教育，而应当让每个人受到与他们自己兴趣与才能相适应的教育，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必定是多元化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正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其中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有超大型的，也有微型的；有四年制的，也有两年制的；有教学型的，也有研究型的；有男女合校的，也有女子学院；有综合化的，也有单科的。这种多元化的体制，不仅满足了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需要，而且也导致了美国高等学校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景观。　　　　
　　　　（2）关于研究型的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是根据卡尔　　　　
　　　　威廉　　　　
　　　　洪堡的建议，于1809年创办的。洪堡最早提出大学既要进行教学又要进行科学研究，所以自19世纪以来，柏林大学成了德国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在学习德国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从1876年起第一个采用德国新大学的办学模式。在过去的120多年中，美国已经形成了126所研究型的大学，虽然研究型的大学仅占全美国大学和学院数的3％，但却授予了占全国1/3的学士学位，近40％的硕士学位和80％的博士学位。　　　　
　　　　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虽然承担着从学士学位直至博士学位的教育，但重点却是放在培养博士的上面。尽管这些研究型大学收取学费很高，但是他们并不以追求学生的数量为目标。如1996年，加州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不足2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