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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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5日，我和夫人应邀赴广东省新会市、珠海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等地参观，具体考察创办私立大学的事宜。所到之处，受到各地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欢迎我去办学，并希望办改革型的大学，以便与特区的市场经济相适。但是，涉及到办学条件问题，他们只是表示愿意去积极争取，估计会有不小的困难。在珠海市，我认识了搞建筑的实业家袁尚瑜先生，他深为我执著的办学精神所感动。他建议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以它为舞台设法引入资金办学，即使不能成功的话，也可以利用它来开展一些教育改革活动。这是一个积极建议，颇符合我的意图，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对于基金会，我一无所知，特别是它作为一种半金融机构，审批是极其严格的。
在酝酿申请的过程中，在市人民银行工作的学生程明刚给我提供了许多咨询意见，学生陈天生捐赠了注册基金会所需的10万元最低本金，这才使得我申请基金会成为可能。
1993年12月3日，我和夫人乘公共汽车到汉口市人民银行汇报，张静行长在百忙中接待了我们。她的确是个大忙人，我不忍心耽误她的宝贵时间，仅用了半个小时把拟申请基金会的宗旨、任务和条件向她作了汇报。听后，张行长明确表示：“刘校长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现在仍关心教育改革，继续为推动教育作贡献，我们深为你的精神所感动，也一定支持你创办基金会的要求。尽管国家对成立基金会控制得十分严格，但是对你的申请，我们将作特例处理，希望你尽快提出申请报告，我们将特事特办，尽快批复。”张行长还建议，基金会的名称就叫刘道玉教育改革基金会，这既名副其实也更有号召力。我很感谢张行长的建议，但是考虑到诸多的因素，我对她说不用我的名字为好，并建议用“路石”这个名字，经解释它的意思后她也同意了。分手时，张行长执意要派车送我们回学校，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我对她说：“现在我们年纪还不十分老，身子骨还行，挤挤公共汽车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乐趣。”
按照武汉市人民银行的规范要求，我既没有找靠单位也没有请领导部门出具证明，而是以自然人申报的。市人行的管理部门，的确体现了特事特办的精神，大约十多天的时间就批复了我的申请报告，同意成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
按照规定，成立基金会还必须经业务领导部门批准同意，最后报市民政局审批并登记和办理社团许可证。于是，我首先到市教委汇报，魏华强主任十分重视，批示办公室主任从速办理，结果当场拟文、打印、建档，在一小时内办完批复手续。最后一道手续是到市民政局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时值元旦前夕，民政局的领导很忙，他们连日都在基层慰问，不到局里来上班。为了找到局长签字，社团管理处的处长开着车四处追踪局长，由于他们的关心，终于在1994年1月4日，正式批复成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在办理具体手续时，一位科长对我说：“刘校长，像办理你的基金会的批复，在我局尚无先例，一般的不需要半年也至少要三两个月，而你还不到一个星期，这就是得道多助呀！”
1994年1月5日，也就是在拿到市民政局关于成立基金会的正式批文的第二天，我和高伟动身到湛江和海南考察。此行是应湛江水产学院和中国南方（海南）教育发展中心等单位的邀请，到两地作学术报告和进行教育咨询。在湛江，由市教委主持，面向该市的5所大学的教师和部分中学的领导干部作了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课题》。次日，受到了湛江市市长等领导的款待，席间，市长希望我对湛江的教育发展提出咨询意见。根据考察的印象，我建议道：“湛江的高等教育基础不错，已有5所大专院校，且各具特色。但是，湛江的高教结构不合理，学科单一，无‘工’（工科）亦无‘法’（泛指法律和经济类专业）。克服这个缺陷的办法有二：一是打破部门所有制的框框，将现有5所专科学院合并为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填补本地急需的空缺学科；二是依托本地的大企业，新建一所股份制的工商管理学院，重点发展工科、经济、法律、金融、商贸和管理类学科，以适应湛江的‘大港口、大工业、大经济、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听后，庄礼祥市长说：“你的意见很正确，揭示出了我市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像你这样的意见，我们从未听到过，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和采纳你的建议。”
到达海南省后，我们受到了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教育厅厅长的热情接待，他们希望我对海南省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议。对于海南我并不陌生，它也是我想办中国实验大学的优先考虑的地方之一。因此，对于在海口办学，我似乎是成竹在胸。实际上，我是想“借鸡下蛋”，想借海南这块风水宝地，以实现我的教育改革的理想。于是，我建议说：“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享有特中之特的优惠政策，因此在考虑海南省教育发展战略时，一定要体现长远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和全新的观点。”据此，我又进一步具体建议道：“我希望在海南建设一座实验教育城，它由一个主体和两翼组成。所谓主体，就是在实验教育城创办一所全新的私立大学，培养国际通用人才。两翼：一是办一所非学历的发明创造学校，培养中国21世纪的发明家；另一翼是创办一个高等经营管理培训中心，也是非学历性的，主要是承担职前与职后强化培训，培养21世纪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听后，海南省主管教育的领导，无不拍案称赞，并决定次日约见省建设厅的负责人和琼山县县长，具体商定实验教育城选址问题。经过实地考察，各方一致同意把校址选在海口东北对岸的南渡江畔。但是，实验教育城像世上许许多多的美好愿望一样，由于种种困难，最终未能变成现实。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甘作铺路石（2）
我们到达海南的消息，很快在海南工作的校友中传开了。1月13日晚，他们在海口的“楚乐宫”举行了“欢迎刘道玉校长茶话会”，有100多位校友参加了。应各位校友的要求，我在会上作了致答词，介绍了新批成立的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宗旨和任务，吁请各位校友和社会各界给予支持。在会上，有不少校友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学生孙芳表示捐赠10万元，其他的校友也表示了捐赠的意向，以支持我以基金会为舞台，继续进行教育改革实验。
参加茶话会的有一位叫王少雄的青年，他是来自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位农民，为生计在海口打工。他用很流畅的文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基金会的支持。我十分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华，故特将他的信抄录于后。
尊敬的刘校长道玉先生：
我是来自湖北长江之滨洪湖水乡的农民。昨晚（元月13日），受海口“楚乐宫”
主人黄敬刚先生之邀，有幸参加了欢迎您的茶话会。茶话会上，您慷慨激昂而又深沉忧思的即席讲话，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而又感受凝重。您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文学家，更堪称为一位荣辱无置、坚定执著的教育改革家。您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不正是您为我中华民族迅速崛起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苦心孤诣的具体体现吗？您的追求，是每一个有民族感、有正义感的炎黄子孙莫不值得欣慰和骄傲的共同心愿。本人因家庭和社会的原因，虽无缘接受高等教育（此为我终身遗恨），但对您的辉煌无比的教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之情。古有“愚公移山，邻童跳往助之”，我难道不可以做一名“跳往助之”的“邻童”吗？如果说您甘做一块崭新教育体制的铺路石，我们能做一颗垫石的沙粒亦当荣尚之至。
本人为生计初来海南，尚属“打工仔”之列，愧无力解囊志资，但对刘老及其事业崇仰不已。遂缀联一副，并载以本人自创的“空体笔书”，敬献于大师，望笑纳。
楹联：“中华育才泰斗
南海唤潮健翁”
致诚
叩首
欲成为弟子而无资格的湖北农民
王少雄
1994年元月14日
1994年3月8日，在武昌新宜大酒店，举行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成立大会。
武汉市教委、武汉市人民银行、武汉市民政局的领导和关心、支持基金会的各界人士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我报告了基金会的宗旨、任务和筹备经过，选举了基金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和正副理事长。最后，会议还通过了由北京阳光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当代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11个单位联名起草的“致海内外各界朋友们的公开信”。现摘录如下：
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是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刘道玉教授的学生，大多毕业于武汉大学十年改革的黄金时代，曾受到教育改革春风的沐浴，也深受刘道玉教育思想的熏陶。改革使我们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使我们的个性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的展现。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宣传和实践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主张，使更多的青年学子受到教育改革的启迪，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特倡议：在“唯楚有才”的长江中游“沃土”的武汉，建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
……
我们发起这一倡议，其心是竭诚的，以期为贯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尽心尽力。但是，我们涉世工作不久，势单力薄，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我们真诚地向海内外各界朋友和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校友们呼吁，敬请您们奉献一片爱心。古谚云：“集腋成裘”、“汇涓成流”，虽说我们个人的力量微小，但如果大家都伸出友谊之手，慷慨解囊相助，那么这个基金会不仅可以建立起来，而且定会形成一股影响和推动教育改革的巨大力量！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果说“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是一朵山花，那么支持这个基金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就是她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甘霖。教育改革的深化，需要一批有胆有识之士的赞助。我们期盼着那一天——教育园地的“山花烂漫”之时，您们不仅将和我们共同分享教育改革的硕果，而且您们的大名和贡献，将和“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一起“垂辉映千秋”！
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英文译名为：The Foundation for Paving…stone Education Reform；Wuhan China。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陈良心和李可可，无偿地为基金会设计了标识性的会徽。他们从英文译名的缩写PSF，以抽象的艺术手法，把它们绘制成一个人（F）、一扇窗（P）和一卷书（S），以绿色为背景，把一组图形组合在一个圆形的图案中。绿色象征生命，图形寓意为：莘莘学子寒窗苦读书文。
基金会的精神文化是：爱心、敬业、参与、创新；为教育改革、为创造性人才成长、为通向21世纪铺路！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爱的学校
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以后，除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以外，对文化教育的消费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了。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人愿意向教育投资，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接受全程管理式的寄宿的教育，以便自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适应快节奏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应当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教育观念、消费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利己、利民、利国的大好事。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省成都市的卿光亚于1992年，在都江堰创办了光亚学校，开创了我国现代私立（或民办）学校之先河。接着，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广东、海南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
1994年10月，武汉市一家民营公司联合江岸区经委和谌家矶乡政府找到我，意欲合办一所民办的寄宿制中小学。鉴于我对这种模仿国外的寄宿制学校有一定的兴趣，有利于我进行全程跟踪研究，同时也考虑到有两级政府参加，具有可信度，所以我同意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名义参加联合办学。
刚开始，有少数人似乎不大理解，刘道玉曾经是大学校长，搞了一辈子高等教育，为什么在花甲以后又去办中小学呢？这是不是委屈了自己呢？对此，我自有个人的考虑，也有自己价值的判断标准。的确，如果从入大学算起，我从事高等教育40多年了，担任大学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研著成果也不少。那么，我为什么要杀一个回马枪，去当一个在有些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孩子王”呢？从根本上说，这要源于我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家的崇拜。在前苏联曾流行一种说法：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这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难道不是吗？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家普鲁斯卡娅、马卡连柯、凯洛夫、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等，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例如，苏霍姆林斯基在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小学和中学任教。为了进行教学研究，他亲自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年级和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对3700多名学生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出版了40多本教育学著作，从而成为一名当代著名教育家。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些思想家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事业，他们宁愿创办一所学校，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捷克夸美纽斯创办实验学校，德国黑格尔创办黑格尔中学，英国罗素创办比肯山学校，美国杜威创办杜威实验学校等。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27年辞去了东南大学教务长、教授之职，亲自创办晓庄小学和晓庄师范学校，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论著。
我仰慕教育史上的先贤，亦想步其教育实验创新的后尘。应当说，我参与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我的这一初衷的体现，我把它当作进行教育改革的舞台，当作推行我的教育理念的“实验田”。在办学之初，我在《办学情怀》一诗中，曾写下了我的这一心愿：
办学情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
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实验田”。
问君读书好去处？
别有洞天“树人园”。
家长学校携起手，共同擎起“艳阳天”。
怎样才能使这所新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