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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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地段和部门，要求作长期固守的准备。　　　　
　　　　武大防汛突击队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员，要求政治上可靠，身强力壮，具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很荣幸地成为这个突击队的一员。　　　　
　　　　我被编在武汉大学防汛抢险大队第三小分队，每队20人，担负武汉裕华纱厂（后改为国棉五厂）门前长达千米的堤防。那时最高水位已到29。73米，超过警戒水位3。43米　，这是武汉历史上164年以来最高的水位。当时，江面水位早已超出街面的高度，堤岸上完全是靠装有泥石沙的草袋挡水。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江水就像是从我们的腰际流过，汹涌澎湃地流向远方。我们的任务是24小时轮班巡查堤防，一是严防坏分子破坏，二是严密注视堤防渗水或决口，一旦发现险情，必须立即抢救，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间，我患过疟疾发高烧，得过肠胃炎上吐下泻，尽管学校领导动员我回校休息，但我仍执意不肯离去，和队友们在堤防上度过了105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直至全市防汛抗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说来也真巧，的确是“祸不单行”，1954年冬天又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　　　　
　　　　大学生生活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终生难忘。1993年是我进校40周年的日子，大约有七八十名同学回校聚首。我们重登珞珈山，再听雀鸟鸣，寻走昔日的羊肠小道，重访昔日旧居，回忆青年时代的趣事，煞是快慰。在座谈会上，我即兴吟咏了诗三首，以表达我对逝去往事的怀感：　　　　
　　　　一金秋时节进珞珈，许把青春铸才华。　　　　
　　　　校园处处留足迹，文章篇篇汗水洒。　　　　
　　　　二百年洪峰倾江下，长江岸畔披战甲。　　　　
　　　　“鸣放”本是正义声，反右枪把民生杀。　　　　
　　　　三别后你我各天涯，再会已是花白发。　　　　
　　　　盼君各自多珍摄，潇潇洒洒度余华。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在初中时，我读过诺贝尔的故事，对他产生了无限的崇拜。如果说那时的崇拜仅仅是一种情愫，那么到了大学以后，这种认识逐渐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我决心向诺贝尔学习，将来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　　　　
　　　　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我今后成为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创造了条件：一是大学拥有高水平的教授，先进的科学研究仪器，丰富的中外文图书期刊，这些是通向成才和实现发明创造的重要条件；二是诺贝尔因在化学领域里发明了硝化甘油和塑料而获得巨大成功，他是一名化学家，我把向诺贝尔学习与学好化学专业结合起来，认识到化学是发明创造大有作为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是一代热血青年，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那时的大学简直就像是一座“梦想剧场”，只要你进入这个“剧场”，你就不能不产生梦幻。就拿我所在的化学系53级来说，绝大多数同学都有着美好的梦想：有的要当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诺蒙洛索夫，有的要当牛顿，有的要当爱因斯坦，有的女同学要当居里夫人，而我却执意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　　　　
　　　　通向科学发明创造的道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只有那些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和敢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对于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对科学发明，我既不迷信也不存在侥幸的心理。　　　　
　　　　我深知，知识是智力的基础，没有牢固而又广博的知识，要从事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一味地死读书，而没有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那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既然目标设定了，于是我就从思想、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并以诺贝尔的伟大精神标尺，时时刻刻检验和校正自己的行为。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耐（奈）温将军”

　　　　苦学、巧学、博学，这是三种不同的学习态度，或称为学习方法。同时，它们也代表了在学习上的三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一般来说，苦学是基础，巧学是手段，而博学是目的。它们彼此的关系是辩证的，是相辅相成的。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我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学习规律，使我受益良多。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在三伏酷暑里，不用说看书写字，即使躲在树荫底下，那滚滚热浪也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我也始终坚持苦学不辍，或躲在教室的一隅，或钻到图书馆里，穿着土布缝制的长褂长裤，津津有味地自学。实在热得难受时，就到水龙头底下把头冲一下，或者用一条湿毛巾搭在头上，让局部略微降点温。那时，我耐热是出了名的，故同学们给我送了一个诨名，叫“耐（奈）温将军”（当时缅甸政府的最高的统治者）。　　　　
　　　　我在大学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但是十个寒暑假都没有回过家，这在同学们中是绝无仅有的。那时我实在太穷了，不仅买不起回家往返的车票，而且发一封8分钱邮票的信，也还要实行“计划经济”，更何况我希望把节省下来的助学金购买最喜欢的书籍。　　　　
　　　　这十个寒暑假中，除了学校安排的活动以外，其余的时间就是我自学的最佳机会，也是钻书店、逛图书馆最难得的时光。每当我进入到图书馆书库时，我被那陈列的几百万册中外图书和数千种期刊所吸引。古人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面对着这书的海洋，我像一个刚刚开始学习游泳的站在海边的青年，我思忖着：我何时能达到大洋的彼岸？　　　　
　　　　我越是发奋苦读，越是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也越发觉得时间不够。为了得到时间，我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把时间当成海绵中的水，用力去把它挤出来。于是，我萌发了把暑假当作第三学期，把寒假当作第四学期的想法，这至少对我是适用的。那时虽然我不能推广这种在国外早已实行了的三学期制，但是在30年以后，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却率先在全国试行了第三学期，开出了暑期计学分的选修课，受到了那些渴望拓展知识的学生们的欢迎。　　　　
　　　　在那“一刀切”的年代，寒暑假没有教师上课，我基本上是自学，也间或登门拜师，因为教师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一个敏而好学的学生。我学习的地方，大多是在图书馆和各个教室，当图书馆闭门的时候，我就夹着书本或在法桐树下，或在湖边，或在珞珈山麓，足迹几乎遍布到校园的各个角落。　　　　
　　　　在“第三、四学期”里，我阅读的书籍很广泛，从科普读物到教学参考书，从外国语到文学作品，我如饥似渴汲取所需要的知识。我朦胧地意识到，要“博”必须做到“杂”，但是多而杂并不一定能达到博。在大学里，我虽然牺牲了十个寒暑假的机会，但是我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自学能力，培养了广泛的学习兴趣，既从苦学中品尝到了读书的乐趣又提炼出了一些巧学的方法，并且为博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三点式”读书法

　　　　所谓“三点式”读书法，就是在读书中要抓重点、难点和疑点。这是我从苦学中总结出来的，我在大学的学习期间和以后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有效的方法。　　　　
　　　　在学习中要抓重点，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但是在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学习中准确地把握住书中之要。在我的同学当中，就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例子，如果对着相同的苏联的厚厚的两本《普通化学》，有的同学复习一两遍就可以考高分，而有些同学复习了一遍又一遍，多则可达七八遍，但仍然成绩平平，甚至成绩不及格，其区别就在于对所学的内容的重点掌握上。　　　　
　　　　对学习中重点的掌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既需要对全局的把握又涉及到理解能力。我的体会是：为了掌握学习中的重点，应当学会泛读和精读两种技巧，前者是浏览性质，窥其全貌，一目十行也无碍；后者是要分清主次，择其精要，力求做到过目不忘。同时，还要加强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锻炼，它们是理解能力的基础。古人历来十分强调：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疑则不进。凡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越爱思考的学习好的学生，他们越是喜欢向教师提问，越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他们越是不爱提问，即使提问，往往也问不到点子上。学问、学问，知识是问出来的，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能获得真知。在大学期间，我是爱提问题的学生之一，这要得益于我爱自学和思考的习惯。在我国大学课堂上，是不许学生当场发问的，更是忌讳与老师辩论或是指出其错误。老师给学生发问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一般是在答疑课上，但是在课前或课后，一些“快嘴”学生也会把教师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疑问。　　　　
　　　　我作为班长，与各科教师接触的机会无疑比其他同学多一些，有时到教研室或实验室给老师送练习本，也偶尔利用星期日到老师家里联系工作，此时我会不失时机地请老师解答学习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因此，在学习上我似乎多了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但是，我思想并不保守，当同学们向我问疑难问题时，我会耐心地给他们作解释，或主动地把老师给我的答疑转告给同学们。　　　　
　　　　带着疑难问题自学，这是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掌握其中的难点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于是，在大学学习期间，我采用了一种看似很笨但又受到一些同学欢迎的方法，这就是编“课程疑难问题汇集”，每一门课编一册，从课程开始，到期末考试总复习时辑成。疑难问题的来源有三：一是老师出的思考题，二是我自己提出的，三是从部分同学中搜集到的。这是一项相当费时的浩大的工程，应当是由研究教材教法的专任教师来完成的，而由一个学生来完成，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时间，我一边要上课学习，一边又要汇集疑难问题。　　　　
　　　　时间从哪里来呢？还是一个“挤”字，把零碎的时间聚集起来，“化零为整”，把任务分散，以“化整为零”。为此，我放弃了星期日休息，放弃了午睡，有时还要牺牲文体活动时间，晚自习熄灯以后，就躲在路灯底下夜战。就这样，凭着恒心和苦功夫，我完成了每学期编“疑难问题汇集”的任务。虽然它很粗糙，甚至有疏漏，但毕竟是我的创新学习的尝试，它甚至成了同学们的“传抄本”，对我们的学习曾起到了一些辅助的作用。　　　　
　　　　“三点式”读书法的第三个层次是“疑”，这里的疑不是疑难，而是“怀疑”之意。读书切不可迷信，如果迷信古人、迷信权威、迷信书本，那么人类的认识就停滞不前了，科学技术也就不会向前发展了。但是，大学生在学习阶段，由于知识的局限，容易对书本产生迷信，很难对权威的结论产生怀疑，这可能是束缚大学生创造性的原因之一。　　　　
　　　　怎样才能使大学生从迷信书本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呢？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他们敢想、敢于怀疑和敢于争鸣的精神，指导他们以科学研究的态度进行学习。其实，科学研究并不神秘，在大学的教科书中，不仅没有穷尽真理反而还存在不少未明的问题，在科学史上有不少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就是由一些未出茅庐的年轻人完成的。　　　　
　　　　过去，我们在上课时，有些老师常常这样说，“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科学上还不能解释，只能暂时把它搁起来”，“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或者说“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有争论，尚不能作结论”。可是，遗憾的是教师仅仅提出了这些“疑”，但是没有引导学生去试图解开这些“疑”。至少我们应当反思：科学上不能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不让学生试图解释？自己不明白的问题，难道学生也一定弄不明白吗？对待科学上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为什么不引导大学生争鸣呢？即使无助于争辩问题的统一，但至少有助于培养大学生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大学学习阶段，我是爱钻“牛角尖”的学生之一，特别是对那些怀疑的问题，喜欢思考和研究。我记得大二学《有机化学》时，我对有机化学反应中电子效应的定性解释不满足，于是试图给出定量的描述。那时既没有学过《量子化学》也还没有开《物质结构》课，我仅仅是从经典电子学的知识出发，写了一篇《有机化学反应中电子效应定量描述初探》的读书报告，既没有交给老师审查也没有寄给学术刊物。这篇报告的学术价值是不值一提的，它只是反映了我的研究式的学习方法，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意识在我思想上最初的形成。　　　　
　　　　“三点式”的读书法，其中的三点并不是孤立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时候，重点很可能就是难点，而难点一旦被攻克，那就自然成了必须掌握的重点。难点与疑点也是辩证的，难点克服了，就不再为其难了，但是有些难点本身就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疑点，一旦疑点被证实或证伪，就会导致新的发现或发明。因此，在“三点式”读书法中，探索疑点是学习中的最高境界，是适用于创造性人才的学习方法。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通过俄语自学英语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想使工作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准备好为完成此项工作必需的工具。这里的器，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不同的器械、器物、器材、器具、工具等，对于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器”。　　　　
　　　　对于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来说，除了拥有和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实验仪器、技术方法以外，外国语尤其是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它是观察世界动向的“耳目”，是与国外同行交流的工具，是新技术竞争时代的一种生存技能。　　　　
　　　　说来的确有些奇怪，一般来自农村的学生，有一部分人对学习外语乏味，或者存在语言上的困难，然而我却很喜欢英语，不仅对外语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几乎是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国际形势十分严峻。那时，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于是中国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向苏联“一边倒”。与此同时，针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又提出了进行反对“亲美、恐美、媚美”的教育，以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有的教会学校都被取缔，各类学校中开设的英语课都停止了，教授英语课的老师也改行了，而俄语成了各级学校第一外国语，实际上是惟一的外国语，因为除了它以外，诸如英、法、德、日等其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