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有的教会学校都被取缔，各类学校中开设的英语课都停止了，教授英语课的老师也改行了，而俄语成了各级学校第一外国语，实际上是惟一的外国语，因为除了它以外，诸如英、法、德、日等其他外语课都停开了。　　　　
　　　　从学习俄语的角度看，我的确是个幸运儿。当时，很多大学刚刚进行启蒙教育时，我在高中已接受三年的俄语教学了，而且我们的俄语教师王文轩还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她不仅具有纯正的语音，而且还向我们讲述了很多苏联见闻，为我日后学好俄语打了很好的基础。　　　　
　　　　在大学期间，我的俄语学习成绩一直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我并没有满足于卷面上的成绩，我的目标是达到“读、听、说、写”四会，真正熟练地掌握这门语言工具。我没有停留在普通教学进度上，采取了超前的学习方法，争取读得多一点，学得好一点。学习俄语一般是安排在早读时间，多数同学拿着俄语课本，在林间小道上边走边读，或坐在草地上背诵“生字本”。然而，我的学习方法有些与众不同。每天早读时，我总是带着俄语课本、《俄汉小辞典》、一支铅笔和用废纸缀成的草稿本，到文学院教室的一角坐下开始学习。我学习俄语的方法，自己取名叫“联动法”，开动全部感官（耳、目、口、手、心），做到眼睛看、口里读、耳朵听、手上写和心里记，这是一种全方位高效的学习方法。我曾做过试验，用这种方法在45分钟内，最高可以突击记住100个俄语生字。很显然，采用这种方法不能站着或躺着学，只能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只有“四动”才能达到“四会”。　　　　
　　　　在学习俄语时，我也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记生字、背课文和抠文法的传统的方法上，较早地开始了“在使用中学习”的方法。大约从大二开始，几乎是每门课程我都要从图书馆借一本俄文版的科普小册子阅读，如《门捷列夫周期表》、《布特列洛夫传》、《合成橡胶》、《塑料之王》等，以增加化学专业词汇量，学习科技俄语的写作方法。在学习政治课《联共（布）党史》时，正好我从旧书店买得一本原版书，将它们对照起来阅读与理解，既可以加深对原意的理解，又可锻炼我阅读俄语原版书的速度。　　　　
　　　　那时，俄文书籍非常便宜，所以化学系图书室里的俄文参考书很丰富，俄文期刊也很齐全。但是，与科技发达的美国、英国、德国相比，俄文的化学文献资料还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在检索文献资料或查阅工具书时，如果不懂英语或德文，就如“火中取栗”，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我心想：即使俄文再好，面对着浩如烟海的英文资料，如果不掌握英语这种工具，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化学家是很困难的。从大三开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如有可能，还要学习日语、德语，多懂一门外国语，就是多掌握了一种通向成功的工具！　　　　
　　　　但是，在无教师（不是没有而是不敢教）、无材料、无器材（指电视机、收录机、收音机）的情况下，要学英语谈何容易呀！　　　　
　　　　我是如何开始“牙牙学语”的呢？说来现在人是难于置信的，用的是一种十分笨拙的办法——通过俄语学习英语。　　　　
　　　　有一次，我在汉口交通路的外文书店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本苏联人编写的供苏联人自学英语的书，如获至宝地把它买了回来。这就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我开始从俄语注音学习26个英语字母，学习国际音标，学习每一个字和俄英对照的简单句子。　　　　
　　　　很显然，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虽然英语学习起步了，但我也怀疑这样会不会事倍功半呢？特别是英语与俄语之间在音素和音色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英俄和俄汉几次注音的转换，很可能使英语失去了原汁原味。于是，我还是想拜一位英语教师为师，请他校正我的俄式英语发音，介绍学好英语的方法。　　　　
　　　　那时，要找一个英语专业教师是很困难的，因为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英语系合并到中山大学去了，英语教师也一锅端了，武汉大学的英语系也改名为俄语系了。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化学系的一位名教授，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英语特别棒，他平时讲课，也间或使用英语。但是，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他就失宠而成为“反面教员”了。　　　　
　　　　在当时，与所谓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接触是犯忌的，一般人与他们都是保持“距离”的。但是，由于对学英语求知若渴，我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晚上偷偷地去向这位教授请教英语。作为教师他依然是来者不拒、诲人不倦，帮助我纠正发音，介绍学好英语的诀窍。他说，学以致用是古训，学习英语尤其应该这样。一般人总是把学与用截然分开，学习的时候单纯记忆词汇和语法规则，等到累积大量词汇以后，再去阅读原文。其实，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学习英语应当尽早地进入到阅读阶段，以阅读原著为中心，读不懂就翻字典，一遍记不住就多翻几遍，以阅读带记忆，通过阅读学习文法和翻译技巧，这样由慢到快，直至达到熟能生巧。　　　　
　　　　根据以后我学习外语的体会，上述方法的确是有效的。不仅学习英语，而且在学习俄语、日语中，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它对于我掌握外国语这种工具，对于我从事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学习

　　　　在大学学习期间，遇到疑难问题时，我喜欢思考，对一些牛角尖问题爱深究，并且结合课程写过一些小论文。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做研究工作，只是一种科学研究意识的萌动，至于如何做科学研究工作，我那时还是一窍不通的。　　　　
　　　　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我们最后一个学期是毕业论文时间，在毕业时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只有全部必修考试成绩合格，毕业论文通过评审委员会的答辩，方可获得合格的毕业文凭。那时没有恢复学位制度，故没有向我们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约180人，要全部安排在校内作毕业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既没有实验室也缺乏指导教师力量。选择作毕业论文的单位必须专业对口，派遣学生去作毕业论文的校外单位大致是三种类型：一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二是工业部门和地方性的研究所；三是具有一定研究条件的厂矿企业的中心实验室。　　　　
　　　　我们那一届毕业班，被派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作毕业论文的只有两个队，一是赴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毕业论文实习队；二是赴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毕业论文实习队。我是被派往大连队的队长，这个队共由5人组成，三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　　　　
　　　　一般来说，学校对派往科学院研究所的人选颇为重视，既要求政治上可靠又必须学习成绩优秀，不仅要出色地完成毕业论文，而且规定不许出现任何纰漏。学校领导对我们说，你们是学校派出的先遣队，一定要作出最上乘的表现，你们既要为以后毕业班的同学去实习开路，更重要的是还要为今后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分到研究所工作建立信誉。　　　　
　　　　我们深知使命重大，决心全队团结一致，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不辱没校誉！　　　　
　　　　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创建于1949年3月，是国内历史悠久和研究力量最强的科研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当时该所第五研究室作毕业论文，该室主任是郭和夫先生，我的导师是张晏清副博士。我记得，导师第一次会见我时，向我讲明了大学生作毕业论文的意义、目的和要求。他说：“你们现在的角色，既是一名实习生又是一个研究人员，要把毕业实习与做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出成果。”　　　　
　　　　郭和夫先生并不具体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但是他作为室主任，对培养年轻人十分关心，我有什么疑难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他那时大约40岁左右，汉语说得很吃力。他是郭沫若先生的长子，出生在日本，也一直在日本接受教育，解放后方回国工作。他为人十分谦虚，有一次我在图书室碰到他，向他请教如何作科学研究，他很耐心地对我说：“作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的，具体地说要抓好四个步骤：选好题、开好题、做好题和结好题。选题最重要，要有明确目的性，理论与实际结合，当前与长远兼顾；开题是写好开题报告，实际上是制定一个研究计划的可行性报告；做好题就是通过实验，实施其研究计划，这是整个科学研究中的重心部分；结好题是出成果阶段，整理实验数据，撰写论文或研究报告，鉴定研究成果。懂得了这些步骤，就掌握了作科学研究的基本要领，当然还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提高过程。”　　　　
　　　　根据导师的意见，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硫化物和氮化物对铂重整催化剂中毒的效应”。这个课题是张老师的整个研究方向的一小部分，对于改进汽油的质量，提高其燃烧值，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当时我国石油勘探与开采还十分落后，面临着能源短缺的严重危机，我为能够参加这样具有明确应用目的的研究感到十分高兴，这也是我在那里废寝忘食工作了135天的动力。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时正是大连的黄金季节，那里有旅顺海军基地、一•；二九大街、斯大林广场等景观，受苏联的影响较深。那时，我作为学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到大连，但吸引我的并不是绮丽的风光和蔚蓝色的海洋，而是大连石油化学所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在四个半月的时间内，无论是平时或是星期日，我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甚至连旅顺港我也没有去参观。惟一的一次奢侈，是去一家稍有档次的照相馆，租了一件西装上衣和领带照了一张毕业照，总共花了两角钱，为那次在大连作毕业论文留下了纪念。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刻苦努力，到六月底，我的毕业论文的实验工作已告一段落，获得了撰写论文所需要的实验数据。按照导师的要求，我起草了一份毕业论文写作提纲，经导师审定以后，我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论文初稿。经导师审改以后，我用复写纸抄了三份，一份交研究室存档，一份带回交化学系作为学生成绩入档，我自留一份。按规定，研究室主任郭和夫先生还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论文答辩委员会，除我的导师张晏清先生以外，还有同研究室其他研究人员。　　　　
　　　　答辩是按正规程序进行的，首先由我报告论文，重点是研究的目的、意义、实验方向和研究的结论。然后，是回答评审委员和与会者的提问，我基本上都作了完满的回答。最后，评审委员们肯定了我的工作，给予我论文“优秀”——最好的评价。　　　　
　　　　回校后，我向化学系领导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们认为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实习任务，为学校争了光。我的论文《硫化物和氮化物对铂重整催化剂中毒的效应》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1959年第5期上，是同届毕业生中达到发表水平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之一。　　　　
　　　　通过毕业论文实习，我的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个合格的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能够掌握各种实验技能，具有熟练地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这是从实践中体会来的，对于我科研素质的养成，为以后从事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学习打下了初步基础。每当我回忆往事时，对于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的那一段实习生活，总是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的确是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摇篮。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1）

　　　　我们那一拨上学的大学生，正值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其间形势多变，政治运动频繁，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运动等。　　　　
　　　　这些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对我们的思想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55年夏初，《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目的。”根据当时中央的批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着又转入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高等学校历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鉴于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较长的老校，有不少的教师和职员是从国民党时期留用的，于是武汉大学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肃反的重点单位。在中央的通知下达后，武汉大学立即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并决定从干部和大学生中抽调108人脱产专职从事肃反工作，我也是那次被抽调的脱产“干部”之一，条件是停学一年，延长到1958年毕业。　　　　
　　　　面对学校党组织的决定，我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的信任，有一种光荣感，能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一份贡献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又怕丢了学业，推迟毕业时间，这与我“三级跳”式的学习经历和超前的个性是相悖的。特别担心在肃反工作结束后，把我们转为政工干部，这又与我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矛盾的。经过思想斗争，我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因为那时我已写了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愿意做一个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肃反干部，我对学校肃反工作的全局情况完全不了解。那时，肃反工作分成了办公室、专案组、材料组、外调组等，我被分配在外调组，由于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所以我对其他各组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据后来的统计材料称，那次立案审查和被批斗的人共73人，约占教职工人数的8％，这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关于反革命分子占1％3％的估计。　外调组的工作犹如采购组一样，我们根据材料组或专案组提出的调查提纲，找相关人调查，索回他们所写的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签章的证明材料。外出调查一般是一个人，有时也有两人同行的，但大多时候我是一个人执行任务。在调查中，如果是公职人员问话，一般有该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如果要提审在押犯人，我们只能把调查提纲交给监管人员，由他们提审，我一般不能参加。总的来说，调查工作是顺利的，完全是按政策行事的，但也有时遇到证人亡故或线索断了的，这样就不得不无功而返了。　　　　
　　　　那时，交通、电信很落后，外调工作十分艰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去外调的地方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六省30多个县100多个单位。　　　　
　　　　在湖南的零陵、新化、洞口等县，只能步行翻越陡峭的山峰；在广西的县城，只能坐人力单车；在河南，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引起的供给紧张，有时吃不上饭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