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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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侮辱抗战有功的军人荣誉。于三十五年六月廿三日，将各报馆完全捣毁。我竭力劝导压制，幸未伤人。正动身回部，刚至十字街口，适汤总司令闻讯赶来，我劝止其亲去现场，并对他说：“我的地位低，他们认为不是出气的对象，且经常出面调解滋事，与带头闹事者多已面熟，多少卖点情面。风波现已平息，见到你事态反将扩大，可能被殴辱。”汤不听我劝阻，驱车前往。我即急步赶去。各军官散而复众，振臂汹涌，我即快步上前，以身挡汤，大声对群众说：“汤总司令对大家非常同情爱护，他善意前来，为大家解决困难……。”汤见群情激愤，也只有微笑点头，总算没有被殴。一场风波，勉强应付过去。但各报馆被捣毁，不甘损失，要求赔偿，汤令兵站司令吴求剑（吴现寓美国洛杉矶）估价赔偿，花了一笔相当大的公帑，才息风波。
说起来这些编余军官，也实在可怜和值得同情。抗战苦撑八年，一旦胜利，被编余失业，被人讥为“惨胜”，且因整编不公，杂牌部队多被编散，嫡系部队仍保持完整，大家自然呼号闹事。有人指受中共暗中策动，初时并无政治色彩，完全为了“失业”及“气愤”，他们实皆爱国爱民的军人，也不忍骚扰人民，对我们维持治安人员苦口婆心的劝导，也深为感动。见到在当地闹不出结果，乃向南京国府请愿、哭诉，仍不获效果，再组织哭陵团，向国父陵墓哭诉。
三十年五月五日，国府还都南京。五月廿八日，特派汤恩伯为首都卫戍司令，我仍任第二处处长。为控制京沪线治安，特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汤之爱将陈大庆，适在无锡养病，特任陈为指挥所主任，命我兼任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实负江南全部治安）。五月三十一日，国府发表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陈认为这班军官总队闹得太不像话，拟亲往弹压，阻止他们哭陵。我用电话通知其副官劝阻：“他们见到总长，正是出气对象，可能被殴辱，如用武力弹压，势必流血。”陈诚有点不信，驱车亲往观察，他们啸众戟骂：“把他拖出来打死！”幸陈机警，车未停住，突围脱险。目击众怒难犯，也只好忍气吞声，默尔而退。（编者注：“哭陵”事件背后主使者即为中共间谍郭汝瑰）
哭陵团向国父哭陵，表面上只向国父哀诉，对政府形象没有破坏，实际对民心、士气打击极大。其祭文内容，我还记得两句：“……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使一班军人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加以报纸大肆渲染，使大家都掬一同情泪。嗣后国共大战，国军士无斗志，土崩瓦解，此哭陵文无异造成四面楚歌，致令国军全面败绩。美国出面调解，国军本可保持大半河山，卒因决策人士自以为“三个月可打败中共，六个月可予肃清”，结果反被中共打败、肃清，实深浩叹！
蒋先生本由军事起家，由枪杆子掌握政权，他所倚赖的心腹，多系军人。这些决策将领，或因能力不逮，或因心地狭窄，囿于派系，没有起用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实为造成失败之原因。对于军官总队之闹事，当局只令治安人员压制处理，我们挨骂、挨打，苦口劝导大家，他们也知我亦抗战之一卒，所受苦难，不比他们少，勉强受劝安定下来，但只是临时治标。
我不断向层峰建议：辅导他们转业或利用其军事所长，派其领导地方团队，使负治安责任；对有办事能力者，安置地方行政工作；对年老体弱及残疾者，优恤退休。中央空言表示接纳，但久久不见实施，大家不堪久等，一部自谋生计，或投靠亲友，甚有愤而投共者；一部坐领微薄恩饷，直至放弃大陆，不了了之。
撤台之后，有一天，汤先生、林蔚和我，饭后谈起复员及编余军官处理问题，他们坚要听我“高见”，我以事过境迁，本不想多说，既承诚意“下问”，仍以辅导及导其转业作答。以后台湾退役军人辅导转业，办得相当成功，是否受我“愚见”影响，或不谋而合？中共的办法，对编余（退役）人员，多予改业或派充基层干部，对被俘投降国军下级官兵，大都编队劳动改造，很多苦役至死。一部送往新疆，编在生产建设兵团，令其屯垦边荒，犹如奴工营，但亦有实际成效。
五十年代初，我到战败国的日本，细心观察他们对复员官兵及阵亡者安抚办法。除民间对战死、残伤及复员军人，无上尊敬并竭力帮助外，政府提出惊人抚恤预算，报上大幅评论，谓足使政府“破产”、“亡国”。我才体会到日人勇于战死的原因。
六十年代我来美国，目击他们对军人优厚待遇，对伤者全力救护自不必说，死者的尸骨，无论经过多久，仍找寻归葬烈士墓。我们与其相比，万分汗颜。多次战役之后，尸横盈野。如孟良崮战役，大家不愿担此善后，我自告奋勇，亲去救护，对伤者或扶行或抬运，遍野遗尸，工兵只铲上几铲泥，哪有什么装棺埋葬？上海保卫战，国军凭坚固工事扫射，共军猛扑两周，阵前积尸如丘，遮蔽射界，据报死伤十二万，草草掩埋。内战本系可耻的战争，不论国军共军，都是我同胞。与复员对称是动员，国军的动员是“强拉”，后因壮丁逃避，无兵可用。中共动员是“诱骗”参军，可得分田地，乡民视田地为命根，加上共党说服力，故有用不完的兵源，以人海投入火海。此亦国共军事胜败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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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孟良崮会战追忆
新四军自皖南被解决后，陈毅、邓子恢等率领残部，退往江北；利用复杂地形，交通不便，日、伪力量不及，在政委刘少奇、饶漱石先后积极督导之下，中共优秀将领陈毅、粟裕、王必成、谭震林、张爱萍等，经多年整军苦练，逐渐形成有力军团。中共为健全本身组织，内部实施整风运动，严整纪律；为讨好当地平民，打倒豪绅地主，将田地分给贫民，扩大参军，有用不完的兵源。
三十五年六、七月间，蒋主席命令汤司令官成立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暂设常州。余奉兼第二处处长，主持肃清江南散匪（各地土匪、湖匪及中共地下游击队）、搜集江北军情。不久、李默庵接替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移驻江北南通。李是黄埔第一期优秀将领，也是蒋主席的心腹。余仍兼任第二处处长，去南通略事部署，令副处长蒋剑民代理职务，即将江南。三十六年元旦，再去南通，辞去兼职，推荐蒋剑民接任处长，季仲鹏等为科长。
同时，蒋主席令汤总司令在镇江指挥第七十四军（注一）张灵甫（注二）【析世鉴： 原文注释从略。】、一百军李天霞等渡江，沿运河线北上，与东南李默庵部齐头并进。共军则节节顽抗，战斗相当激烈。第一关即共军号称“铁的南天门”邵伯镇（江苏省江都县北，地据水陆交通之孔道）。二十五军黄百韬派一○八师三攻不下，黄调该军健将四十师师长陈士章上阵，一鼓拿下铁邵伯，并连克高邮；在高邮举行双十国庆，李默庵亲去授奖。各军继续轮番进攻淮阴、涟水等地、共军均坚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七十四军损失兵额，一时无法补充，将所俘虏几千共军补入，以后孟良崮战役，到了最后关头，“共俘”掉转枪口，与招致失败有关。
汤伯恩往鲁 成立兵团部
共军主力自苏北远退鲁南。蒋主席一面令李默庵绥靖苏北，一面令汤伯恩赶往鲁南，组成兵团部，继续追击。我奉令同行，于三十六年初春，到了临沂。军中业务本较单纯，按美军编制，第二处业务专为研判敌情。汤因所辖部队，均系就近拨其指挥，不完全了解各军素质；为了知己知彼，要我提供“敌我”双方情况。
敌情：新四军在优秀政委及强悍军干领导之下，经多年生聚、整训，已逐渐形成有力军团，已如上述。日本投降时，又收编多股伪军，收缴日、伪很多武器，只是缺乏重兵器，不能固守及攻坚。但有不少迫击炮，运动方便，杀伤力大。第二处为搜集当前敌情，原设有谍报队，队长徐志坚，广东人，队员则多外省人；人地生疏，语言各异，一开口即引人注意。而共方民运工作早有广泛组织，故我谍报员下乡探查敌情，多有去无回，被其杀害。幸鲁南行政专员王洪九系本地人；因共方实施清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固大欢喜，官绅则恨共入骨。王为地方长官，自然代表反共。王姓又为鲁南大族，公私关系极广；由其代为侦查敌情，故我能了如指掌，中共对其恨之入骨。以后中共统治大陆，王洪九改名换姓，逃出后，从事营商；在偶然机会中，余竟得与其一晤。
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新四军已编成十多个纵队，纵队即系游击队蜕化为正规军的前身。共拥有二十几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民兵，随时可补伤亡损失，随补随跟老兵一起打仗，不像国军重视制式训练。共军在实战中学习作战技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弥补军事上之弱点；运用党的组织力量，发挥勇敢的战斗精神，虽退不散，虽败不溃，已非乌合之众，已形成野战军雏形。处处找寻国军弱点，伺隙主动出击。在苏北、鲁南，曾经多次剧战，国军虽胜，但元气大伤，且补充困难；补充之后，又须长期训练，始能恢复战力。
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驻防北桃墟，陈毅曾想吃他，倾力猛攻，血战数昼夜。该地乃南北交通要道，大炮运动灵活，张部扼要猛轰，予其重创；东西又系高山，共军无法合围，乃知难而遁，张部伤亡亦重。此役获胜，实因有利地形，炮火发挥威力；现今上峰认识错误，竟令该军进入绝对不利之险地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以致全军覆没。
我方：大家都知道中国派系复杂，军队派系更复杂；所以欧美“统帅术” 不能完全适用。汤司令官久历兵戎，有他一套统御术；其本人队各部队长，除详细分析当前情况、任务，指导战术运用外，并尽其所能，解决所部困难，予其精神上、物质上之满足，鼓舞士气，争取胜利。同时也要僚属多与各军接触，了解其素质、纪律、情绪、忠实性、团结性、战斗力等等。这些繁文叨叨，本不想写入我的回忆录内，但与胜败有密切关系，甚至国军全面失败，即肇因军心不团结，士气不振；故特扼要写一点，举一例百，为后人殷鉴。
我与张灵甫多次来往，成为好友；他满腹怨怼，很气愤地的对我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现在迫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他所说“有人跟我过不去”不知其所指何人？又不便向其追问。可能张的态度傲慢气盛，得罪了人。当时我还听到一些不利张的讽言：南京国防部、徐州陆总部（总司令顾祝同驻徐州主持中原战事），及鲁南若干将领，私下闲谈，批评张灵甫是“一头懒牛”，不肯用力，每次作战，他总是“鬼叫”。这些情事，我曾向汤司令官报告，张也曾向汤面陈苦衷，汤也转报南京；南京除嘱张逢山开路、排除万难、枕戈待命外，别无指示。事后有人说：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编者按：疑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主管作战事务）刘斐，主持作战，暗通中共，有意消灭七十四军；余不敢妄断，姑提一言耳。
一百军军长李天霞，聪明活跃，表面工夫较积极，军纪欠佳，战力亦较差；盼望南京多派男女政工员来劳军，鼓舞士气。李的资历较张灵甫深，两军编成纵队，张受李指挥。自苏北打到鲁南，经过多次激战，张有怨言，他对我说：“硬拚牺牲是我，有功是李天霞。”我也向汤司令官直言，并提出警语：“两军久战，张部已成外强中乾，李部犹如强弩之末。”
黄百韬老成持重，忠于职守，治军严明，把二十五军整训得人强马壮；因常受黄埔系排挤，故战战兢兢，有时为讨好友军，应援特别卖力。如后来南麻战役，陈诚系大将胡某被围，黄奉命援救，血战三昼夜，牺牲官兵三千多，而胡在蒋主席的面前，只轻描淡写提黄应援；幸视察组长李觉亲自观战，向蒋实报，授黄青天白日勋章（编者按：南麻战役发生于三十六年七月。黄百韬于三十七年九月得青天白日勋章，系因黄泛区大捷有功）。但不幸因此引起邱清泉、李弥等眼红嫉妒，以后黄在碾庄被围，彼等竟坐视不救。
徐蚌会战爆发后，黄升任七兵团司令官，率部7万人在碾庄被华野重兵集团包围，黄率部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坚守了15天，（1948年11月8日…11月22日），给华野造成了巨大伤亡，使战后粟裕紧张地一下昏了过去。这比起王耀武率10万大军守坚城济南只守一周，形成了鲜明对比。
碾庄战役结束后，黄百韬与25军付军长杨廷宴一起突围冲了出来，在途中，黄百韬对杨廷宴说：“我年老了，跑不动了，你们走吧，。。。。。。。。”后黄百韬随即拔枪自杀殉职。
自杀前，黄百韬拿出名片一张，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副军长杨廷宴，请其转交蒋介石，以表示其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职业军人决死的立场和决心，这与那个时期一些黄埔系和杂牌亲信将领被俘和主动献印投降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十八军李良荣，远驻海州，我们只见过几面。李笃信宗教，对不信教者，都异样看待；自奉刻苦俭朴，嫉恶赌贪，因过分诚实方正，易受人欺愚。治军亦甚严谨，步步为营，无大成就，亦无大过错。
第七军及四十八军编成一纵队，受张淦指挥，此军乃李宗仁基本部队，作战经验丰富，但与中共互相猜忌，军心不附，指摘当局待遇不公，没有与蒋嫡系同样补给。如令进攻或应援，懒洋洋不肯尽力；遇敌来袭，才肯奋力拚战。我听到他们的论调：“硬仗总是我们担当，补给总轮不到，没有美式装备；所有的枪械，自北伐用到现在，口径愈打愈大，已自七九变成九七了。”汤司令官无权更新其装备，只挪拨一些临时费，给他们聊作犒赏。
六十五军李振，系粤军轻装部队，士兵因远离家乡，不会潜逃，军心团结。因言语不通，生活习惯各异，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军风纪稍差，阵容不整，懒于构筑工事固守，善打流动仗。
五十七军（编者按：应为第九十八军，军长段霖茂，整编时番号为整编第五十七师）乃刚补充完成之部队，调来临沂，暂充警戒任务，仍在积极整训中，不能担任主要作战。我与段军长见过一面，大家都忙于工作，没有长谈，对其素质、战力不甚了解。尚有几个临时受汤司令官指挥的部队，各因戎马倥偬，与他们有无见过面， 我已记不起了。
孟良崮会战 七十四军覆灭
战事未发动前几天，七十四军在孟良崮一些石洞中搜出不少便衣人民，请示兵团部如何处置？汤司令官派我前往处理。我略询问，他们都说是：“本地人，怕拉夫，藏身石洞。”
但也可能是共党分子。我没有时间详查及处理，当即指示：如确系本地避难者，即予释放；对可疑者，移送地方政府办理。我顺路视察沿途情况，都是崎岖山路，见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困难。因多岩石，极难构筑工事，大炮不能运动，拉拉推推，变成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