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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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快到报福镇，通降大雨之后，山洪暴发，要过一河（发源天目山北麓），没有桥梁，用大石立墩排列，须一步一步涉水踏石而过。当时水流湍急，两岸行人都观望不敢涉险。王急于达成任务，不听别人劝阻，冒险过河，才踏上第三石墩，即被急流冲去淹死。我闻讯后，立刻飞骑遄越峻岭，亲往捡葬，埋骨报福镇。以这样一个童年爱国志士，即为忠于使命，牺牲宝贵生命。我除痛哭一场外，每念及此，今仍痛伤！
又，发源天目山南麓的河流，流经绍鲁，清澈湍急，有些汇水地方很深且有漩涡，我们常在河里洗澡、游泳，但避去深潭。队员练永华，略懂水性，有一天，练与几个同伴戏水，被急流冲入深潭。我得报后，立即赶往跳入潭中，与几个能游泳者一起搜索，久久不得影踪。傍晚浮出水面，已回天乏术。练籍崑山，原上海工人，强壮活泼，我每次骑马远行，如去淳安、安徽宁国等处接洽公要，他常随马奔驰，系我心爱子弟兵之一。又死于水，我心十分痛悼！将其葬于绍鲁。
我们行动队表现优异，声誉卓着。很多游击队纷求参加，如：
（一）平湖黄八妹率人枪来附。我令其驻绍鲁山边庙里，予以集中训练，严整纪律，委其担任太湖游击大队长。她本普通妇女，和善信佛，与夫谢友胜贩盐为生。因敌伪部队经常下乡扫荡，奸淫妇女，老幼均受蹂躏。即躲藏芦苇中，亦常被其搜出，每每一个妇女，被多名兽兵轮奸，实在难忍痛苦与凌辱。乃啸聚受害村民，自动组成游击队。她经常携带长短两枪，大家叫她“双枪黄八妹”，雅号黄百器，并非双手同时能发枪也。她的部属，本皆乌合之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只能发射枪弹，一部分还不会用枪。我派人教导军事知识，简单操练射击技术。他们都是纯朴农民及商贩，经过几月训练，初具游击部队规模，乃分批潜回原地。原仅一百余人，因能运用本地男女老幼为其助力，或为耳目，无形力量已扩展全县，当以万千计。我给她的任务：
（1）保卫乡民。敌伪军下乡扰民时，对其偷袭或伏击；如大队来攻，则退避隐伏。
（2）破坏敌伪搜括。平湖乃鱼米之乡，敌伪经常向当地贱价搜括食米物资等。设法予其破坏、焚毁或劫夺。
（3）侦察敌伪活动。该地并无军事价值，没有大军活动。但敌方为巩固统治，不断包围清乡；清乡之后，将地方政权移交伪组织控制。必须侦察其动向，及时破坏。
（4）带路。我方工作人员进出敌区城市，因人地生疏，道路不熟，而太湖附近河港纵横，人民往来多乘小船。故无论乘船或搭汽车、火车，都需本地人带路。
（5）协助建立地方政权。我政府在沦陷地区，仍建立县、乡地下政权，此乃“省府浙西行署”主要任务。我义不容辞，帮其树立政权。谢友胜即出任平湖县自卫大队长。
（6）广布眼线，援救我方工作人员及受难人民。迨至抗战后期，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逃生，令予救护，送来后方。
这些任务，实际都由黄百器丈夫谢友胜执行，黄在后方活动。因“双枪”加上“女性”，颇有神秘性，名声响亮。她虽没有受过教育，但为人温厚，言词谦恭，颇引别人好感：不久名声大噪。浙江省府浙西行署给她很多荣衔。直至胜利，她夫妇在平湖兢兢业业，创了很大农庄产业。嗣因国共全面战争，各地土匪败类蜂起。当时我正担任总统府专员兼军务局司法科长，被衢川绥靖主任汤恩伯强调，担任第二处处长，浙江主席陈仪并要我兼任警保处长。汤令我于每一行政区，组织戡乱工作团；我曾至黄百器家拜访，谓黄出任嘉兴区戡乱工作团团长，她慨然允诺，重新佩起双枪。后我奉派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又委黄海北纵队司令。她初退大陈岛，后率数百反共义民来台湾，承蒙蒋夫人援助，拨给土地栖身，接济其生活，辅导创办小型工业工厂，使各家属能自力谋生。黄本人安享天年，前年无疾而终，各方亲友及国防部都莅临吊祭。有子谢宗玄、女黄安德，现均在台。其夫名义上是她副手，他没有来台，率队挺进大陆；后被中共捕杀，成了无名英雄。
（二）叶长明，他本某县（可能杭县）邮政局长，日军来后离职；号召一班同志，参加抗战。与浙西行署几个单位先后合作，均不融洽，自动向我归附，偕其妻同来。看他已有五十多岁，阅历丰富，社会关系复杂，有亲信干部十多人，在余杭、杭县、临安一带，有很多地方力量；拥有一批德造自来得手枪，能连发二十发，甚为犀利。因他当过邮政局长，熟人太多，不能进城（敌区）活动：我派其组织游击队，分布于临安至杭州一带，监视敌伪活动及保护我方来往工作人员。不知何故，叶竟被人暗杀。我疑与其一批枪械有关。当时我没有详询其枪的来源，可能私贩枪械，或他人见枪眼红，招致杀身之祸。我不及追查凶犯，即奉令去上海。
（三）王某，已忘其名，也与其妻同来归附。其妻文笔甚佳，他们也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在余杭有广泛力量。我派其运用本身力量，监视杭州至富阳日军活动，待机（日军进攻浙东时）破坏交通线。但与我建立关系不久，王即被我方余杭县府杀害，说他是共产党，破坏抗日阵线。其妻向我哭诉，指被挟嫌杀害。我则认为不管什么党，杀害抗日同志，才真是破坏抗战阵线。王如有不法行为，必须有凭有据，予以法办。岂能如此草率杀人？正打算严厉对付余杭县府，因奉令去上海，不知以后如何处置？
我所统率的“大侠”部队，一部分是上海工商学徒，一部分是亡命之徒，管理本极困难，只好严禁少与民间接触。幸绍鲁系一纯朴乡镇，只有十多家小商店，没有什么诱惑目标，相安无事。与于潜城相距约二十华里，于潜也是一简朴小城，但不免有茶馆、打牌等玩乐。那时浙江站于潜情报组长周逊敏，资格甚老，他当报馆负责人时，宣铁吾还是排字工人，故倚老卖老，常约人打牌。又有朱岑楼者，湖南宝庆人，夫妻本皆共产党，不知何时转入军统局工作。原任上海区第五情报组长，沪区破坏时，调任浙江站浙西督察。因浙西环境单纯，没有工作好做，也常打牌消遣。我的队员也有被拉入战圈，与县府人员混成一团。不知怎样，发生争执冲突，朱等竟仗我“大侠”声威，强迫县长沈时可来绍鲁。我问明情由，立刻请沈回府，并向其致歉。我与朱虽无隶属关系，仍被我教训一顿，身为督察，竟如此荒唐。过了几天，我又亲去浙西专员公署（与于潜城隔一河），拜访行政专员汪一苇，汪在言词中话中有刺，我向他解释：朱非我部属，并已转告其上级。也代致歉。
我为融洽与各方关系，除竭力约束所属外，又偕妻上天目山，拜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夫妇，贺对我俩盛筵款待。他是江西人，特为我炖了一大锅狗肉，我礼貌上举箸作势，实未下咽。贺则大嚼大吃，吃得满头大汗。并高谈当前国事，始终没有提起不愉快之事。以后互访几次，建立良好关系。行署调查室主任苏德，又在“菜根香”菜馆设宴劝饮，我喝了很多绍兴酒，酩酊醉倒：这可能系我第一次醉酒。忠义救国军系由别动队而教导团再改编而成，前文已略说过。现其驻安徽宁国万家桥，与于潜隔一大山，很想去拜访。有一天，该军军需处长林翰章，经于潜去后方，特来看我。我们是同乡，畅谈彼此情形。林对总指挥周仅能深恶痛绝，说他骄纵跋屡，滥用权力，挥霍公帑，凶恶如暴君。他说回去后方以后，再不敢来了，我益想去看看。
过了些时，我骑马翻山去宁国。此天目山脉在于潜、昌化这面，山势高耸倾斜，山路盘旋，山脊相当广阔，风疾水寒，十分荒凉。我到宁国时，总指挥已由俞作柏接任。俞曾称雄广西，后被李宗仁、白崇禧赶走，依附中央，不甚得意。不知怎样被戴罗致，用其担任忠救军总指挥。俞作柏对忠救军现状不甚满意，认为事事都要请示戴先生，每一干部都可直达老板，主官无权，没有自己的干部，不能灵活指挥。愿从训练基层做起，自领一支劲旅，直接独当作战，不愿挂主帅空名。并大谈中共运动战术及如何对付人海战术。他善相命，饭后他说我“五露不凶”，即将出任更危险的任务，处境十分险恶。必须“道高”超过“魔高”，好比赵子龙被围长坂坡，如不杀敌，即被敌所杀。我不相信命运，只姑妄听之，也没有追问哪“五露”。自知尊容不雅，不想别人违心夸赞，也婉拒批八字，我已把命交给国家，正和日寇拚命，早迟牺牲毫不在乎，只希获得最高代价。
也看到一些旧袍泽：陈崇威担任副支队长，我婉词代其说情，希能升任支队长。据几个主官解释：支队长常独当一面作战，须有坚强魄力、果敢精神，才能胜任；陈个性优柔寡断，协调和洽，适宜副职或幕僚。汪春瑞已升任臀务主官，情况很好。其余各守本位，无何特出。副总指挥王春晖，在遂安时早已相熟，此时觉其更进步成熟。他治军严谨，生活朴实勤劳，实一忠勇良将，也是该军之灵魂。最后国共激战，王春晖指挥交警总队在湖南作战，负伤被俘，不屈成仁。浙西靠近皖边各县，虽无战略价值，日本没有派兵占领，但找地方政府及游击队、情报组织等，都以此为根据地，渗入京沪杭地区，对其有形无形威胁甚大，尤以于潜，被视为抗日中心。日寇除在富阳、余杭、武康、湖州及长兴一线，分驻相当兵力，对我方采取警戒姿态外，并不时派飞机轰炸骚扰。二十九年某日，来了多架日机，集中轰炸于潜城，全城顷刻被夷成平地，并起火燃烧。人民来不及逃避，死伤甚多：大都被压在残砖断木之下，哀号呻吟。我部队员，一部分参加救护，经多日挖掘清理，死者伤者，散置遍地，医院亦被炸毁，无人救治，真如人间地狱。我队员毛岳鹏、周行才，适住院疗养，亦皆受伤。临安、桐庐，在战争初期，已被炸毁，昌化、分水、新登、孝丰、安吉，仍由我方控制，日机仍不时骚扰轰炸，益增人民对日仇恨。
那时我队爆破工作正将开始，上级派来爆破专才徐志达、杜剑平、王某等刚到，器材炸药等尚未运到：否则，工作成绩更将惊天动地！我在浙西半年多一点，杀得敌伪草木皆兵，鸡犬不宁！但可惜“大侠”只能使敌伪惊魂丧胆，不是有力部队，能够驱逐倭奴还我河山。不幸此时军统局京沪各单位迭遭破坏，尤其最大的上海区，损失惨重，几至瓦解。戴先生给我十万火急的亲电，誉我出萃精英，中流之砥柱，嘱我驰往上海，组织行动总队，扑制敌焰。我即挑选精锐，以嵊县、新昌这批好汉为主力，另罗致热忱报国同志，分批潜沪。这些好汉，正嫌在浙西杀得不够过瘾，闻命去沪大肆杀敌，都极高兴。
我在浙西时间很短，二十九年五月底至于潜，翌年二月中就去上海了，短短半年多，来不及培植有力干部。有友介绍同乡徐达锵来见，自愿参加工作。除系北京朝阳大学毕业，为人诚实谨慎，对法律颇有造诸：惜嫌优柔寡断，一时不能培成骨干。我离绍鲁时，即嘱其代理行动队长。卒因资浅力薄，工作日渐低落。但对上海行动总队交通联络、人员、武器、文件等输送，颇多贡献，功不可没。嗣后上级派罗道隆接任浙西队长，罗曾受过高级训练，又是浙西新登人，本可发挥很大作用，惜其才子气太重，散漫贪杯，受同乡左右，纪律废弛，非特无何工作表现，且损我“大侠”声誉。中共统治之后，罗被苦刑逼迫，跳井惨死。徐亦被迫而死。
上海之一 因祸得福 再入虎穴
二十九年年底，接到戴先生亲电，派我担任上海行动总队长。我即物色各种人才，积极部署。自知身临艰危险恶，此去生还机会恨少，很多知交劝我推辞不去，尤其是毛宗亮直言劝阻：“别人千方百计在后方求活，你为何愿去送死？”我则抱定破釜沈舟，认为正偿男儿报国宿愿。在起程之前，陪同岳母、妻女回江山祭拜祖先，叩别父母亲人，当然没有明言将跳火坑，表面还是高高兴兴团聚。在家期间，妻感恹恹欲病，身体不适，请了本地中医把脉，据告已有喜了，大家更加欢喜。
在江山物色得老秀才周觐光，他已六十多岁，行动蹒跚，仍热心救国，愿意参加工作，周原任上海泥城桥新闸路求古斋书店店员。书店老板周钟麟，也是秀才，其子周愚山，乃上海有名中医丁济万高足，父子俩对周觐光交情深厚，现观光寄居店内，得到他们极好照顾，也是极好掩护。又由周觐光介绍毛泽民来见，毛也愿为我效力。同时情商浙江站译电股长毛钟新，调用干练译电员，他调给我最优秀的杨凤吉同志。杨系河南汤阴人，闻系杨家将后代，开封师范毕业，文思敏捷，志切报国，投入临沣训练班，派在浙站工作。调来我部后，同去上海，担任译电机要工作。随我工作多年，卓着功绩。胜利后与曾计员谢家善同室办公，谢有肺病，密不告人，饮食用具又不分开，杨遂被其传染肺病，并扩传警卫赵昌元、交通杜世德及我儿女葛苓、河光。撤退台湾之后，杨在台结婚生子，病情恶化去世。赵、杜虽勉强压制病情，仍病缠多年，病死台湾。我儿女幸名医储麟荪施用新药及吾妻悉心调护，多年后始得病除，恢复健康。
二十九年阴历年底，妻为前站，偕老母、幼女及周、毛、杨等自金华起程，经温州搭乘海轮去上海：幸有毛泽民同行，他经常来往浙、沪经商，一切买船票、雇用车辆、找食宿店、办理杂务等，都由毛洽办。在船上风浪甚大，大家都晕船呕吐。妻既怀孕，又须照顾老小，幸葛苓已能学步，不甚晕船，自能嬉玩，但尿布无法洗晒，上下甲板扶梯，因船行颠跛，妻曾由梯上摔下，岳母慌急，勉代操作打理，叮嘱稍息，到了上海，寄往八仙桥旅馆，等待和我会合。
我在金华送妻等起程去沪后，仍回浙西。安排大部分队员带去上海，只留下小部分仍在浙西对付当前敌伪。并将赴沪队员组织如下：吕国华升为上海行动总队大队长，楼永金为副大队长；下分若干组，黄福林、邢鹤巢、俞樟荣、裘翌均等分任组长；组员各有隶属。即日分批潜往上海。
上海社会华洋杂处，表面由洋人及高等华人统治，实际基层力量是江北帮、本地帮（或称浦东帮）及嵊县帮所组成。至于宁绍帮、苏锡帮等，乃工商界较有地位的人物，可称中层阶级。嵊县人刚直强悍，常为环境勾诱，除在本地做绑劫生涯外，其力量伸至上海。我有一位嵊县籍知友，乃将级军人，有一天大家闲谈，有人问他：“贵县文物名产？”他直答：“敝县名产是绑票。”他虽开玩笑口气，也是实事实说。我绝无意诬蔑嵊人，我只说明上级交给我这批好汉，对抗战之贡献，发挥极大作用。况他们只是嵊人中极少数，现在风气丕新，更不能与昔同日而语。嵊县人在沪尚有一股力量，就是绍兴戏。绍兴戏实即嵊县戏，多由嵊县女角组成。我行动员运用这些广泛关系，发挥无穷作用。我今细看越剧老演员，发觉尚留四十年前人影痕迹。
国共两党当初革命运动，得此基层力量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