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军事态势，也大略知道，尚能应付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墙上布幕之后，即军事地图，早想一窥究竟，但尚不敢造次。此时我指手划脚，讲到激昂处，随手“沙”一声拉开布幕，他们没有阻止或责难，只是面面相觑；我一面手指地图，解释双方用兵优劣态势，一面强记梦寐以求的这个极秘密军事部署。会后回来，立刻电报上级。由于常常这样强记，用脑过度，自觉大伤脑筋。以后梦中也常重演这些情景。事后在战场上证明，这些日军军事部署，完全是符合实情的。
有一次，南京来了两个日人，一个少将阶级，不知何名；一个中佐，事后知是特高课长绪方泉。并在上海宪兵本部邀我参加会议。我静观情景，似专为聆听我的意见。他们已拟好作战计划，准备扫荡苏、皖边境广德的忠义救国军。南京来的二人很少讲话，多由大塚发言，作战计划、地图等都在他们手上，我只遥遥目击，没有给我面前细看，我即表示：
（1）忠救军是游击部队，活动性很强，不易捕捉或围歼。
（2）该军不重视坚固工事，不善坚守。
（3）该军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坚，也不能顽抗。
（4）该军盘据山区，附近公路已经破坏，运兵车只能接近中途，如用骑兵，目标太大，应用快速部队，掩旗轻装，闪电进攻。
（5）该军眼线四布，触角伸入对方内部，对其用兵必须绝对机密，否则必然扑空。
（6）找不到该军大部队集结目标及坚强工事，如动用空军轰炸，徒毁一些民房，没有军事意义。
（7）该军总指挥郭墨涛，听说颇善用兵，如无善谋对策，恐怕得不偿失，反而吃亏。
（8）该军军心团结，有中心思想，上下效忠蒋委员长及戴老板，无法促其投降，宣导攻势不生作用。……
他们听我分析之后，表情似甚信服。我趁此用探询口气探问：“动用多少兵力？打算何时开始行动？”他们都无回答。大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十万大军任意调用，随时开始扫荡。”
我看出这次作战，乃南京主持。日人对中国部队战斗力，素极轻视，对游击队更不在眼里。我立将经过详报上级，上级立即电告郭墨涛提高警觉，准备应变。岂知这位兵家总指挥竟以为只是例行通告，毫不重视。不久，南京日军果然出击，兵临门前，郭落荒而逃，损失甚大，受到撤职查办。我则受到特别嘉奖，并蒙发给奖金二千元。对我情报益加重视。
狡诈的日本人，居然把我这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放在心脏里，给我机会看到其军事秘密，公然与我讨论军事行动，使我屡得重大收获。我竟得意忘形，胆大妄为，在另一次类同场合，几招杀身之祸。有一天，我去松本曹长房内坐谈，他正轮到值日，有事离室。我见桌上覆着硬板，夹有纸张，随手翻转看阅，是“日日命令”。我正在看阅，被他回室看见，立刻放下黑脸，指我是“间谍”，偷看军事秘密。我向他百般解释，只是无意翻阅一下。他指斥说：“上面明明写着极机密。乘我离室偷看，无疑是间谍，应处极刑。”我说：“我帮你们确保上海治安，像间谍吗？你邀间谍坐在房里，又把军事密件放在桌上，也太疏忽了。我被办罪，连累到你，实在抱歉！”（我有暗示其故设圈套陷害我之意，也暗示他有怠忽职守之罪）松本是劈剑、刺枪高手，我在警校亦好此道，但只三脚猫功夫。对松本甚为景仰，常与交谈劈刺术。有一次，松本腰部劈伤，我还帮他搽过药，总算有些交情，没有追究下去。自此我与他们来往，时刻提高警觉。叨天之佑，我在敌人心脏里，克服无数艰险，获得无数极重要成就。
日人见我安于现状，不虑潜逃，以为本人即能逃脱，一家老小逃不了，每天只来巡视一下，以后隔几日或有事时才来看看。他们每遇疑难事情，多来问我，把我当做谘询机构。宪佐队于、刘正副队长，仍在狄思威路遥遥指挥小队长费宝林，督率几十名宪佐对我监视，认为万无一失了，殊不知这些宪佐受我感化，由敬佩而同情，而合作，而为我用（他们见日人重视我，又知我系重庆大官，认为依靠我比依靠于、刘更有前途，也是主因）。于子珍乃胆小汉奸，只图享乐，刘禹卿是无知地痞，只知向赌台逐利敛财，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表现是被监视犯，实已相当自由。我除令情报人员继续工作外，行动工作完全停止。为恐行动人员在外闯祸，索性将他们公开身分，作为前来投诚。日人见他们来投，协防上海安宁，一律欢迎，与宪佐住在一起，成为大杂团。在此矛盾夹缝中生存，自极惊险。但又为处境所迫，不断发生意外事件。兹举一些如下：
（一）有一天，宪兵曹长黑氏理助，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审问一名投降分子。因为言语不通，他们问了数小时，不得要领。我和他略一交谈，知其为军统局报务员郭晋黎，崇明人，新近派来上海，为新建单位通讯工作。领导人陈志强，工作无法展开，不顾部属生活，郭走投无路，故向日宪兵本部自首投降。我问他：“你既不懂日语，怎么想到来宪兵本部投诚呢？”郭答：“我知道戴笠很厉害，无孔不入，到处有他的工作人员，想来想去，只有日本宪兵本部才安全。这里总没有戴笠的人吧？！”说到这里，我的随从徐志达，忍不住“咭”的一声笑出声来。郭惊觉地张皇四顾，顿觉不安。
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亦很潦倒，恐怕与郭一样的东西。”日宪未即罢休，追问与陈约晤时间、地点。郭说：“两星期见面一次。下次约晤是某日某时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门前晤面。”我回来之后，立即向上级电告经过。上级回电指责陈志强不好好工作，不顾部属，挥霍公帑，要我将其逮捕，向日宪献功，以争取日宪信任。我自不愿照其指示去做，伤害同志。
届时，日宪二人，将郭带来文德里二号，要我同宪佐几人同去捕陈。我另嘱心腹同志徐志达，骑脚踏车随行，暗示机宜，伺机通知陈志强逃脱。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散守候，过时一点多钟，仍不见陈来。日宪等得不耐烦，叫大家回去。我说：“你们先走吧！我们再等一阵子。”日宪即先离去。岂知这位陈志强晚了一点半钟，才坐黄包车来，遥远即被郭晋黎看见，用手指着叫道：“呶，呶！就是他！”陈算机警，没有停下，促车夫加紧脚力飞跑。当场没有捉他，但徐志达脚踏车紧跟其后，到了大世界附近澡堂前下车，徐即趋前示意：“是友非敌。”并邀其入澡堂叙谈，告其郭已投敌，促其逃避。陈初甚惊惶，见徐对其亲切关护，知系自己人口气，竟大吐苦水，自称黄埔四期，以他这个招牌，到处可得高官厚禄，倒霉被军统局派来上海，经费既接济不上，工作又得不到辅导和展开。对郭更一味埋怨。徐对他善言劝慰，在沪既难施展抱负，不如早回后方。
日宪对捉不到陈志强毫不在意，即将郭晋黎交我处置。我将郭、陈情形详报上级，上级指示：仍将陈捕送日宪献功，或竭力隔避，免受牵累。此后，我即未再见陈，亦不知其消息，对郭则上令秘密制裁或设法送回后方。我为好生之德，本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思想已动摇，如送后方，经过沿途关卡，只要郭一叫喊，非特护送人被捕，且将连累到我全体，不敢冒此危险；如果制裁，又无法应付日方；想不出妥善办法，只好暂把他软禁室内。我的行动人员，很多江湖豪杰，我虽不时告诫谨慎守密，但在言行间仍常露爱国英雄本色。对郭叛国投敌，不免有轻视讥笑表情。可能被郭看出破绽，一日，竟乘机逃脱。先前我与谈话时，知其在沪只有一家远戚，别无亲友，身上又无钱物。我立率心腹按址追捕，他果然睡在远戚阁楼上，即将其捕回。恐其败事，只好严密看管。又怕他乘日宪来时大声喊叫，我自已还是囚犯，囚犯关禁囚犯，实为奇闻，也真令人提心吊胆。上级为我安全，令即密裁。我与多谋的行动员黄福林密商，黄主张请其喝烈酒，强劝多饮，不给他饭食，把他“醉死”。我交黄全权处置，他果把郭“醉死”。
我报告日宪，日宪派宪佐部医官李霖来检验，李是油滑小汉奸，常来为宪佐们治病。他检验之后对我说：“郭饮酒过量，但无病象，颈部有些瘀痕，死得可疑。”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他可能精神苦闷，饮酒太多，酒后烂醉，或发酒疯，自扼喉部意外致命。”并解释说：“郭与大家无怨无仇，从未与人争吵，亦未听到打斗声音，没有被害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追究下去。
（二）又一天，黑氏又来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帮助审问犯人。
我走进审问室，见台上绑着一个身无寸缕的妇女，打得遍体鳞伤，把女人的“圣地”当做烟灰缸，吸过的烟蒂，都向圣地一塞，她当然剧痛惨嚎，围着的宪兵则引为笑乐。有虐待狂的池田曹长也在场，我不忍同胞受此惨辱，热泪向肚里吞。我坦直地说：“大家都有母亲姐妹，怎忍如此虐待妇女？”加藤田才说：“看你的面上，把她解绑吧！”让她披上衣服，并嘱其好好合作，坦白供认。我见她苦刑之后，忍痛悲泣，在那环境之下，只有掬一同情泪，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更不知如何审问。所以什么都没有追问，连她姓名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她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似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与吴开先或吴绍澍有关系，是工作上关系抑亲属关系，我都记不得了。吴开先我没有见过面，知他是国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大员，抗战末期，敌伪曾想利用他作为与重庆谈判的桥梁，胜利后做过上海社会局长。我与吴绍澍有过数面之缘，他也是国民党上海大员，抗战胜利时，因部属舞弊被戴笠当面训斥，我曾代其善言缓颊。后被选为上海区立法委员，闻因内部争权，吴受排挤，愤而投附中共。我非国民党员，不知他们内幕实况。
我对日宪说，她只是文工人员，为宣传机构跑跑腿；说她蒐集情报，也只写点道听涂说捕风捉影的东西，不过贩夫走卒的传播罢了。不如叫她帮你们写写文稿，化敌为友，发扬“东亚共荣”宣传力量。或索性把她放了，以表“皇军”宽大。日宪果然听我良言，不再用刑追审；不久，把她放了。
（三）一天，浅野隆俊曹长来看我。据告：他们侦测台听到一处电波，似系秘密电台发出的讯号。因在弄堂内，房屋毗连，侦测汽车开不进去，不能断定哪一家？要我帮助侦查。我随他们同去观察，到了附近，才知是拉都路乐村，徐躬耡家也住乐村。我装作很卖力观察，并派人侦查住户来往人等，同时电告上级。上级也即回电说：“本局在那里没有电台。并嘱设法拖延时间，容向其他单位查询。”很快又来电说：“查不出属何单位。如果无法阻延，任由日宪处置。”只延几天，日宪已测出电波位置，但在几家中不能确定哪一家。乃趁其通报时，同时入屋搜查。在顾姓的家里，搜出发报机，即将顾及一张姓青年逮捕，押至宪兵部；我也同去，帮其审问，故未用刑。
据顾供称：他名顾一帆，是报务员，也是负责人，张颐是他的译电员，系属国府行政院秘密电台。其幕后人即孔祥熙，每日报导上海经济情形。他所来往之人，多系金融界大人物及钜商，顾经常向他们探询经济情报，他们只知顾是与政府有关的联络人，并不全知顾有电台与重庆通报。顾所供出有来往的十多人，确皆上海金融界巨子。我恐彻底追究下去，可能破坏政府财经讯息，影响抗战力量，乃对日宪说：“顾只每日抄报经济消息，等于通讯社广播商情，毫无军事价值。孔祥熙是国府财经专家，并非拿刀拿枪之人，如果追捕有关人员，他们都是金融界大亨，并非顾的情报员，惊动社会，反而影响人心。”
日宪见非恐怖组织，对治安毫无影响，也即不予重视，停止追究，将顾、张交给我处置。顾以为我破坏其工作，对我颇不友善。我不便向其解释，任其回家。从张颐口中透露，顾仍续与重庆秘密联络。张颐为常州人，乃一纯洁青年，我即收为部属，一直随我做文书工作。我离大陆后，失去联络。上级以我对此事处置适当，予我特别嘉奖。
（四）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简称“抗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我回家之后，立报上级，上级亦即示覆“设法营救”。我即向日宪献议：“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五）又一天，浅野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其审案。我见一清秀青年正被刑审迫供，该青年神态倔强，不肯供出同党，日宪要我接代审问。我即将其解绑，停止用刑，善言劝慰，他才答话。据告：他名孙郁文，浦东人，在上海洋人家为西崽，暗代苏北新四军采购物资，为小人出卖被捕。并称：“托买物资的人多在苏北，有时来上海，住无定所，无法引带捉拿，所买物资，一批一批随买随运苏北，无法缴出存货。至于交易商店，并不知道我为新四军办货，我不能乱攀害人。”我向日宪解释：孙的话实可相信，硬打硬逼，逼不出什么的。
日宪根据内线密报，仍续追缉余党。押去孙家及接头处搜查，在接头处碰上一位曹姓青年，性情刚烈，跳出窗外当场跌死。搜出的书籍，多系左倾作品，信件笔记，亦系左倾笔调，我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