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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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贪污勒索的手，甚至直接伸到皇帝头上。万历十年（1582），神宗朱翊钧的同胞妹永宁公主选驸马，冯保纳京师富室梁邦瑞数万之赂，遂不顾梁邦瑞“病瘵羸甚”，极力助成，结果成婚之时，梁“鼻血双下，沾湿袍袂，几不成礼”。过了一个月，竟一命呜呼，致使公主几年后亦郁郁病死。万历四十二年（1614），葬神宗生母孝定皇太后时，原定征用人夫三千人，后来宦官中饱私囊，“折价用八百”，刚巧碰上下大雨，棺材“比旧加大，肩重难胜”，只好停了下来，由兵部“发昌平兵助之”，才把棺材抬到陵地［135］。这两事对千方百计搜刮金银，逼迫宦官向他“孝顺”金银的神宗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宦官对钱财雁过拔毛的例子，亦比比皆是。
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在题为《稽积弊以裨实用》的奏疏中尖锐地指出：“每一兴作，库藏发百万，朝廷只得十余万金之用，库藏发十万，朝廷只得万余金之用。”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提请金额的是宦官，而施工之时，实权亦操在他们手里，工部难于插手。这些虚耗了的钱财，“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仍然是落到了宦官的腰包。他甚至提出以后内监提请三分的，只要给一分尽可够用了。王元翰曾经亲自经手桥梁与感恩殿等工程，亲眼见到施工过程中以少为多、以劣充好、偷盗物料等现象，所以他的奏疏很有可信性。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到京师的营造时，也指出宫廷营建费用，比民间加数百倍。乾清宫修理一扇坏得不太厉害的窗，宦官即估价至五千金，还未满足。三十八年（1610），田成叔在《催箭楼兴工疏》中，奏称自己到神木厂查验，见起盖箭楼的各种构件如梁、柱、枋、椽、榱桷、斗拱之类，均已砍削完毕，随处散放，只是由于开始工部与内监会同估价时，内监陈永寿提出要十多万，工部以为太多，加以削减，陈永寿遂加以阻挠，迟迟不动工，致包办这项工价的匠头张成等赔垫银两，未得收入分文。同疏中，还揭露三十六年（1608）修都重城等处时，内监马谦以包工为名，领银万余两全部放入私囊，工程并没进行。天启年间更是“债帅”剧增，“上自大将副将，下逮参游阃帅备总，千夫长百夫长之属，无不各有定价”，有缺出时，只要贿赂于要津中贵，即可得之，当然，这笔贿赂费是“偿之部下之卒旅”［136］。
宦官肆无忌惮的贪污勒索，严重助长了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积弊——几乎无官不贪的歪风。“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民间细事无不以贿”，造成“贪鄙成风，廉节日丧”［137］。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今安得不以钱偿？”“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选朝觐，动费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爱钱乎？”这真是一语中的，连崇祯皇帝朱由检亦以其能切中时弊，命韩一良于廷臣中朗诵奏本，给予嘉奖，并越级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138］。但是，韩一良仍未敢把矛头指到宦官身上，宦官的借机贪污依然如故。如崇祯五年（1632）冬季以后，每有警报，便令百官进马，并及鞍辔，于御马监交纳。这“进马原以急功，乃适为内射利之端”，御马监内官乘收马之机，在收马处门外系马数匹，让进马的人带上银子，在这里纳银买马，同时收马交纳。卖马、收马归于一人、一时、一处，这些银子显而易见都到了宦官的腰包，也就难怪在他处买来的、多好的骏马也不被收纳了［139］。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前内阁臣周延儒的门生张溥，收集了二十万两银子贿赂宦官，于是，就在当月，周延儒复被召入阁。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均足以说明宦官的贪污是积重难返，不管是韩一良还是朱由检，都无法煞住这股歪风。
第33节：明朝宦官与经济（20）
宦官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远远地伸到外邦。正统时，王振和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均多次接受过瓦剌使臣贿赂的良马，并偷偷地把打造好的钢铁箭头装到瓮里送给他。正德时，刘瑾接受了日本使臣宋素卿贿赂给他的千两黄金，遂矫旨赐宋素卿以飞鱼服。而飞鱼服，据《明史？舆服志》载，在天顺、弘治时是官民都不准穿着的，即使公、侯、伯等违例奏请，亦要“治以重罪”。正德十三年（1518），明令规定二品大臣的服色才得飞鱼，可见刘瑾对日本使臣是从受贿到滥赐。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宋素卿、宗设各自代表不同的领主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宁波市舶太监赖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凡事偏袒宋素卿，宗设大怒，以武力大掠宁波，杀死武官多人，导致了中日正常外贸关系一度长期中断。万历时，高在福建，以价值数十万的违禁品私贩给倭寇，牟取暴利。又以许澎湖互市为诱饵，“勾引红夷，诈帛麻即钱三万”，后由于互市不成“（‘红夷’）杀戮商渔，窥内地”，在吕宋杀明移民两万人，自此以后，“红夷无岁不窥澎湖”。日本则声明要袭击鸡笼淡水，弄得边海地区骚动［140］。
对朝鲜的索贿，更是变本加厉。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册封世子诏使太监冉登在朝鲜“需索百端，至使造桥京城南大门，以迎诏敕，谓之天桥，以为捧银停止之计”。冉登的爪牙更公开告诉朝鲜的官员，送礼给冉登“不用许多杂物，只用银子折计，开单以示”即可［141］。天启五年（1625），封王诏使太监王敏政、胡良辅尚未入境，朝鲜已“闻二太监通贿数万于魏忠贤”而来，“其意专在银、参”。因此“举国失色”，“参价踊贵”，而筹措接待他们的费用竟成了朝鲜政府的大难题。他们“令诸道每四结收布一匹上纳”，并以偿还米、参为条件，向毛文龙借银数万作准备。果然，王敏政、胡良辅到开城府，即以开读礼为名，征索不已，赠银一万二千两，犹有不满之意。朝鲜负责接待的傧使只得答应到京城后再添给。后来又送了他们大量人参、银子。当走到要渡河的地方时，王敏政、胡良辅又以无桥为借口，勒索银两，称为“无桥价”［142］。崇祯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卢维宁到朝鲜肃川时，将接待他的大厅里的一切铺陈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礼物，一切均要折成银子送给他。到了碧蹄馆，又以送给他的银子和人参的数量，比以前送给王敏政、胡良辅的少，大为怒恼，故意停留两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鲜京畿监司李圣求与远接使和他们商议，除开读礼时送银一万两，人参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给银二千两、人参二十斤，才肯前往京城。与此同时，卢维宁又将自己带往朝鲜的物品强令朝人高价收买，如“一等头目之物货，折银八万五千一百余两，而缎绡只五十—匹，余皆杂物。燔造石佛称以玉仙，折银二百两。僧人念珠，折银五十两。石珠名以琥珀，折银五两。”其中许多东西都是“虽取一两，犹为自给”的。不仅如此，在与朝人贸易时，又“以小易大，以贱换贵，征索无厌”，致“市民皆将溃散”。这些强制的不等价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愤怒，当卢维宁赴宴后归宾馆时，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时痛哭，以示其闷迫之状”。结果，朝鲜仁祖不敢开罪卢维宁，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卢维宁之恼。后来卢维宁虽因此被参，皇帝仍“念远涉劳，姑免究”［143］。这些都使得中外关系中的矛盾被激化。
3。 权宦对财富之滥费
宦官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或是几十万、上百万地予以窖藏，使它们离开了流通领域，加剧了明中叶以后普遍出现的“银荒”，或是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奢糜生活；或大建寺庙、生祠。这些都加强了古老的商业资本的封建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紧紧追随着最高统治者，同样过着寄生生活的宦官，也具有封建统治者的通性——最大限度地挥霍财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淫欲；明代高度的中央集权，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又为这种挥霍提供了条件，使它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花销，不管收入，更不会顾及生民涂炭，所以除个别例外，在浪费财力、物力上，他们往往比皇帝还要无所顾忌。成化中，“梁芳、韦兴等作奇技淫巧，祷祠宫观，宝石之事兴”，单是为僧继晓在西华门外建大镇国永昌寺，便用了内帑银数十万；又竞献珠宝以求得宠，使后宫“器用以珍宝相尚”。就这样，把“累朝储以备边圉缓急”的内帑十窖积金花销殆尽，连宪宗都指斥他们“帑藏之空，皆尔二人为之”［144］。成化、弘治时，太监等病死建坟，只给五十两银，正德时骤增至五百两。黄蜡，明初每年只用三万斤，成化以后加至十二万斤。内侍巾帽靴鞋之费，成化年间用二十余万，正德八（1513）、九（1514）年增至四十六万，末年至七十二万。万历时，惜薪司暴敛，连司礼监太监张宏都慨叹“兹（炭薪）丘积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第34节：明朝宦官与经济（21）
永乐一朝，在明代尚属“岁用省”之时，成祖朱棣已经指斥宦官“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更遑论明中叶以后宫内岁入不足，便增添税收，“佐以榷采，又每传取外府入内”［145］之时，其结果自然又是加重了百姓负担与明廷的财政危机。
（三） 宦官与土地关系
明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明王朝曾实行了赈恤、招抚、蠲免、治水等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又大力鼓励垦田，广设屯田。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垦田数字激增，仓廪充盈，军国所需大都可以依靠屯田供给，出现了民气渐舒，经济开始兴盛的景象。但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无所不到的宦官的触角，也迅速伸到土地上来了。他们在替皇帝主子扩充皇庄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占夺土地，不仅吞噬民田，而且攫及屯田，这更加剧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小农经济破产了，屯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随之而动摇。
1。 宦官与庄田
明代宦官与土地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与庄田关系密切。
明代庄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宫中庄田，称皇庄；一是皇帝赐给王府、勋贵的田，称王府庄，勋戚庄，均不纳国赋。宦官则既管理皇庄，又因被赐田而直接拥有自己的庄田。
（1） 宦官与皇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却不多见。汉代的苑，唐代的皇庄，宋代的“御庄”、“奉宸庄”为数都不多。只是到了明代，由于宦官的插手，皇庄数量才激增，成为明代一大弊政。
明代皇庄设立得最早的，是永乐初年的黄垡皇庄。洪熙时，皇庄只有仁寿、清宁、未央三所。及至成化，亦只以籍没太监曹吉祥的大片地为皇庄，由宫中直接派宦官管理，收取租税。弘治初，皇庄有所扩展。畿内皇庄已有五处，而勋戚、中官庄田达到三百三十二处。不过，皇庄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正德年间刘瑾擅权的时候。弘治十八年（1505），他奏置皇庄七所于畿内，后来发展到三十余处。所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此事时，深深感慨“宦官之关系治道如此”。这一时期，皇庄土地的来源，表面上虽然是“籍没”、“投献”，实质上却是以各种形式侵夺民田。所以在皇庄中耕作的农民，不但看不到“皇恩浩荡”，相反，倒受到更严重的掠夺和剥削。作为皇庄实际统治者的管庄宦官所起的恶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宦官管理皇庄之苛虐，史书多有记载，一般表现为“假托威势，逼勒小民，科索必逾常额，所领官校甚为民害，致荡家鬻产，怨声动地，逃移满路”［146］。如侵占皇庄附近小民田土，“在庄旁者产去税存”；民间牛马猪羊，凡误入庄地，即被攫取；近庄的冢墓被随意发掘，屋舍被拆毁，稍与管庄人员争辩，即被鞭捶。对这些情况，从按巡之使到各级地方官员均不敢过问，认为“此皇庄，无如何也”［147］，这样，皇庄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正德时刘宁、刘允在通、蓟、河间征皇庄子粒，均以私帖传递兵部，索取夫马。北直隶南宫、宁晋、新河、隆平四县的管庄太监刘祥、金凤等先后十数人，都是“专肆克剥，民甚苦之”，这都加剧了明王朝心脏地区的阶级矛盾。正德时，大学士刘健等就曾明确指出：“京畿内外盗贼纵横，亦由于此”。
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夏言极言皇庄之害，揭发管庄太监出入装运租税，不仅索取夫马食宿，而且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擅作威福，“凡民间撑驾舟车、放牧牛马、采捕鱼虾蚌螺莞蒲之利，靡不括取”［148］，等等。自此以后，正德以来的投献侵牟之地，有一部分给还百姓。但由于宦戚从中阻挠，实际上成效甚微。
万历年间，皇庄又有所发展，如《明史？潞简王传》载：潞简王朱翊到藩地后，他在畿内的王庄改由内官管理，皇庄“自此益侈”。《续文献通考？田赋六》还载：“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第35节：明朝宦官与经济（22）
（2） 宦官广置庄田
宦官在扩展皇庄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贪欲。他们用乞讨、强夺、侵占等各种办法得到土地，甚至连城门外的城濠都种上莲藕禾苗。宦官霸占民业，广置庄田，不纳粮租，不当差役，“彼则田连阡陌，民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在景泰时曾被人列为“内官十害”之一。其实，这些现象早在宣德年间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宣德六年（1431），宣宗朱瞻基曾令都察院出榜晓谕：凡先所差内官内使，有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的，均由所在官司查明核实，原系官者还官，原系军民者还军民。这晓谕虽然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但却反映了宦官在各地占有土地的普遍性。据《明史》载，宦官占有田地是从正统时的“尹奉、喜宁始”，实际上，宦官占有田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明宣宗实录》中，已有宣德六年（1431）中官朱敬奏乞庄田的记载。
宦官占田情况的加剧是在天顺以后。天顺元年（1457），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赐邓永德胜门外田八顷。又将故太监刘顺、王瑾的庄田赐曹吉祥，曹遂得以拥有涿州羊房草场庄地百余顷。天顺二年（1458），又以原赐给皇太后之父孙忠的庄田一千多顷赐给太监辰保（即御马监之陈宝）。刘永诚也被赐给武清县利上屯庄田二百五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