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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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第45节：明朝宦官与文化（3）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颂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这里所说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头，潜移默化的结果，一身阳刚之气，敢于说真话，坚决与宦官作斗争的大丈夫，越来越少，这是明朝宦官得以横行天下，几乎弄到河决鱼烂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论，崇祯帝上台后，在处理魏忠贤“逆案”时，曾痛切地说：“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
但是，与“一谀死后一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还奔腾着炎黄子孙热血的文士，毕竟还大有人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给正直的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恶的文艺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闪烁着人民性的火花，丰富了明代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诗歌领域
早在成化年间，王弼即写了《舶上谣》，揭露了宦官在江南岁办，声势煊赫：“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传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人徐祯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职，“时逆瑾用事，虐刑罗织，祯卿多所平反”［239］。他在《杂谣四首》中，写到“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形象地揭露了宦官擅政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刘瑾进行斗争，他还写下《猛虎行》，斥责刘瑾苛政猛于虎。同一时期，高邮诗人王磐针对刘瑾之流“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在大运河中耀武扬威，“每列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240］，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朝天子？咏喇叭》，更为人们所熟知。
正德四年（1509），刘瑾为了谄媚年轻荒嬉的正德皇帝，在朝阳门外建玄明宫，“居民皆他徙，其坟茔数千冢，力不能迁者，皆发毁，号声彻郭外”［241］。直到嘉靖上台，才下令将玄明宫和其他一些刘瑾违制建筑的房舍“拆毁改正”［242］。韩邦靖在刘瑾被剐后，曾去玄明宫参观，写下了长诗《玄明宫行》，其中有谓：“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金碗常思埋甲盾，铜驼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权不到头，九重一怒罪人收。几人烈焰俱灰灭，一旦冰山作水流……门掩宫河十里长，山藏陇树一千行。今古谁存三尺土？奸雄空作百年忙。……夕阳漠漠鹤迟归，却忆玄明全盛时。千人举杵万人和，九仞为台十仞池……万民累足臣屏息，四海离心主不知。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只今不独刘瑾盛，帝主旁前安可知？……三穴那能穷帝旁，万机况复归司礼。”［243］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刘瑾建玄明宫时的扰民，更凝聚了作者对历史深沉的思考，指出宦官从来没有好下场，批判了皇帝倚重宦官，把大权交给司礼监，是完全错误的。“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显然，这首诗即使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46节：明朝宦官与文化（4）
正德末年，蔡羽写下《辛巳书事》四首，其中的“内侍传宣总插貂，虎贲丝络递乘轺。尔曹肉食终无赖，天下军输半已凋”［244］，抨击了宦官秉政，破坏军输的行径。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刘瑾的故居离杨贵妃的毙命处马嵬坡才几百步远。
弘治癸丑（1463）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莆田诗人郑岳，就此事作诗道：“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散，阉竖复生兹。怀奸窃大柄，国势欲潜移。事颇天宝类，幸尔亟诛夷。群奸起嗣虐，四海成疮痍。乱阶鉴妇寺，永垂万世规。”［245］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巧妙地指出唐、明宦官为害之烈，是一首成功的咏史诗。
南京守备太监刘琅愚昧而贪财，亦有人给他写了一首生动、形象的讽刺诗［246］。浙江的富阳县盛产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247］，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248］。这首诗与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称得上是珠联璧合，是明代反宦官文学中的奇葩。
此外，区大相的《即事感怀》：“闻道貂设，由来为扫除。先朝停镇守，近日典方舆。贡采山川竭，征求井邑虚。明明皇祖训，宫府意何如。”抨击了万历年间宦官远离本身职守，招揽事权做成的恶果。
明末秦兰征的《天启宫词》、陈琮的《宫词十二首》、明清之交周同谷的诗史《霜猿集》等等，对魏忠贤的乱国害民，都有深刻的揭露。
当然，在明人描写宦官的诗作中，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对下层宦官的寂寞生活，寄予同情。如万历年间钱塘诗人虞稽勋，写下《神宫监四首》，刻画了守陵宦官朝朝暮暮跟明朝皇帝墓相对无言，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的落寞情怀：“奉帚陵园洗白，若为露下倍伤神。秦宫耐可花前死，忍向秋风哭圣人……黄花镇外拥胡兵，万马驱来山几层。难去宫中报天子，朝朝只是拜长陵”［249］。这样的诗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同样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宫禁事秘，此类诗作，为数极少。
在戏剧领域
揭露宦官的作品，在明末及明清之际，最为活跃。魏忠贤身败名裂后，江南才子们欢呼雀跃，马上有人写了传奇《冰山记》十几本。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看后，感到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亲自删改了这个剧本，然后在城隍庙演出，“观者数万人”。当戏中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上场时，观众高呼杨涟的名字，“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演到廷杖大臣，逼死裕妃，观众“怒气忿涌”；当苏州颜佩韦等人击杀缇骑，场内外欢声雷动。显然，这出戏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后来，张岱又将此戏增加了七出，将宦官内操等内容都写进去，使魏忠贤的丑恶嘴脸，充分地、活脱脱地暴露在观众面前［250］。
崇祯年间，剧作家清啸生的《喜逢春》，也是描写魏忠贤的［251］。同一时期以写严嵩故事《西楼传奇》名传江南的吴中剧作家袁箨庵，写了《瑞玉传奇》，生动地描写了魏忠贤的亲信毛一鹭及织造太监李实迫害周顺昌等人的经过，“词曲工妙”。剧本刚脱稿，即教伶人排练。正式开演那天，大家发现戏中李实登场时，还少一则引子，袁箨庵知道后，当场索笔写下《卜算子》一阙：“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真是一位捷才。毛一鹭知道后，颇震惊，“持厚币密致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252］。尽管袁箨庵纳币而改掉戏中坏人的名字，在人品上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有人说他为人“贪污无耻”［253］，但《瑞玉传奇》这个剧本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另外，李暗甫编有《新镌魏监磨忠记》二卷，刻于崇祯年间。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二十四，曾予著录。这个剧本共38出，将魏忠贤的一生全部搬到舞台上，作者还强调指出：“是编也，俱系魏监实录……演者勿以寻常视之。”可见是一部忠于史实的历史剧。
第47节：明朝宦官与文化（5）
明末剧作家贴近生活、干预生活的深度及速度，实在让人佩服。生在明末，但主要活动在清初的江南作家李玉、朱佐朝等人，痛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因此继续写了揭露魏忠贤罪恶的剧本，予以清算。朱佐朝撰有《党人碑》，李玉编成《清忠谱》，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历史悲剧。道光年间的京剧《法门寺》，情节是虚构的，但亦起了揭露刘瑾的作用。《法门寺》至今仍是京剧的保留剧目。
在小说领域
明代小说创作的高潮，是在嘉靖、万历年间掀起的，描写宦官的小说的蓬勃出现，则在明末崇祯年间，及明清易代之际。清初作家写过不少关于李自成及崇祯皇帝亡国的历史小说，如陆应的《樵史通俗演义》、西吴懒道人的《新编剿闯小说》、葫芦道人的《馘闯小说》、甚至包括蓬蒿子的叙事荒诞的《定鼎奇闻》（一名《新世鸿猷》、《新世弘》）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崇祯年间的宦官有所描绘。
明代描写宦官最有影响的小说，当首推朱长祚的《玉镜新谭》十卷，刻于崇祯年间，至今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此书又名《逆事略》，专记魏忠贤的恶迹，各卷的标题是：原始、封拜、阅城、进香、行边、走马、内操、缇骑、建祠、显戮。书中写到魏忠贤穷途末路、投缳自杀后，作者评论道：“我以草莽中人，不能效杨都宪（按：指杨涟）之论汝于凶锋烈焰之时，而骂汝于千刀万剐之后，我亦自愧矣。第编此帙，以昭万恶供世之笑骂云尔。”可见作者是位严肃的、有良心的文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让魏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