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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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都能独持权柄的政治机制。他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1］；并歪曲秦王朝以来的历史，说历朝设宰相，都是没有以秦亡为鉴，“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2］。因此，他瞄准宰相的权力，逐步开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凌驾于中书省等机构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经过中书省，使丞相有职无权，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干脆罗织阴谋政变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问斩。从此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大都督府分解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挥。
朱元璋罢废丞相后，很快便感到自己不胜其劳。似雪片而来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显然，要看这么多的章奏，处理这么多的事，朱元璋难以应付，必须有新的帮手，因此先后又设立了四辅官、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做内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限于顾问、参谋性质，章奏仍由自己亲自批示。但洪熙、宣德以后，情况大异，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臣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这就是对明朝政治发生很坏影响的票拟制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明史？职官三》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显然，不管是六部进呈、由内阁票拟的章奏，或起草的诏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反过来，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而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其具体运行的过程，明朝中叶的史料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明末记载得很详尽的史籍中，大体推知无误。据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书房，经该房宦官登录后，交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看过后，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退回司礼监，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本，内阁票拟后再送文书房，文书房送司礼监，司礼监认为所票可行，经奏明之后，批红发出施行。如有意见，奏明发出重票。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4］。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章奏，经文书房的宦官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章奏的内容，而且阁臣的票拟，需要司礼监阅后，认为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显然，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宦官得以窃弄权柄、恣作威福的关键。《明史？职官志序》评论此事说：“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宦官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这里的批红，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经过票拟，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发生。如正德时，大学士李东阳在奏疏中揭露刘瑾：“凡调旨撰敕，或被驳诘再三，或迳自窜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5］诸如此类，称做内批中旨，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杨涟的《劾魏忠贤疏》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6］宦官的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只能是一个：导致朝政越来越黑暗腐败。无怪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也”［7］！
第11节：明朝宦官与政治（2）
明代阁臣动辄被宦官罢了官、遭迫害的事，层出不穷。如：天顺初徐有贞、李贤在宦官曹吉祥等的排陷下，均被逮下狱。正德时刘健、谢迁等因上疏列数刘瑾罪恶，都丢了官，刘健还被列为奸党之首。而天启时或因不肯附阉，或因奏劾阉党罪行被罢官及被迫引退的大臣，则有刘一、叶向高、韩、朱国祯、朱延禧等人。
另一方面，一些庸才、小人，或宦官的亲友，因投靠、谄媚宦官，则可飞黄腾达，被任命为阁臣。如：成化时万安为人软弱，品行也很差，只因对宦官李永昌的养子李泰拍马有术，故能在成化五年（1469）入阁。正德初年，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后，焦芳凭与司礼监太监李荣的同乡关系，在李荣的策划下，代理吏部尚书，很快便以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入阁办事，不久又加上太子太保兼谨身殿大学士的头衔，专在内阁办事。焦芳是个卑鄙无耻之徒，每次去拜访刘瑾，口口声声喊刘瑾千岁，自称是门下，对于章奏的阅处，完全按刘瑾的意见办理。《明史？焦芳传》说他“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乱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这里说刘瑾干的种种坏事，都是焦芳诱导的，未免有给刘瑾开脱罪责之嫌，但如果说焦芳是刘瑾的主要帮凶，那是毫无问题的。天启时的顾秉谦，原担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魏忠贤专权后，遭到言官周宗建等人的弹劾，为了牢牢把持权柄，魏忠贤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和外廷大臣结成死党。顾秉谦就是与魏忠贤一拍即合、率先谄附的“庸劣无耻”［8］之徒。天启三年（1623）春天，增置阁臣，魏忠贤马上将顾秉谦荐入内阁。
明中叶后，凡是能比较长久地掌握大权的大臣，其中不乏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颇有建树的人物，无不寻求宦官作靠山，只有在他们的保护伞下，才能有所作为。人称改革家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便是个典型。早在穆宗朱载即位以前，也就是还在裕王藩邸读书时，张居正便利用侍讲读的身份，与邸中宦官打得火热，并开始攀附司礼监太监李芳。朱载当上皇帝后，张居正便入阁，进一步巴结李芳。后来李芳失宠入狱，张居正也跟着一度失势。但善于分析形势的张居正，不久就与仰仗太后撑腰、权势倾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拉上关系。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满足他的奢欲，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的珍贵礼品，就有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9］。冯保花了大量钱财，给自己营建了生圹，张居正特地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线搭桥下，张居正才能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首相的交椅。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针对明王朝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积弊，提出了整饬吏治、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他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10］。这是公允之论。当然，与张居正内外呼应的宦官，决非冯保一人。与他往还的宦官，还有张宏、王臻、李用、何进、魏朝、李佑、李琦、张诚、陈政等，他们都是权势煊赫之辈。沈德符认为张居正“始终宦官”，“—切殊典，皆出中贵人手，而最后被弹，以至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11］。这正是表明了张居正的命运，始终是与宦官联系在一起的。
（二） 操纵厂卫
《明史？刑法志三》谓：“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这就是说，东西厂、锦衣卫，连同廷杖——在朝中用杖毒打大臣，以及镇抚司狱——又称诏狱，是明代刑法中的特产，在中国封建专制史上前所未有［12］。所谓厂、卫，正是东西厂、锦衣卫的简称。
实际上，锦衣卫比东西厂的设置要早得多。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是皇帝亲军十二卫之一，由皇帝直接统辖。它与诸卫的不同之处，是增设了北镇抚司，将原来的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而北镇抚司专管诏狱。所谓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过问的特种监狱。朱元璋在剪除了异己和他认为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后，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下令禁止再设诏狱，但朱棣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政治犯，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由锦衣卫官领所属旗校专管［13］。它肩负的使命既然如此重要，因此锦衣卫官都由勋戚都督担任。以后，直至明亡，诏狱一直存在着。
第12节：明朝宦官与政治（3）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成化十三年（1477），又设西厂，其后罢而复设，至成化十八年（1482）才正式撤销。但至正德元年（1506），又予以恢复；刘瑾专权，还设立内行厂。万历时，又建内厂。正可谓五花八门，但它的使命是始终如一的：“缉访谋逆妖言大逆等”，和锦衣卫相同。但是，东厂与锦衣卫的重大区别在于，东厂由皇帝心目中最可靠的心腹宦官担任提督，通常都是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也正是由于和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威权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厂的组织是，由掌印太监一员统领，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公干，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已，而东厂关防“特称太监”，以示威重［14］。下属无专官，但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又称贴刑，都是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役长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的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门负责伺察，有百多名。手下有番子千余人为干事。
在组织形式上，厂与卫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为密切。且不论他们直接的顶头上司都是皇帝，俨然是一个猎人手牵两条猎狗。东厂的具体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巧者乃拨充之”［15］；而锦衣卫官，则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如英宗正统时王振为司礼太监，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即其私党，可谓政出一门。虽然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倾轧，皇帝的信任程度，有时也会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明中叶后，随着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锦衣卫依附于厂，厂权大于卫权。清初查慎行曾谓：“二百年阁臣与卫皆厂之私人，卫附厂以尊，而阁又附卫以重。”［16］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明正统时宦官马顺牙牌东厂侦察访缉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皇帝外，上自王府、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每个月月初，厂役数百人分头侦伺官府，记录会审情况，如口供、拶打数目之类，称为“听记”，而在其他官府及京城、皇城各门侦缉来的情况，叫“坐记”，由胥吏整理成文，上报于厂，称“打事件”。《明史？刑法三》记载，由于东厂能直接通天，他们整理的情况即使在夜晚也可以从宫门的门缝中塞进去，有专门的宦官送给皇帝参阅。这些小报告无所不录，包括百姓的米盐琐事，都予以记录，因此从官府到民间，人心惶惶，“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这些社会渣滓，作为打手。这批亡命之徒，把东厂当作诈骗钱财，报私仇的黑窠子。他们得到一个秘密，马上就报告档头，档头看其事大小，先付给一笔钱，称做“买起数”。然后带领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突然闯进事主家时，如果事主肯花大钱买平安，就了结；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称作“干榨酒”、“搬罾儿”，比宫刑要厉害十倍。而且蓄意让事主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果私囊中饱了，就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报告东厂头子，将事主送进北镇抚司的诏狱中，死路一条。
锦衣卫下领十七个所，分置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死后允许身材魁梧的亲子弟代替，如无则从民户中挑选。校是校尉力士，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担任。他们除了充当皇帝的侍卫和仪仗队外，与东厂一样，专司侦察，当时称为“缇骑”，一般都有四五万人，多时达到十五六万。这批人臂壮腰圆，一大二粗，横行街市，犯下无数罪行。名义上，锦衣卫“凡缉事，必行贿受贿有人，现获有赃，获赃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17］。但实际上，完全是无法无天。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在奏疏中，痛斥其弊说：“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致。有盗经出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毒害可知矣。”［18］起先，锦衣卫的特务抓人，还拿了刑科签发的“驾帖”，后来连这个形式都不要了，任意逮捕。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即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19］
第13节：明朝宦官与政治（4）
抓来的人都送给锦衣狱，也就是北镇抚司所管的诏狱。谁进入这座黑牢，不啻是下地狱。有一本书，叫《诏狱惨言》［20］，署名“燕客具草”撰，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此书详细地记载了“天启乙丑（1625）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的冤案。起先，阉党头子魏忠贤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21］。这样，杨涟等人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