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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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用偶魉埃�47］。在浙江，连民间卧床草荐，儿童玩耍的假面具，均得上税［48］。与此相应的是，税使为讨好皇帝主子而交进内库的税，亦巧立各种名目，如《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1601）所载的进税名目，即有暨禄进的“遗税银”，马堂进的“节省银”，张晔进的“赎罪银”，沈永寿进的“罚赎银”，李敬进的“赃赎银”，暨禄进的“赃罚银”，陈增进的“赃银”等等。
至于课税的程度，《明史？食货志五》载为：“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周晖则在《金陵琐事》中记了一则生动的事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遇上如狼似虎、与强盗无异的税官。陆的草价一共不过八两，沿途几处抽税，已用了一半银子。船到青山，又有税官来索税，陆无钱交纳，气得把灯草搬上岸，一把火烧个干净。通过这个真实的事例，不难推知当时商税之繁琐、苛重，及对商民伤害的程度。
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并不是苛税的全部，还有手段更恶劣、科索更重、对社会影响更大的，像陈奉、高淮、高等等太监在这方面的暴行，我们留在下面各有关的传记中再论述。
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求商品的迅速流通，万历皇帝派税使这样滥征商税的结果，使长江、大运河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机能被堵塞，城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从昔日的“吴丝衣天下”［49］，商人游江南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50］，商店纷纷倒闭。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160余家，今只剩30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32座，今闭门21家；布店73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65座，今闭门41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差人挽捉，因而畏缩不来［51］。应朝卿在《请罢采榷矿税疏》中亦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商业备受摧残，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必然引起商税急剧减少。赵世卿还指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征本折定额约325000余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银82000两。二十七年（1599）以后，历岁缩短，至二十九年（1601）总解266000余两。商税的急剧减少，不能不加剧了财政危机。
（3） 宦官通过皇店、私店税商榷利
皇店初设于正德年间，店的收入归内库，由内官经管。皇店有多种，如给事中齐之鸾所说的花酒铺；在皇城内设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的店；由官店改为皇店的，如辽东巡抚都御史马中锡在安乐州（今辽宁开原）设的官店，后来就改为皇店；也有由宦官在皇庄周围或交通要道起盖房屋，架搭桥梁，以皇店为名，擅立关隘以榷商贾舟车乃至挑担小贩的，如于经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开宝源、吉庆等皇店，每年定额进贡八万两银，剩余的全归自己。有的宦官还借皇店之名放皇债，进行高利贷的盘剥。
第17节：明朝宦官与经济（4）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这些私店势焰之盛、扰害商民之甚，亦不亚于皇店、权贵私店。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见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种，正统时，京城头角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开设的。太监僧保、金英恃势私创塌店达十一处；在河西务到直沽一带交通要道、通州、张家湾，亦有太监的私店。御马监太监刘顺既有钦赐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时，太监梁芳曾得到钦赐的和远店，后来梁芳被贬到南京闲住时，才不得不将店退回。正德前后，辽东镇守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以驻来往车辆，名义上是用这收入补充“犒夷”费用，实际上收入全归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发这事后，武宗“诏宥之”，仍让他管业如故。
这些皇店、私店“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谋利”［52］，还纵使无赖子弟“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摆渡、牙保、水利等钱”［53］，如朱秀就擅自规定过一辆车，必须交银一两。宦官奏求得塌房后，还用它“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弄得“行贾坐敝”，亦“莫敢谁何”［54］。甚至搜查官员行李，失陷客商财物，等等。这种种与民争利无异于抢劫的行径，弄得怨声载道，以致武宗遗诏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内外皇店”。世宗初即位，马上对掌皇店的首恶太监加以惩处，把他的爪牙发配充军，迫使宦官勋贵在这方面稍作收敛。
但厚利之所在，收敛只能是暂时的。万历时，“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这时的皇店是“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55］。宦官的私店亦随之急剧增加，冯保八店，岁有四千金之课。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56］。连像王安这样比较正直的太监，也开设布店，以善经商知名。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店、私店暗损国税，垄断经营，甚至断绝一些商人生计的情况，直至明亡不变，商业，尤其是京畿附近商业的发展，由是受到严重桎梏。
（4） 矿税使——万历年间对工商业的一场浩劫
明代自洪武以来，金银矿屡有开采。永乐年间开始派出宦官前往提督查核。永乐十三年（1415），太监王房等督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凡90日，得金8两。永乐十五年（1417），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一年多，仅得96两金，这才停止了。以后屡开屡停，中官提督开采之见载于《明史？食货志》的，有景泰时戴细保提督浙闽银场；天顺时，罗永到浙江，罗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提督银场。
明中叶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金属制造工具；国内外市场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货币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对铸币用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为摆脱日益加深的财政困境，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而进一步垄断矿冶采炼，极力搜寻地下富源；加上采矿工程大，督办人员易于从中舞弊、敲诈勒索等等原因，宦官不断趁机鼓噪开矿。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开银矿。正德初年，秦文请复开浙江、福建银矿。但采矿之到处为害，则主要在万历年间。
万历以前，内官督开矿之为害，以银矿为例：云南大理府新兴等处银场，原拨各卫军充矿夫挖取，岁办银两。正德时，镇守内官改派人员分管各场采挖，未免中饱私囊，以致岁办之额不足，于是将矿夫口粮折办，又将夫丁干认，共补课额。大约每年银场所出，不过3000两有余，而矿夫口粮、夫丁折办干认，甚至达到28000余两，而加耗及靡费又一倍以上。云南人反映，由宦官派出之“京官管场，重取之军夫而不足，设令他官管场，专取之银矿而有余”［57］。又以铜矿为例，云南楚雄府等处铜矿铜驼票号，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先是由布政司每铜10驮（每驮约重140斤），抽铜1驮，后因收放不便，改为照数折银交司，每驮纳银6钱。以后，镇守太监差人私自抽分，逐渐加收，每驮由纳银6钱增至1。24两。弘治十八年（1505），又由布政司改为每铜1驮，抽铜10斤收贮在库，以备铸造。但正德二年（1507）镇守太监崔安以奉钦命造铁减金银靶、缅刀等等，大约要用银2000余两，无从区画，提出要布政司将前铜斤给抽票簿印押，送付抽分。崔安调回后，继任镇守太监张伦相沿抽分。张伦调回时，票号发布政司。正德九年（1514），新任镇守太监梁裕，又以进贡、谢恩、买办金石、方物等项费用数多，提出要照崔安等在镇时之例，让布政司将铜斤号票送给他变易银两应用。至正德十年（1515），镇守太监史泰亦照前例行文，将铜斤号票径自出给参随人员抽分。以致布政司无法干预，“课税尽归消耗”［58］。
第18节：明朝宦官与经济（5）
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为害更远远超过前代。《明史？食货志》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云南则杨荣。”这众多的中使派出时，均给以关防，而“中使衙门创设，并无旧署可因”，即没有固定的编制，因而人员冗滥，“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59］于是舆马充斥，人役沓杂，骚扰地方。这些随员又多是在各地网罗的地痞无赖，他们狐假虎威，到处把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种种额外加派，无端需索，任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立即便要开挖，只有收到贿银才停止。陈增用摊派的手法，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当地官员不得不“议于官俸、民房、牛驴、屯田、地亩及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内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这才能勉强支应过去［6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将在一些主要的矿税使的传中加以论述。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鲜明地指出：在开矿的名义下得到的银子，不是取自山泽，而是夺取于闾阎。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而且官员行政上的加派尚有一定数额限制，相比之下，中使及其随员的攫取，却是任意的，没有任何限制的［61］。
矿监税使之四出掠夺，用当时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在奏本中的说法，是“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众，逸圈内之豺狼以吞噬百姓”［62］。实际上，从万历二十五（1597）至三十三年（1605）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63］，而八九倍于此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为内库收入这三百万两银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沈一贯曾指出为矿税使而支出的费用达到每年八百万两［64］，而矿税使破坏性的横肆掠夺，更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国库亏损。政治上，宦官与官员、百姓矛盾重重，比较正直敢言的官员被逮问罢黜，百姓被迫得“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终于激成了包括山东、湖广、辽东、福建、陕西、山西、广东、云南、京畿和南直隶在内的广大地区里大大小小的民变，参加者甚至有官员、士人。结果杨荣被杀于云南，高淮被逐于辽东，孙隆逾墙逃跑，陈增一夕自经，更多的矿税使则是灭了威风，被撤回京。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65］。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横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66］尽管如此，矿税仍延续到神宗死去时，才得以遗诏停止。
2。 仓储
明代仓储有中央的和地方的两种。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县自己管理，归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户部管理。自宣德末年开始，在京、通二仓设置了总督中官。正统三年（1438），令户部侍郎一员同内官总督在京、通州粮仓及提督马牛羊等房草豆料，以后总督中官逐渐增至二三十人，设中瑞馆管辖。从此，“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具体表现在：
第19节：明朝宦官与经济（6）
（1） 管仓宦官之滥增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疏称：“仓、厂、场、库，钱谷之要也，今皆内官主之。……每处置一二辈足矣，今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67］。但问题提出后未受到重视，人员仍在继续增加，如临清州，有临清、广积两仓，以前只有监督内臣一人，后增至两人。天顺等年亟罢，其后增至九人。正德五年（1510）九月后，只存六员。正德六年（1511）五月后，存留三人。但正德后期，仓粮数额未有任何增加，而监督骤增至十五人。这管仓太监十五处除均有“修理衙门、买办物料、人匠工食、工差人役支给等项”费用要供应外，还有大量随员。计管仓太监内掌敕杨太监一人便要跟用门子二人，皂隶二十二人，其余十四处每处门子一人，皂隶二十人，统计共占用门子十六人，皂隶三百零二人，俱在临清州服役。再加上投跟者众，以致“仆御骑从每相望于途，而驿递等衙门日不暇于应给”［68］。面对这种情况，正德十六年（1521），下令在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场、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查参取回时，又令临清仓监督内臣，止留见在二员，并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嘉靖元年（1522），又以户部屡奏监督“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蠹”，诏革中瑞馆及各官署。嘉靖三年（1524）议准今后京、通两仓太监不许添设。嘉靖十七年（1538），题准今后十库不准增添内官。但尽管如此连续下令，实际上监督内官以后仍时革时设。万历时，惜薪司竟至“朝进一人，暮进一人”，致“几十倍于前”［69］。可见管仓储内官人员之冗滥，已成难于改变的积弊。
（2） 内府各库监收宦官之横索无厌
内府各库包括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天财库（亦名司钥库）、供用库等十二库，库各有专门职掌。弘治时，给事中胡易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有鉴于此，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下令：百姓输纳钱粮到京，凡遇收放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衙门管事内使家人，有勒巧取财物及纵容下人通同作弊，致使揭债经年屡月不得完结者，治以重罪。紧接着，在正德元年（1506），武宗亦下令：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处仓场收受钱粮，除旧例该用铺垫席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