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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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铩＝艚幼牛谡略辏�1506），武宗亦下令：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处仓场收受钱粮，除旧例该用铺垫席秸等项按户部规定的数目取用以外，不许以前指各项使用为理由，勒要纳户财物。十六年（1521），又议准京仓收受粮斛，照旧止令原来委派的主事督收，不准提督太监违例攘收，纳贿作弊。尽管如此，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仍因被索贿赂，未能满足内官要求，以致稽留八载，乞食于市。而京通仓提督太监蔡用等，则欲将已革去的晒夫、囤基、各色财物岁计银七万四千两仍行追收。嘉靖七年（1528），又议准凡遇有指称太监名目，勒要茶果等钱的，准各官员并缉事衙门逮捕，审问枷号。八年（1529），世宗下令每年差给事中、御史各一人，于内府内承运等库并各监局巡视监收，禁止和革除种种奸弊。真可谓三令五申，似要务行禁绝勒索之弊。但是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时，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就指出，在处理仓场钱粮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贿，于国事毫无裨益。十五年（1536）遂又议准长安等门守门人员，有仍前科索解户财物的，准许题参逮问。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科索并未得到有力的遏止。
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王玺等又指出内库之弊，在外面的有三种，即“包搅花费”，“解户私逃”，“挪移延缓”。在里面的有四种，即“铺垫常例”，“守门科克”，“茶果馈仪”，“棍徒需索诓骗”。更有严重的，如甲字库内臣赵纲因为勒索，将解户活活逼死。
仓库内官横索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是内府收粮时的“增耗”，一是迫取铺垫。
增耗：内府收粮时常以增耗为名，大肆勒索，常常因此加收数倍。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勒索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算，则得白金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迫他们交纳月钱。其中为害最大的是白粮。成化以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各样合用物料时，由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然后运送内府。弘治以后，部官避嫌，不肯验收，令小民直接交到内府。于是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后，才取得批回的。正德时，临清州纳米一百石，用银六七十乃至八九十两，粮户无法交纳，往往因此被捕，死于狱中。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揭露当时运粮纳粮加耗勒索的名称，有“太仓茶果”、“经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
“新旧军斗”、“会钱”、“小荡光银”、“救斛面银”［70］等等。在这重重勒索下，解粮户唯有借贷赔纳，以致因此倾家荡产，甚至性命不保。到万历时，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承担解白粮户，鲜有不破产者。
第20节：明朝宦官与经济（7）
铺垫：以铺垫为名，大量向商人迫取银两，是内府各部门的普遍现象。铺垫钱始于嘉靖年间，指内府收纳商人所交物料时使用的包装、垫衬等用品，由商人另外交纳，这就为经收宦官向商人敲诈勒索大开了方便之门。以万历年间为例，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一再上疏，称：“年来办纳钱粮，苦于铺垫”，“京师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之籍，无不荡产罄资。投河经渎之惨，挈家载道之状，酸鼻刺心”。如惜薪司柴炭铺户王梁，交纳柴炭已超出原额一倍，陈洪则额尚未派，但均被供用库内官李进忠、吴进等以备办钱粮为借口，索取铺垫，把他们墩锁拶打，缚在烈日下暴晒，折磨得奄奄一息［71］。太监杨致中总理惜薪司时，除设管理、佥书等数十人外，还有守门、巡街、香匠、秤手、园头等等名目，这些都是张口待饱，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计，惜薪司每年共费库银十四万六千两，大半作了铺垫和各衙门的使费［73］。其他如光禄寺行户，他们交纳的米盐蔬果；素品腥肴，皆有膳盘装盛，但亦被索铺垫。如铺垫不能满足宦官们的要求，则任何物品均被抛掷作践，如撕裂织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条等等，甚至全部强行没收。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由于京库钱粮匮乏，他们不得不垫支银两，但内官仍然向他们索取铺垫，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据御史刘澄称，铺垫使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而沥酒相贺。《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
（3） 管仓宦官舞弊种种
管仓宦官经常盗窃库存物资，侵吞公款，并刮取太仓银入内库。监守自盗，是明代内库中的常见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显然，这里相当大一部分落到了监库宦官的腰包里。虽然，本库内官也曾提出请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势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认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监库钱粮仍然一直没有账册。这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监钱粮，发现内府所藏象牙、画绢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无数，世宗才下令以后监库要立籍账备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账，要偷的还是照偷，不过多耍点花样而已。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得多了，恐怕难逃大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十八万八千多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确认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世宗这才大怒，把他治了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科给事中杨恂等在奏疏中，揭露近年马数减少，而御马仓额料却从万历初的五万二千石增至六万九千石，草从一百九十五万束增至二百四十万束。马房牧地草场，户部原征银五万多两，现减少了八千两，而属御马监的征银却由一千多两增至八千多两，即增加了七千多两。不言而喻，这是御马监恃势占夺征银地，以多征得的银两塞入自己腰包的结果。
宦官对库藏甚至有直接偷盗的，如熹宗刚即位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后在廷臣的压力下，才匆匆迁出。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情势混乱，李选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机盗取内库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宝等物沉重，心情紧张，以致在乾清门外跌倒，把金宝撒了满地、被当场逮住的，即有刘逊、刘朝、田诏，后来又陆续抓住了王永福、姚进忠、姜升、郑稳山、刘尚理等人，都是李选侍的近侍。
（4） 宦官对太仓银及地方库藏的刮取
宦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对于明政府的财政来说，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英宗时始设太仓库，收贮各省直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以及抄没的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的银两。故又谓之银库，归户部管辖。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赏赐费用日多，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这就开了取太仓银入内库的先例。
第21节：明朝宦官与经济（8）
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储征徭羡银尽输太仓，遭到户部尚书周经激烈反对。周经认为太仓尽刮天下财，非藏富于民之意。但与此同时，内府继续借口供应繁多，三次取入太仓银共一百三十万两。
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各地把历年积存的库存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后来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批解送京师的财物，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内承运库中官亦屡称内府财用不足，请支取太仓银。户部虽一再加以反对，但无效。《明史？食货志》载，到嘉靖时，原积有八百余万两银的太仓老库，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不待言，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太仓匮乏，只好运南京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补充，并以临清、德州两仓积银二十万两拨归太仓。隆庆中，又数取太仓银入内库。隆庆四年（1570）正月，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当时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真伪难辨，拒绝支付，穆宗朱载还是命令“如数以进”。但当刘体乾提出要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两时，却被太监崔敏所阻，没有结果。而刘体乾终因与取银子的太监一再争辩，在这年六月，落得个被皇帝手诏勒令闲住的下场。
万历时，太仓银荒更严重。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等，在《看详月报帑藏尽空等事疏》中称：“接得太仓总督月粮钱粮揭帖，内开旧管新收与夫各项支放之数，犁然毕具，惟于实在项下，只注曰‘无’”［74］，可见已被搜刮尽了。即便如此，中官温泰还进一步要求“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到了天启年间，大权宦魏忠贤用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切仓库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对京城外面唯一颇藏金银珠宝的南京内库，魏忠贤也不放过，仍“矫旨取进，盗窃一空”［75］。
对于地方的仓库，宦官亦常常直接间接插手其间。如在江南、浙江建的魏忠贤生祠，就把贮于镇江府库的十万两银子，贮于温州府库的十七万两银子统统花光了。而这些银子本来是准备用于备倭等国防急用的。
上述种种积弊虽曾屡被提出，但没有任何结果。如果说有所反应，那就是有关官员任事的被阻挠，或者得罪。甚至如隆庆初年，内官监太监李芳“任怨稽查”，取得了“一时内库为之一清，所省岁不下百万”［76］的成效后，亦逃不脱其他宦官的媒孽，终于受杖下狱，被发配到南京当净军。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在藩邸时，就已深知宦官的为害，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但是，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已经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的赘疣——宦官，反而在宠信和倚赖宦官的泥辙中越陷越深。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不顾吏部尚书闵洪学等朝臣纷纷的谏诤，命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六年（1633），派司礼监张其鉴等赴各仓，会同官员一起盘验收放。从此以后，宦官们还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监督军需、军饷、盐课……总之，在皇权的庇护伞下，宦官对仓储的侵蚀，与仓中的硕鼠一样，从未停止，直至明亡。
3。 岁办、采办
所谓岁办，指每年各地上贡土特产。所谓采办，则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搜求。这种派出宦官征纳、采购宫用物资，押运贡品或到当地监督制造御器，其实质都是利用皇权向地方进行勒索，因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也是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极大祸害。
（1） 岁办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以南京贡船为例
据清初致力于研究明史的谈迁在《枣林杂俎》记载，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如下：“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但这从基本上来说，还算是有定额。更糟糕的是额外的，不时需索的采办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敲诈勒索。
第22节：明朝宦官与经济（9）
（2） 采办、岁办是公开的掠夺
据《明史？食货志》载，早在永乐时，买办颜料，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内官马骐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弄得“人情骚动”。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等，先后奏称采买劳扰民间，妨碍农务，靡费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诏除军器，军需物品外，停止买办，召所差出内官着令还京。但实际上这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采办鸟兽花木珍异的内官之派遣，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吴中为例，宣德时“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日来内官，……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77］。不仅吴中，其他地方亦有内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内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隶应天、镇江等府州县并湖广、浙江等处所属河泊采取鱼只等项制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内使王宠等到长州等县买办布匹。这些内官、内使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长州等县民人沈多福等，曾联名状告内使王宠等六年（1431）来坐买阔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并不出产，于是“每布一匹，逼价银三两”，致“各行赔闭辏数，完足共银二千一百两”。七年（1432），王宠等“仍复到来，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封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过，宣宗朱瞻基当时仍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宦官，也曾给予严厉的惩治。袁琦等的被处死就是显著的例子。谭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载：当时，内使阮巨队等往广东公干，受内官监太监袁琦指使，借采办的名义，凌辱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以数万计。事发，宣宗于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迟“自小随侍，颇称使令”，而得以逐步升为太监管事的袁琦，斩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阿可、陈友、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