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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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
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