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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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到了长安，河间王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等人讨伐河间王。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河间王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河间王起初逃到太白山不敢露面，后来又趁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之机夺回长安，困守孤城。东海王越散布消息说朝廷要赦免河间王，还要让他当司徒。河间王乍闻此等好事，便信以为真。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遂与三个儿子一起投奔洛阳而去，在半路全部被截杀。
至此，“八王之乱”终告结束，但历时16年之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杀戮频仍、生灵涂炭，已经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之不堪一击、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诸侯王相互攻讦时，引鲜卑、邀匈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3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第二部分共治天下
偏安江左：东晋覆亡真相
东晋自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止，共历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士族已无法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而居帝位。此时，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人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生于公元276年。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方士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月，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又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又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方士族王导的全力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东晋朝的实际创立者。自比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时人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立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尽全力，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人物对晋室心存疑虑，甚至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饮宴，周叹气说，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还将他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非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文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氏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人们习惯把司马氏家族称为“马氏”，把王氏家族称为“王氏”，王家和司马氏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 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氏势力不抵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而已。
“王马共天下”显示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一朝，士族权臣几经更易，但“主弱臣强”依旧。在琅琊王氏以后又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至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士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食是二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至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元帝担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胁自己的统治，从不给予支持。因此只给祖逖一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屡次大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而此时朝廷中权臣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而死。
东晋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矛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父兄，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臣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大惊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大将军、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手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心王氏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氏势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大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至今铭记在心，我想这话不会一朝而尽吧？”王敦言辞咄咄逼人，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无法控制，就劝元帝派心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手握重兵的王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石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士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大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身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无可奈何地感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还琅琊，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手，我当返归琅邪，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手让给王敦了。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子，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人，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行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而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安定局面。反之，则引起士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并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氏势力，变乱自不能免了。
庾氏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子、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人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亲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权。王导等人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一人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庾、王二人相较而言，王导辅政比较宽和，注意笼络人心。史书说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一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用法严苛，排斥异己，妄杀大臣，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