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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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隋炀帝的大国梦，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谁亡隋朝
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短短的几年间，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义军就有数百支。但这些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口号，力量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又缺乏沟通、联合。这些不足给了隋朝的腐朽统治以苟延残喘的时间与可能。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隋朝这个堡垒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几个“炸弹”而摧毁的。这几个“炸弹”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和宇文兄弟。他们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杨玄感是奸相杨素之子，杨素死后，他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玄感善文学，好结交宾客，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就是他家的常客。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害怕炀帝翻杨素弑文帝、害忠良的旧案，致他杨氏一门于死地，为此他遂生杀炀帝之心。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这时，李密来到玄感大营，玄感问他下一步该去向哪里？李密为其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入河北，阻断炀帝归路；中策是取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是向东都，率军攻占，但拖延不得。杨玄感选择了攻占东都。由于东都守备严密，又有长安发兵救东都，炀帝又从前线调集部队回救东都，杨玄感两面受敌，力不能支，遂战败自杀。杨玄感虽然战败，但他吹响了讨伐隋炀帝的号角，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隋炀帝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李密，父祖皆为周隋显贵。密少时任东宫千牛备身，侍卫太子杨广。后辞官，专心读书。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做过玄感的幕僚，为其献三策，玄感兵败之后，李密被捕又设计逃脱。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瓦岗军首领翟让相识，二人戳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后来，翟让让位于李密，李密开始领导瓦岗军。李密的瓦岗军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炀帝连年派兵企图剿灭瓦岗军，可是直到隋亡，李密的瓦岗军仍然活跃在河北、河南等地。李密，一个达官之后，竟毅然辞官，后又与草莽英雄结伙，公开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说明他已对隋朝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用自己的才智改造隋朝，而是用于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李渊，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称帝建国，毫无吊民伐罪的意思，可以说，李渊是趁火打劫。从李渊建国的步骤也可明显看出他起兵的动机。李渊宣布起义后，就直入关中，攻占了隋朝国都所在地长安，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化。然后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李渊拥立代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炀帝受困江都，四面楚歌，这实质上已经宣布了隋朝的灭亡。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二年（616年），宇文述死后，炀帝方才赦免两人。当时，宇文兄弟也随炀帝来到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年），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那时的江都，已人心不稳。一部分下级军官得知了这个情况，想借助这些兵士的力量，也逃回北方去。但这两股势力都不曾有谋反、弑君的打算。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两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末年的炀帝，满足于他大国梦想的“实现”，只知吃喝享乐，既无治国之心，又无兴国之力，可能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了。有一天，炀帝自己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头，不知谁来砍它！”面对如此颓废的炀帝，宇文兄弟遂决定弑炀帝。隋朝灭亡了，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会举起反旗，伴着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的形势，借机夺取自己的性命、推翻大隋的江山。
隋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朝代，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隋朝又太短命，仅仅38年。它因何而亡呢？它亡于隋文帝的严刑峻法、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擅行废立；它亡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心丧尽。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反隋力量，伴随农民起义的烽火，最终灭亡了隋朝。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盛世气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662—716年）景云二年（7
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