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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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马注：“据《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日记。”〔28〕世人皆知梁启超戊戌后即遭通缉亡命海外，民国始归。考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可确知梁启超此时在美国夏威夷〔29〕。再考《湘绮楼日记》，王辏г思鞘侨眨骸傲盒卵Ю矗怨ǎ怯轿易谥迹鹨圆煌弑胤呛澜埽胁恍冀桃运疾怀鑫灰病！薄�30〕此梁氏不过杭州一儒生，“新学”不过是其名字，与梁启超并不相干。其实，王辏г嗽谇笆眨ㄕ滤娜眨┑娜占侵谢乖诖舐羁怠⒘海绾斡只嵬蝗挥肓骸盎嵛睢蹦兀�
读今人日记也有这样的问题。眼下这部《宋云彬日记》，常记到一个王若水，但此人决不会是那个写《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王若水，因为《宋记》中的王若水在“反右”后期便自杀了。
又读周作人《戊戌日记》，可常见其单独使用一“去”字，或言“兄去”、“偕兄去”，而不言去何处。这一年周作人才十三岁，在杭州。我们读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便可豁然开朗：“那时祖父介孚公因科场案系杭州府狱……日记上遇着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周作人小小年纪便知避讳，真是早慧。
第二，
可找相关的书来对勘，以求互有发明。鲁迅的日记学界一向以为严谨可信，动辄征引。可鲁迅却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而日记若“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今天拿《鲁迅日记》和他发表于《世界日报》上的《马上日记》来对勘，就有天差地别。比如同为1926年6月28日的日记，从字数上看后者就为前者的七倍多，但应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因为两者的受众不同，即使同记一事那记法也很不一样。鲁迅在《马上日记》中狠狠批评了一家药房、抱怨了L君家的佣人和L君的太太对自己很不客气（见了鲁迅的名片也不让鲁迅进门等一等他家主人），但因为是登在报纸上就不能随便点名〔31〕。但以《鲁迅日记》对勘，便可知那药房是信昌药房，L君为刘半农。如果刘半农看见报上这篇文章，大约可猜出L君是谁。刘半农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北帅府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32〕。鲁迅与刘半农很熟，却不想刘半农太太明知来者是鲁迅还是将他拒之门外，鲁迅自然不高兴，又不便对刘半农说，只好登在报纸上。此事可以推知，刘半农几乎没有跟自己有文化的太太谈到过鲁迅，虽然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夫妻。但那天鲁迅有一件事不便登报，那就是“濯足”。
然拿鲁迅与郁达夫的日记对读，可知他们确为好友，时常来往。但鲁迅记到郁达夫的地方多，郁达夫记到鲁迅的地方少。1928年元旦，郁达夫记
：“昨晚上北新请客，和鲁迅等赌酒，喝了微醉回来，今晨还觉得有点头痛。”〔33〕《鲁迅日记》1927年12月31日记：“晚李小峰（按：指北新书局老板）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34〕而次日日记仅记“无事”二字了之。可知鲁迅大醉呕吐之后的日记是次日才记的。相比较之下，同为作家日记，鲁迅所记要比郁达夫详细得多。
张德彝为晚清外交官，其《三述奇》是其1871年访法的长篇日记，这是中国人惟一目击并记载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张德彝是逐日记日记的，其实他是不自觉地记载了巴黎公社产生和消亡的全过程）。当时，张德彝是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陪礼道歉（并付赔款白银五十万两）的，可他至巴黎正值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观其日记，不见他有丝毫庆幸法国被德国打败，甚至法国政府逃往凡尔赛也不见他有丝毫的幸灾乐祸（这样至少中国的赔款可以延缓了），反而对巴黎公社充满仇恨，视为“叛乱”。张德彝并不是因为巴黎公社民兵威胁到了他的安全，他们几个中国人反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参观卢浮宫（“至陆雅巷，观集古楼”），悠哉游哉。张德彝十六岁考入总理衙门同文馆，1866年仅十九岁就为外交官（八品），此次赴法前他已经被三次派遣游历欧美各国，外语很好。此次已不是第一次到巴黎了，他可以直接通过交谈就可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巴黎公社的反对是出于对巴黎公社的了解而并不是不了解。他敌视巴黎公社固然是出于政治，但仅从张德彝是地主阶级，是其反动本质决定他必然与当时已处于劣势的梯也尔立场一致显然是肤浅的。张德彝从国家、民族，即使从理智上来说亦应该同情巴黎公社（慈禧或任何一个乡绅若在北京听此奏报理应欢呼），然却取了相反的立场，这可使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考虑问题：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形成的红色恐怖是否也有自己的负面效应？（我们以往的总结都是巴黎公社镇压反革命不够，但及时进攻凡尔赛与在城里杀人过多是两个问题）巴黎公社标榜的直接民主是否当时就为大多数的巴黎人所不相信（当时的法国人早已经历过1793年的大革命，它留给整个欧洲的印象就是恐怖主义。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恐怕也早已让人不再太容易盲从，头脑能渐渐冷静）？当然，张德彝的日记中亦有不少搞错了的东西，这也是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了别国都在所难免的（如“万洞坊之铭胜铜柱，被炮击碎，铜块纷飞”。这个铜柱即今译为“旺多姆”的圆柱，但它不是被炮击碎的，而是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1871年5月16日拆除的）。但是，当时二十四岁的张德彝决不是头脑冬烘之辈，他有一定的观察能力，于感动处即使对公社亦不无赞扬之笔：“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按：指被俘的巴黎公社战士）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35〕这就是马克思不曾亲见的巴黎公社战士的战斗精神。读《三述奇》，兼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将更有心得。公社的精神要得以永存，今日的诸多不完善亦应从源头上去进行反思。无反思，无以永存。
第三，读前人日记也可能会遇见一时读不懂而又无从查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典籍可考，因此只能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凭经验去逐渐领悟。二十年前我始读《鲁迅日记》，常见鲁迅每隔约二十日便记一次“夜濯足”，心中大惑不解，难道鲁迅忙于笔战便可以二十日才洗一回脚吗？也曾鼓足勇气将此等小事请教过几位师长，均以为鲁迅卫生习惯可能较差，甚或有人还告我：“天才都是有怪癖的。”我心忐忑，便存疑二十年。直至今年国庆，一位昔日一同插队的同学请我去街上的“洗脚屋”洗脚，这才知道所谓洗脚实为脚底按摩，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终日伏案工作的人尤为需要。于是我便顿悟。鲁迅平日较少体育活动，二十日去做一次“洗脚”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余生也晚，大上海的旧式“洗脚店”早就销声匿迹了。因无一本民国的《百科全书》来考此等小事，害得我等几疑鲁迅怪癖二十年。此类小事，大约总无现成的书查，只能凭自己的经历去理解。亦有人曾撰文说《鲁迅日记》中的“濯足”乃是记自己“性生活”的隐语，此实穿凿附会。考《鲁迅日记》，1916年全年鲁迅“濯足”仅一次（为5月4日），时鲁迅年仅三十六岁；而晚年五十余岁，反“濯足”日频，几乎二十日一次，如此还不一目了然吗？《鲁迅日记》中还有“濯腰”，“洗澡”，试问这又是什么隐句？
就此打住！是为序。
注释：
〔1〕这部日记1902年于彼得堡出版时书名为《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1983年许崇信译本书名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版，详见该书第150页。
〔2〕《圣祖实录》卷一。
〔3〕《清史稿》卷六。
〔4〕（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3页。
〔5〕白晋（Joachim Bouvett）：《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版，第196页。李明（Le
te）《中国现状新志》第二封信。巴黎Phebus出版社1990年版（书名易为《一个耶稣会士在北京》），第71页。文中均提到“天花瘢痕”（Cpetite
verole）。第二篇法文译文由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提供。
〔6〕《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八日所记。
〔7〕〔8〕《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日记》，《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版，第172、166页。
〔9〕《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引《林则徐日记》均见此两书。
〔11〕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11月，第6卷第3期。
〔1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3页。
〔13〕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第649页。
〔14〕〔15〕《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1页。
〔16〕张维屏：《谈艺录》卷二。
〔17〕〔18〕陈恒庆：《清季野闻》，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174页。
〔19〕《王大点庚子日记》稿本全部共约十万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0〕〔25〕〔26〕〔27〕《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1、267页。
〔21〕〔24〕《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7、132页。
〔22〕＇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十八。
〔23〕鲁迅：《马上日记》，见《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28〕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一卷序，岳麓书社1997年版。
〔2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卷一·由横滨启程：“己亥冬，旧金山之中国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余自庚子（案即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五月，蛰居夏威夷。”
〔30〕《湘绮楼日记》第四卷，2267页。
〔31〕〔34〕《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86页。
〔32〕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33〕《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35〕《三述奇》，见张德彝：《航海述奇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盛世文网的血泪
——读金性尧《土中录》
？ 邵 钰
正是荧屏上常晃荡着英明果断、风流潇洒、知识渊博、慈爱纯情的辫子皇帝形象的时候，读金性尧先生积数十年研究心血用随笔手法记下清代文字狱的《土中录》，无异服下一帖清醒剂。“前言”中说：“清以乾隆为盛世，高宗又自称‘十全老人’，而文字之祸的繁荣与奇妙，也以乾隆朝为最显。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数倍。”进入盛世而血腥的文网越织越密，读史人不应一厢情愿地观察和褒贬历史。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最专制独裁的王朝。唐宋以前的朝廷都设宰相，皇权和政府的治权有所分工和制约。明朝朱元璋开始不设宰相，内阁只是皇帝的智囊或秘书处，带来的恶果是屡见宦官擅权。清循明制，且禁止后妃、外戚、宦官问政，一切政令直接出自皇帝。雍正七年（1729）始设军机处，逐渐成为皇帝日常处理军国要务的机要秘书处。乾隆帝曾向臣工多次否认朝廷设有宰相。皇帝还常用“寄信上谕”避开政府六部直接向地方发布命令，或者绕过尚书下令给侍郎；尚书、侍郎和地方的总督、三台都可以避开同僚单独向皇帝专折奏事。皇帝直接、分别控制中央和地方所有的高官，高官之间却陷入互相掣肘和猜疑的境地，只能惟皇帝之命是从，不敢轻举妄动。除上述尚书、侍郎、总督、三台以外，中下级官吏都不得“专折言事”；在各地县学的明伦堂里，都置有卧碑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违者按律严惩。完全剥夺了官吏和士人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
金先生在“前言”中又说：“顺治至乾隆四朝的文字狱，一个共同的轴心是满、汉的民族矛盾。”这同样是无法避开的话题。
满族约形成于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起先它没有自己的文字。1599年即明万历二十七年，距清兵入关仅四十五年，努尔哈赤才命额尔德尼等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满文。1644年清兵入关时，满族人口仅占全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它的八旗军由满人、居住关外的汉人（汉军旗人）、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等组成，共约三十四万七千人，满人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六。满清盛世的十八世纪中叶，满族人口仍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1〕。而满洲贵族们在统治全国的二百六十七年中，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高踞各民族之上的特权。清末邹容《革命军》列举清廷的高官中的满汉比例为：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并列；内阁学士满六、汉四；侍读学士满蒙六、汉二；侍读满十二、汉二；中书满蒙九十四、汉三十；六部的郎中、员外、主事，满人约四百，汉人为一百六十二人。又如理藩院从尚书到司库都是满人；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的高官都是满人。地方督抚多为满人；各省道府实缺多由六部以满人居多的司员外放，保证了地方官员大多数是满人。汉人高官必由进士、翰林；满人则无论出身，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2〕。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人淮、湘军的崛起和新军的出现，那是清廷无可奈何之事，但仍受到满族王公的节制和掣肘。光绪末年由荫昌任陆军大臣，军权仍归满人。在“立宪”呼声最高时，朝廷所定的资政院章程，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参加该院：宣统三年（1910）四月初十公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皇族，海内舆论哗然”。〔3〕
这样一个为史学家钱穆称之为“部族专制”的政权〔4〕，其首要任务当然是如何统治超过本民族人口近百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他们残酷镇压与笼络安抚并举，顺治朝则武力先行。他们借口帮助明王朝剿灭李闯王而入山海关，一进北京，福临便取代朱明天子而称帝。初起还为崇祯帝后发丧，官吏王公一如其旧，官制服式暂依明制，汉人的反抗尚不显著。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