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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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盛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挑战毕加索
——读范曾《庄子显灵记》
？ 马立诚
2002年1月，我访问日本冲绳县，一个悬疑再度浮上心头。县政府一楼大厅正举办当地中小学生画展。我看到几幅作品，颇类似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几何画。画面上稚拙的韵味，更是成年人难以达至的境界。但是这样的画，大概只有署名毕加索才能堂而皇之地挂在客厅里。有杂志介绍说，毕加索晚年曾说过，他那些立体主义的画是胡乱画的。对此尚可考证，但我相信，中小学生绝对写不出《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回国之后，读到范曾新作《庄子显灵记》。这首两千多行的长诗以磅礴之势向“皇帝的新衣”发起挑战，震人心魄。
范曾近年写作甚丰，《范曾谈艺录》、《范曾诗稿》、《范曾散文三十三篇》、《画外话·范曾卷》、《庄子显灵记》等相继问世。其中，就文学原创性成就而言，当以《庄子显灵记》为最。范曾谈他的绘画一向强调“以诗为魂”。他对诗词浸润之深，众所周知。范敬宜曾有一首古风称他“万卷诗书万里路，化入笔端便入神”。多年来，范曾生活在中法两个具有灿烂文化的国度，可谓学贯中西，对亚欧人文及艺术有了较深切的体验和把握，《庄子显灵记》便是中西文明交汇之作。这首诗“酝酿于京津，著述于巴黎”，熔屈骚汉赋、唐诗宋词、戏剧套曲及自由体新诗等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于一炉，打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长篇佳构，独开文体新生面。
全诗为对话体，通过虚拟庄子与太始、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毕加索、柏拉图及范伯子的辩难，寻究宇宙与自然的起始，探讨生命与死亡的真谛，辩驳善恶与美丑的分际，诘问克隆与工具主义的非理性冲动，评析恐怖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磨难……激荡生辉，博雅浩瀚。长诗吟咏的重点，则在于揭起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旗帜。在众多登场对话者中，之所以由庄子领衔，不独显示诗人对中国文化及庄子一往情深，更缘于庄子汪洋恣肆的奇思妙想与长诗浪漫主义风格相辅相成，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思考尤有助于主题的表达。
环球皆昏梦，
夜云天未曙。
芸芸众生罹网罟，
我正待万里风帆回古渡。
这是范曾对当下艺术状态的忧思。近年来，媚俗邀宠的平面文化一路驾驶消解意义的挖掘机将“宏大叙事”的价值体系夷为废墟，逐步取得文化领域的实际霸权地位，加剧了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文化迷乱。有篇文章说：娱乐电视制片人和导演、流行作家、流行音乐制作人、流行新闻记者及广告制作人已经控制了局面。“闹文化”、“野文化”、“反文化”大行其事，“逻各斯中心”的崩溃和“元语言”的颠覆，使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像断线的风筝撞来撞去。浮躁与流俗扑面而来，挥之不去。“人们最爱读的两种文字是钞票上的数字和任命书上的文字”。凤凰卫视曾播出湖南某城市这样一种景观：一个男青年在便道上脱去衣服只穿短裤，引路人观看。他用刷子沾着白色涂料把全身涂白，最后只露两只眼睛，就算完成了“艺术创造”，朝众人摇手“拜拜”，跑到自来水龙头下面冲洗去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呢？
万绿丛中生出了一株薇甘菊。
它的种子、叶、梗都能繁殖，
而且它的绿色碧透而光烁，
它迅猛地向大地延伸，
爬上岩石、树梢，然后开始肆虐……
薇甘菊，一种有毒的植物，即混乱的始作俑者。诗人讥刺二十世纪初叶崛起的现代主义“把荒诞和奇丑视作创意，把灵魂散发的腐败以为芳馨。这立体派的静物，都像断木残片。只看出欺世的恶愿，而不见天才的聪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怪胎占领艺苑，走进文学的著作。音乐舞蹈也成为它的阵地，一批批癫狂浮躁的歌手汇成它的群族。这正如薇甘菊一步步进逼，水源因为它的繁衍也逐渐涸枯……”
其中，毕加索实为滥觞。在《庄子显灵记》中，诗人假毕加索的口气独白道：“我告诉世人，我打破了时空，从二维的平面直追四维的崇岭。我把两只眼睛画到脸的一侧，便是我艺术的觉醒。”
后现代理论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此已有过深入剖析。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禁欲的宗教冲动力让位于贪婪的经济冲动力，导致发展与变革就是一切，宗教精神迷失，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日，人的精神陷于迷乱和虚无。最先捕捉到这种迷乱的现代主义文艺，相应地走上“开拓鬼魅世界”的迷误，“甚至连疯狂本身也被当成是真理的优越形式”！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在现代主义基础上向文化与社会结构发起更猛烈的旋风般进攻。如果说现代主义还以先锋性和个人魅力吸引眼球的话，后现代主义则干脆把人解构为虚无。历史意义消失了，深层意义消失了，人的主体地位消失了。剩下什么呢？零散的碎片和浅表的平面。周星驰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也有零碎的幽默和机智，但看完之后整体一片空白。后现代画家沃霍尔有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艺术家变成了机器，作品当然就无情无思无识无语。
不否认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人、艺术家经历的艰辛探索以及部分成果的启示，这是人类精神进程无可回避的一部分。《庄子显灵记》对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中的探索给予正面评价，但对于毕氏的误区则痛加针砭：“臃肥的裸女，哪像美貌的玛丽，把艳绝的朵拉画成怪丑的猩猩。《海滨奔跑的两个女人》，得了橡皮病，哪来女性的娉婷？
《亚维浓的姑娘》，一个个奇貌异相，令人吃惊。看这晚年的大作，表现出毕加索黔驴技穷，但却有淋漓尽致的色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的走俏，都有赖于画商的包装及炒作。
“不过现在春的消息，已降临枝梢花萼。”法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最喜爱的画家是莫提格里安尼，百分之九十的人讨厌毕加索。虽然投票不一定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最佳方式，但它透露出审美倾向转变的消息。“皇帝的新衣欺骗太久，正被人们扯剥。啊，那本是光腚的家伙，哪有衣服从身上剥落？”
春的消息是已经出现了向古典复归、向大自然复归的呼唤。什么是古典？在十八世纪法国画家那里，乃选材严肃、强调素描、注重理性之谓也。我们今天不必如此刻板。所谓古典者，除留心艺术传承的审美规范及注重功力修养之外，核心是弘扬人文精神。复归不是形式的崇尚模仿，如明朝诗人鄙弃宋诗，刻板模仿唐诗，结果了无生气。我们考察的基点是今天。我们对于古典的反视和回归，以今天为起点。在这方面，范曾的中国画就是一例。中国画长于写意，风景静物有诸多佳作，但人物画却是弱点。范曾继承古典，推陈出新。他的人物画，写实中不乏写意，以流畅飘逸的线条高标秀出，独成一家。人物虽然多取材古人，但蕴含现代艺术风格，所以看起来灵气飞动，并不觉得古旧。
以学问为诗，以思想为诗，是很难讨好读者的。在这方面，宋朝人有教训。明朝人批评宋诗云：“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毛泽东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我初读《庄子显灵记》，很为范曾捏了把汗，因为这首诗涉及很多哲学、美学、伦理学和现代科学的知识，但一口气读下来并不板滞。诗中对各种观点作了极为精炼的概括，且能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加上角色转换往复辩难，针锋相对词语犀利，也大大增加了吸引力。全诗幻象奇丽，理趣横生，忽而激扬跌宕，忽而谐谑不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宋人毛病，诚为难得。抒情理趣诗能有如许融合中外思想及体裁的鸿篇巨制，亦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株奇葩。
长诗最后所附王成彬等三人所作《跋》云：“先生甚憾于当代文艺正气式微，大道荆棘；势趋媚俗邀宠，象呈光怪陆离：郁结既久，不吐不快，遂述往思来，亟欲重振风雅，以为回归古典、复归自然之大旗。”按之初衷，此诗有如陈子昂《修竹篇序》或韩柳古文运动的宣言，欲横制颓波，振拔文坛，巍哉其志。
姐妹歧途
姐 妹 歧 途
？ 王开林
早些年，影片《宋氏三姐妹》热映期间，有一句流行语——“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高度概括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一生行状，这十二字的人物评价容或有偏颇的地方，却无疑抓住了核心要点。
其实，大姐宋蔼龄除了爱钱，权力欲望并不亚于小妹，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她没有走到大舞台前的聚光灯下。她是幕后操纵者，手中牵牢了不少傀儡的线头，运筹帷幄，也很有快感和成就感。当年她出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接近中华革命党的权力中枢。若论对政治的领悟力，以及对政局的洞察力，许多久在官场沉浮打拼的资深政客都远远不及她。其后，她嫁给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县头号富家子弟孔祥熙，从此爱在家庭，很少抛头露面，甘于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宋蔼龄不露声色的大手笔往往能震动四方。她极力促成小妹与蒋介石凤凰于飞，使宋氏家族除了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拥有强大的靠山，使孔大官人孔祥熙的仕途步步莲花，捷足登上“金字塔”顶，二十余年紧握民国政府财政部的金钥匙，孔家因此富可敌国。宋蔼龄无疑是宋家和孔家的头号智囊、总策划和总导演。
二姐爱国，对此，连她的死对头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只不过老蒋是位大独裁主，将国家视为他的私人产业，将人民当作他的家庭奴婢。这位二姐也忒大胆忒多事了，竟敢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他无能，无德，无信，无义，是颟顸之最、残暴之极和无耻之尤。宋庆龄从来没有喜欢过蒋介石半秒钟，对这位妹夫的所作所为，她向来嗤之以鼻。试想，她早年欣然接替大姐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是因为崇拜英雄，孙中山不计个人荣辱、利害、生死，一心要改造中国，堪称“刑天舞干戚”的壮士。孙中山的理论、为人和行事无不印证着这一点。他爱国纯粹出自赤诚，由于屡遭挫折和失败，这种赤诚更加感天地泣鬼神，甚至那位浑身每个毛孔均散发出匪气的张作霖都公开表示心悦诚服，愿降尊纡贵做孙中山的卫队长。宋庆龄爱孙中山，始于英雄崇拜，归于道义上的同心同德。她违抗父命，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革命家，她的爱既是至诚而柔的，也是至大而刚的。这份情谊中包蕴了她全部的爱国理想和人生意义。她憎恶蒋介石，可说是出于本能和直觉，蒋的出身、品行和才智没一样她看得上眼，更何况孙中山尸骨未寒，那个口口声声以“总理学生”自居的家伙就背信弃义，踢灭“三民主义”的航灯，将中国一步步拽入黑暗的深渊。在政治上，宋庆龄与蒋介石没有几句共同语言，这就不奇怪了。她长期同情共产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
宋美龄天生具足政治激情。蒋介石给了她一个宽阔的大舞台，她的表演远比跟配合默契的舞场搭档跳一支探戈还要轻松自如。权力是最烈性的春药。不可否认，她是爱蒋介石的，在二姐眼中蒋某是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小妹眼中蒋某则是不折不扣的英豪。她喜欢在政治激流中冲浪，那种近乎眩晕的感觉妙不可言；她喜欢展示自己的外交手腕和魅力。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她站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讲坛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她喜欢听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印度奇人圣雄甘地的恭维话；她喜欢万千双眼睛凝视她，万千朵鲜花簇拥她，万千道掌声追随她，万千盏镁光灯对准她；她喜欢听蒋介石夸赞她“价值相当于二十个陆军师”；她喜欢听别人称她为“国母”，为“第一夫人”，为“隐形的外交部长”。权力使她如此美丽，如此倾国倾城，世间的顶级精英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翻烂中国古代史，也只能找到这些现成的例子：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做了舜帝的妃子；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做了汉成帝的皇后和妃子；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小乔分别嫁给了东吴双彦孙策和周瑜；曹操的两个女儿相继成为汉献帝的皇后；杨贵妃与两个姐姐分享唐玄宗，被史家骂作秽乱宫闱；珍妃和瑾妃共事光绪皇帝，落得个凄凉收场。像宋氏家族这样一门三姐妹竟出了两位国母和一位部长夫人的，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许多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艳羡之余，也许会这样感叹吧。
在男性轴心社会里，有一位优秀的父亲，子女便已成功一半。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首先必须有一位好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儿都摸不着。宋嘉树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环境便会造就怎样的人才。宋嘉树取法乎上，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
1886年宋嘉树回到上海，作为一位标准的传教士，一个头脑发达、精力充沛的人，他的英文名“查理”在教友圈子里被叫得山响。这位假洋鬼子身穿挺括的西服，脚蹬锃亮的皮鞋，梳着一丝不乱的西式背头，揣着滴滴嗒嗒的精美怀表，骑着“三枪”牌自行车，看到的却是落后、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嗅到的却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空气，他没法高兴起来。所幸他娶了一位知书、识礼、不缠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女子倪桂珍为妻。她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三儿三女，个个健康聪明。他惟一不愁的便是天伦之乐。宋查理性格耿直而倔强，与刚愎自用的顶头上司林乐知闹翻后，便将主要心思和精力转移到实业上来，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显然不是那种掉在钱眼里便如掉入水井中爬不上来的土财主。他有政治理念，肯做政治投资，有赚钱的本事，决不担心钱多不保鲜，赞助革命经费时他从无吝色。他还格外重视六个孩子的教育，将他们（包括三个女儿）一个个送去美国留学，由此即可看出这位父亲的深谋远虑——最完善的教育能造就一流人才。
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堪称破天荒的创举。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