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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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到特务狙击，遇刺身亡。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宋庆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某人比魔王更邪恶更狰狞的面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犹如狂犬病发作，总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名常务委员（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突然被捕。宋庆龄使出冯玉祥所教的“绝招”，以国母的身份，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从而激起了旷古罕闻的“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智举最终使蒋介石陷入极大的被动，翌年7月，他被迫释放七君子，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她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的个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的爱国便相当于爱家，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对此几乎无人置疑。最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时，她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在抗战期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的竭力效命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抗战期间，她在慰问前线战士的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煽动力极强的演说。在抗战初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见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机智和伶牙俐齿给高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海岛，而且在这座海岛上，蒋介石显示出了爱儿子（蒋经国）更胜过爱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受到了抑制。从此，她的角色便是“妇联会的会长”、外交人才的主考官、“心战”的主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七十六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曾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冥诞一百周年，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和野心，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处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如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艺儿，使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善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大致比较一下，宋庆龄与宋美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小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静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变如山，小妹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随物赋形，多变如水；其三，二姐无欲则刚，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运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条上行道，终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小妹走的则是一条下坡路，终点为蒋介石的遗孀。
三、泪落天涯
撇开各自坚守的政治立场不谈，撇开各自信奉的人生哲学不议，宋氏姐妹均十分看重亲情。要维护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亲情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假若此环脱落，家族就会分崩离析，被人讥为“眼看他家起高楼，眼看他家宴宾客，眼看他家楼塌了”。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赴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顾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蔼龄一手撮合而成，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纷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但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还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不过，小妹与二姐的感情已不似先前那么亲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龄给庆龄写信，由秘书代笔，为此庆龄感到十分难过。及至抗战时期，民族存亡高于一切，三姐妹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外御于侮。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共纾国难。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也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的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必胜信念。1941年初，“皖南事变”一度激怒宋庆龄，这一次，蒋介石自找台阶，向她郑重许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宋庆龄以天下为怀，以大局为重，对此事未再深究。翌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掉，恐怕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大姐和小妹还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二姐呢？她再也见不到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文革”时期，四凶肆虐，黑手遮天，别说生者旦夕忧惧，便是死者也不得安宁。上海万国公墓一片狼藉，宋查理和倪桂珍的坟茔被红卫兵挖开。其后，周恩来总理命令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修复墓地，那些心劳力拙的“革命干将”却又在新立的墓碑上大作文章，将宋查理的其他五位子女的姓名悉数刨去，宋庆龄变成了惟一的立碑人。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宋庆龄曾营救和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文革”期间，她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墓地，为此她悲愤交加，大病一场。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蒋家、宋家和孔家逐渐减员，差不多每两年即有一噩耗。1967年8月16日，“哈哈孔”孔祥熙（八十八岁）病逝于纽约；1969年2月25日，宋家幼弟宋子安（六十七岁）病逝于香港；1971年4月24日，宋子文（七十七岁）因食物呛入气管猝逝于旧金山；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八十五岁）病逝于纽约，宋庆龄曾赞誉自己这位大姐若为男儿身，定能成就伟业；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八十八岁）于台北；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八十九岁）病逝于北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七十七岁）病逝于台北；1989年，蒋孝文（五十四岁）病逝于台北；1991年7月1日，蒋孝武（四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2年8月1日，孔令侃（七十六岁）病逝于美国；1994年11月10日，孔二小姐孔令伟（七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病逝于台北；1997年9月1日，蒋纬国（八十一岁）病逝于台北。
这里有必要多提一笔。蒋孝武去世时，台湾媒体大谈特谈他与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私生子）多有联络，手足情深。文侠李敖得此凑手的题材，当即撰成一副挽联：“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谑而至于虐，这正是小李飞刀的作风。此联一出，全岛为之哄传。奇的是势焰冲天的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势力衰微到如此地步（死丧竟沦为笑柄），让人陡然想起那句“富贵不过三代”的祖训。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政治因素均打了退堂鼓。二姐去世时，小妹没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万钧之重的铁鎯头面前，亲情脆弱如卵！
宋氏姐妹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争了脸，也争了气。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里的人物，身后享受了至高的荣耀。宋美龄则寿比南山，作为身历三个世纪的百岁寿星，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伤和悲苦。1930年夏天，何香凝作《菊石图》赞颂宋庆龄，题诗很美：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功业卓著固然伟大，人格卓绝才是真了不起，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漓尽致。宋美龄则一生靠近权力中心，纵横捭阖于夫人外交，折冲樽俎于美国上层，乐此而不疲。百余年间，宋美龄享尽荣华富贵，虽无子嗣，却一度被尊为“国母”，实堪称完福之人。蒋介石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却在情场上和了个大满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对于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