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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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新回到了校园，此时他的目光暂时从国外收回到国内，开始反思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独出心裁。亨廷顿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这在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当中并非什么新鲜东西，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十七世纪中期内战时期的英国、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新教徒大觉醒时期的北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都曾见证了这种“信念激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虽然经历了性解放和毒品泛滥，但是六十年代的抗议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些清教徒，他们对美国的制度不再能体现美国的理想而感到愤懑。对于美国的创建者们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之中正义必将最终战胜邪恶。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美国信念”落到政治层面表现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又与欧洲政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赞成“强大的国家”，而在美国，左派和右派都主张对政府权力限制。如果说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则抛弃了意识形态而祭起了道德主义的大旗。这种信念激情用一种无法企及的标准去要求政府和社会，因此它迟早会消退，并被庸碌无为的保守主义取代。尽管如此，亨廷顿还是认为这种信念激情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通过用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的高标准要求官员和制度，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定的进化而不必进行革命。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美国下一个信念激情期的主题将会是什么？“目前看来权力已经成为全球一体性的东西了，因此下一次信念激情的爆发也许会针对一体化的资本主义霸权。”看看今日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也许这个老头子又说对了！
如果说亨廷顿从价值观层面探索政治问题的努力始于《美国政治》，那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无疑是这一探索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关于这本著作，评介的书籍、文章早已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澄清的。批评家们往往指责亨廷顿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以文明来为国际政治划线过于空疏，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与斗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仅仅十几年以前，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朗和伊拉克还打得你死我活。还有人指出，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基本的行为体仍将是国家而不会是文明。其实，亨廷顿早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中就阐明了他对理论的看法：一个学者要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就必须进行某种概括，理论的作用不在于解释一切事实，而在于它能够比其他理论更好的解释某些事实。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解释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在书中说得明白，他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笔者无意为亨廷顿和他的“文明的冲突”范式作辩护，事实上，我倒真希望这一范式被现实证伪，被新范式超越。但无论如何，亨廷顿作为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从亨廷顿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来看，他表现了一位学者的很多宝贵品质：从不盲目追逐学术的“热点”，敢于去碰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麻烦的理论“钉子”。他的十几本著作告诉人们，一个稳定的学术席位不应该用来换取个人的声望和利益，而应用来自由地表达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大胆创见，从而为学术进步做出贡献。
在“9·11”事件后，作为“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的亨廷顿相当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目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这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亨廷顿一定还记得自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下的话：“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在我看来，亨廷顿在“9·11”事件之后的表态恐怕多半是迫于“政治上正确”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这倒也真难为他了！
其实，对于亨廷顿的批评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驳倒乃至摒弃“文明的冲突”这一范式，而在于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范式。亨廷顿1993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标题里的追问：“不是文明（的冲突），又是什么？”注定将长久地萦绕在那些关心世界事务人们的心头。
编书的闹剧
——错读《儒林》之十九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编书干什么？一是为了求名，二是为了逐利。想当初，书要一个一个字刻在竹简上的时候就是这样，或以为是名山事业，或因为是饭碗所在。不过，那时这活儿很累，识字的人又不多，所以，能以此谋生、成名的人也寡。待到有了纸张，发明了印刷术，识得几个字的人又多了起来，以编书求名逐利的便也如雨后春笋了。到了今天，美女作家、痞子作家、神童作家、纂书专家，遍地开花，编书就成了一个产业——而且是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只要你敢卖——拳头也罢，枕头也罢，身体也罢，秘闻也罢，隐私也罢——都可以来钱。于是混迹于编书队伍的也就更加品类不齐了。有没有淡泊名利、一生惟求真是务的？有。不过古今儒林凤毛麟角而已。
天底下最强烈的诱惑，大概就是名利二字，但名利二者又最是虚无。一个名，如雷贯耳也好，名动山川也好，不过是几十年间的事。待到两眼一翻，两腿一直，当初恭维捧场的就开始改口，再过上几年，有了新的“如雷贯耳”，新的“名动山川”，过去的名家，便如历史的陈迹渐渐剥蚀殆尽。坟墓可以挖掉，碑刻可以毁掉，祠堂可以拆掉，书籍可以烧掉，即便让这些留在那里，也经不住风雨侵蚀，到头来，还不是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缀网劳蛛，人亦如此！费尽心机——不惜耍阴谋、施诡计，乃至清除异己，杀戮无辜——争得了名，甚至争得了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大名，尸骨未寒，早又是另一般情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古今豪杰，哪一个逃得出这样的命运？至于利，无非是家财万贯，富甲天下，但人生于世，不过百年，今生的富贵，或许正是后辈的祸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看到的却更多是富家子弟，到了第二代，就没出息的居多。大概因为上一辈为富不仁，本不是什么君子吧。话虽这样说，但能够就此参破的古今少有，因此名利场上仍旧是熙来攘往，络绎不绝。
《儒林外史》里的诸葛佑，字天申，盱眙县人。这位小财主，求名心切，有几个钱财，在当地也略有些许名气，便想出更大的名。要出大名，如“诸葛大名垂宇宙”，无外乎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虽然是最高境界，但要同圣人去比高低，太过烦难，一般人办不到；立功，一要有那个机遇，二要有那份本领，诸葛佑大约自量没有那份能耐；可以一试的，只剩下一个立言。但立言又有讲究。如果要自出机杼，成一家之言，谈何容易！一要有识见，二要有学问，三要有文采，不是人人办得到的。惟有编个选本，似乎不难。今天的书市上，各色各样的选本琳琅满目，煞是好看。选家满天飞，足见选事为成名之终南捷径。以今度古，诸葛先生大概也以为文章或诗篇都是现成的，搜罗并不费力。把搜罗到的文章或歌诗，剪刀浆糊地一通组合，便成了一本新书。至于注释、评点，天下文章一大抄，更是易事一桩。自己的名字轻轻松松站上了封面，好不神气！如果诸葛先生在盱眙县有点关系——比如同局长是亲戚或在中心教研室里有几个哥们儿，印出书来，请他们在学校里推销，岂非“天下谁人不识君”？逢到初次相识的人，一册选本送上，指着封面上的名字道：“这就是小弟。”足令他人刮目相看。
按说，选家也不容易，要有眼光，否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但误人子弟，而且贻笑大方。高明的选家，要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这些标准和尺度就是他的批评原则。如果有人起心把从古到今各家名选仔细爬梳，综观其时代，研究其标准，分析其是非，观察其影响，追溯其流变，是很可以写出一部心裁别出、匠心独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这样的选家很是难得，诸葛天申不能入围。他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在已经够多的出版垃圾中再增加几许分量。
今天出书都要由出版社办理，因为只有出版社有书号，没有书号的书是非法出版物，而主管部门又三令五申不许卖书号。但这并不能使当代诸葛天申们望而却步，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出版社一年有好几百个书号，根本用不完，一个书号卖上几万元，一百个书号就足够全社有吃有喝。他们不会不卖。不过，既然上头讲了不许卖，那就得为上头保全面子，改个名称叫“合作出版”也就混过去了。当年的诸葛天申可没这个麻烦，他用不到去走出版社的门路，这是他比今人便宜之处。不过，其他种种编书求名的甘苦，却是古今无别的。
比如，不管你买书号还是不买书号，出书就要投入，要筹措一笔开销。这一点对于诸葛天申不难，因为他到南京时腰间便有二百多两银子。按他的算计，大约尽够了。但他想不到还有许多“计划外”的开销。我不知道当初诸葛君带着几百两银子从盱眙跑到南京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他兴冲冲的头上泼过冷水？看来好像没有，盱眙，小地方，懂得其中关窍的人不会多，即便有，怕也不足以唤醒梦中人。想出名想疯了，就像想发财想疯了一样，大有一种不畏人言、勇往直前的精神，九头牛也未必拉得转回。可惜的是，他对编书这一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果演出了一场哑子吃黄连的闹剧。
知其一的是，他知道他只是有几个钱，又有出名的欲望，单凭这两条是当不了选家的。选家要有名气，名气越大，书的销路越好，这在今天叫做名人效应。诸葛佑或诸葛天申的名头太小，在盱眙或许算个人物，出了盱眙就吃不开了。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名气大的来当“主编”，才有号召力，如果能找上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家大家，组成编委会或总顾问团，那就不可一世了。不过不要紧。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找一个现成的“名家”，一同领衔，不怕别人不认。君不见今天由泰山北斗们挂名主编的书多如牛毛，有几个主编或总主编自己看过？更不要说全程负责了。
不知其二的是，他不知道拉名人当主编是要有门路的。他一个乡巴佬，到了南京，人生地不熟，哪里去找名家？今日京城有一帮专吃“名家”饭的，熟悉各行人头。你要买字画，可以呀，有一帮人专门奔波于名画家之门，替名画家办事，也替他们拉生意。只要你找得对路，他会带你登门拜访，价格讲定，当面成交，因为逃了税收，价钱比市面上要便宜，还不致是赝品。当然，他要收取费用，多寡因人而异，你要请要人出席新闻发布会，也有人可以代为操办，他们自有门路，费用多寡，视所请人物头寸大小而定。诸葛天申的时代还没有这样完善的机制，所以他只好瞎撞。结果撞上了一个在南京无法混下去的季恬逸。
这位季先生与季苇萧同姓不同宗。季苇萧就是那个考试时作弊被鲍廷玺抓住又被鲍文卿放掉的那个小童生，这时已长大成人，凭着哼几句诗的才情和一张小白脸，到处骗饭吃。季恬逸没有这份才情和品貌，所以用季苇萧的话说，“他是没用的人”，还托鲍廷玺带信叫他赶快回安庆老家，因为“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死人的，万不可久住”。可季苇萧也太看轻了他这位本家。猪有猪路，驴有驴道，季恬逸虽然不是小白脸，但可以“才子佳人信有之”，吃女人饭，而且他有运气碰到了诸葛天申，让他美美地在南京过了几个月快乐时光。
本来已经沦落到一天靠四个“吊桶底”（一种油饼）充饥的季恬逸，遇上诸葛天申，可谓绝处逢生。诸葛佑要找名气大的主编，季恬逸则正好在那般假名士堆中混过，于是从街上拉来个萧金铉——“你只同着我走，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介绍给诸葛天申。一番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主编的名分就定了下来。萧金铉有多少分量，全凭季恬逸瞎吹。于是，花钱的主儿则只好“以附骥尾”了。
请名家当主编，不是一件便宜的买卖。“编辑部”一成立，衣食无着的季恬逸便神气起来。租房子要“宽大些”，环境要清静些。“天下名山僧占多”，和尚庙便是当时的旅舍。如果放在今天，可能就要到名山胜水之地找一处度假村了。吃饭也不能将就，四个碟子、四壶酒，这是起码的标准，每日在聚升楼开伙，总要花他四五钱银子，不时还“有朋自远方来”，请客吃饭自然也是诸葛天申点钞。就这样，足足吃了四五个月，单是吃住，诸葛天申的银子已十去三四。连上纸张、刻工，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就有限了。这一点，诸葛天申是始料未及的。但骑虎之势已成，要下来也就难了。
诸葛佑刻书是为了邀名，萧金铉、季恬逸则只是图几天快活日子。待到钱花得差不多，好日子快到头了，季恬逸便同萧金铉商量：“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倒欠下这些债，将来这个书不知行与不行，这事怎处？”萧大主编却十分洒脱：“这原是他情愿的事，又没有那个强他。他用完了银子，他自然再去讨，管他怎的。”可怜诸葛天申会账的事情都是他，刻书的利益却如镜花水月，完全摸不到边。用上海话说，十足当了一回“寿头码子”。
诸葛天申刻的这部书，后来是否出版，印数多少，《儒林外史》没有细述，也无法细述。不过如果印了出来，那前言必定会说“此书之成，批阅三载，历经寒暑，呵气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