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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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是雅乐，“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二十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诗坛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十四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宿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
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就早已铸就了，简单概括就是在变动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易经》者“变经”也。卦就是一种变术。通过卦象可以窥视无涘无涯的世界。《易经》廓清混沌，为中国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武器，功莫大焉，然而也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易经》讲变有余而讲不变不足。中国有关于“变”的经典，而没有关于“不变”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缺陷。中国人只掌握了半个认识论，并以这半个认识论对付整个世界，问题于焉而生。
总的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于不变中求变，换言之，是以变换求稳定，以小变维持大不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它。过去流行过所谓“让步政策”说，其实就是以小变求得大不变的具体表现。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始终没有发生过大变，就是因为变的冲动还未蓄积起来就已经耗散在小变之中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改革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兴皇帝也都是改革家，就是末代皇帝也大多是改革家。明末崇祯皇帝实施了多项改革，但是用这些改革之水去扑灭全国各地的暴动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清末西太后虽被讥为保守派代表，实则是个改革者。她的改革事项极多，甚至还制定出了实行宪政的方案——可惜，她手中挥动着一把尺子，凡出了格的大变，格杀勿论！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诸如明治维新那样真正的社会变革。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事半功倍的思维方式应该恰恰相反，是将剧烈变化寓于不变之中，尽量保持文化的形式，进行实质性变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杀得天昏地暗，哀鸿遍野，社会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
中国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儒法道释的著述中。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特殊而轻一般，重内敛而轻外释，重文字文化而轻脱文字文化，重实绩而轻精神，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一共同特性派生出许多性质相近的价值观。比如由“法先王”派生出了对人格示范价值的推崇。历代帝王都要树立人格范式，以供全体效法。有意思的是，效法对象是不断变换的，而且周期极短，但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拨开乌云的第一步是了解。
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任何国度，启蒙都是文明的首要步骤。对于中国来说，最该启蒙的莫过于厘清由变与不变搅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的谜团了。作为中国人太应该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了。中国人的第一特性就是喜欢变，第二特性就是喜欢固守不变。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中国人。频繁的“变”引起怀旧；持恒的“不变”引起躁动。当今普遍弥漫的怀旧与躁动情愫就是变与不变的反拨，表现出人们对于变与不变的一种渴求。
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
“变”把作为民族聚合体的中国人弄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我们无法描述由古而今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许多人怀疑：究竟存在不存在由古而今的“中华民族”；“不变”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起来，使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世界格格不入。
到了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旷日无雨，赤地千里，最需要的是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最需要的是阳光。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除关于变与不变的咒符，解构该变的（质文化），保守不该变的（形文化），以使我们中国社会真正成熟起来、进步起来，做到既传统又现代，既守旧又革新，既谦卑又高傲，既淳朴又文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廓清几千年的文明遗产，抛弃那些消极的质文化，继承那些积极的形文化。在质文化方面，我们要向世界靠拢，和最先进的国度保持同步；在形文化方面，我们要保守住国粹，虽千金而不易，像张扬个性那样张扬这些优秀的民族魂。
走出变与不变的怪圈，让历史与现代共舞。
注释：
〔1〕参见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的讲话。
〔2〕参见《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千秋不死的魂魄
千秋不死的灵魂
——绝句之旅
？ 李元洛
湘东北万山丛中的名城浏阳，我去朝拜已经不知多少回了，这不是因为那里有大围山与浏阳河等山水。以自然景观而言，中国超出它们的名山胜水不知还有多少；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名闻遐迩的烟花爆竹，烟花亮丽，爆竹喧阗，但毕竟只是光耀刹那或响亮一时。我去朝拜浏阳，或二三友人结伴偕行，或一人孤身独往，除了那里是胡耀邦同志的故里，还因为在一百多年前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刻，那里的群山峻岭推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梁启超语）谭嗣同。
谭嗣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男子，中华民族的伟丈夫。烈火狂飙，是他的名字；松魂桂魄，是他的名字；银汉星斗，是他的名字；不废江河，是他的名字。浏阳北正街他的故居，才常路他的纪念馆，城外牛石乡山上他的墓地，我多次徘徊凭吊，多少回高歌低咏他的诗章，顶礼伟大的英烈，扼腕造化的弄人，感喟人世的多艰与沧桑。
一
早生于谭嗣同一百余载，而享年和谭嗣同竟然相同的黄仲则，是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诗国天空的一颗彗星。他的好友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称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凤病鹤”，在《黄君行状》中又说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1756年，黄仲则时年二十七岁，启程北上远去京城。这固然是穷困潦倒的诗人寻找出路，也是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雄浑壮丽的江山之助。他在《将之京师杂别》中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在这一方面，百年后的谭嗣同比他幸运多了。
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由京官外放甘肃巩秦阶道。他先携十三岁的谭嗣同由北京返回浏阳故里——这是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次年再带其赴甘肃上任。万水千山，当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加之中原与西北连年干旱，瘟疫流行，他们的长途跋涉可谓甘苦备尝，幕客与仆人死去十余人。谭继询也中途卧病，数月后的初秋才到达兰州。少年谭嗣同在这一征途中的历练与观感如何，我现在已不得其详了，但却仍然有幸读到他存留到今的最早的作品，就是他此行之作也是十四岁时之诗作《潼关》：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潼关，在陕西省潼关县之北。这座雄关险隘，是东来西往的交通要道，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来多少英雄志士在此出出入入，多少才子奇人在此挥毫赋诗。谭嗣同这位未来的英雄，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关隘风屯云集，气象雄浑，踏破崇山峻岭的马蹄声被秋风吹散，不仅可见时令与行程，而且颇有振衣千仞的风神与气概。后两句分写山河，浩浩荡荡的黄河在原野上奔流还嫌局促与拘束，而潼关境内尽是崇峰险岫，不知平坦为何物。这是写景，也是谭嗣同自抒怀抱，他以冲决网罗要求自由的豪情，以勇往直前争取解放的气魂，向千古雄关交上了一份出色的少年答卷。这份答卷，和杜甫的《潼关吏》等名篇一起珍藏在潼关的心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一次初征之后的十年间，谭嗣同在兰州与浏阳之间五度往返，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并远去西北之新疆与东南之台湾，行程合计八万余里，如他自己所说：“堪绕地球一周。”谭嗣同的壮游并非为了创作，在跋山涉水之中，他了解风土民情，体察民间疾苦，物色英雄豪杰，同时也磨炼了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坚韧顽强的性格，张扬了凌厉无前的任侠精神，在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交相激荡之下，他的思想也由偏于保守而趋于激进。在一个大雪纷下的冬天，他曾单人独骑，“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之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从他给友人沈小沂的信中，可见少年谭嗣同的英雄气概，也可见这位后来的非常之人，当年所做的非常之事。他同时代众多的平庸之辈，只能遥望他一骑绝尘所扬起的尘土！
谭嗣同曾在丁丑年（1877）除夕撰写两幅联语：“谁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替天地扬威”。他当时年仅十三岁，真是所谓“少年心事当拏云”了。在此之后的1889年，谭嗣同由兰州去京师途中，经过山西省广阳县东北之井陉关，曾赋《井陉关》一诗以抒自己的侠气狂情：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战国时的燕赵之地，在今河北、山西及河南省北部。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曾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地与豪杰之士的关系，由他作了流传后世的界定。谭嗣同虽是南人，却生长于北京，在那里度过童年与少年，而且他娴于技击，任侠使气，一介布衣，心忧天下。他自撰的书房联语即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当驱车燕赵实地来游而赋诗时，一开篇既是对历史上慷慨悲歌之士的遥远怀想，也是当仁不让的当下自许。九年后，他以鲜血呐喊以生命高唱的，不就是一首令今日热血未冷的读者仍怆然神伤凛然气壮的慷慨悲歌吗？独立苍茫，廓然怀古，他在此诗之前作的五律《出潼关渡河》，结句就是“为趁斜阳渡，高吟击楫歌”。中流击楫，是晋代祖逖的故事，后世作为有志澄清天下的同义语。谭嗣同那无限的怀古抚今之意，他当时不可能在有限的文字中为我们一一说明。我们今天不是可以根据他的思想去寻索，回溯他的行踪去想象，参照他的生平行事去证明吗？
井陉关我至今无缘一访，但青年时代远谪西北，在西去东回的列车上，却多次与潼关擦肩而过。车过潼关，我耳边轰响的，是火车的千轮飞转；我心中敲响的，却是谭嗣同诗中被秋风吹散的马蹄声。
二
一条浩荡的长河，有它最早的源头；一株苍郁的大树，有它最深的根系。湖湘文化的源头与根系，当是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和他的作品。谭嗣同是近代湖湘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也曾从屈原和他的作品中吸收养分，曾吮吸湖湘文化那源远流长的乳汁。
远古的《诗经》是北方文学，或者说中原文学，“汉之广矣，不可方思，江之永矣，不可泳思”（《周南·汉广》），湖北的汉水是《诗经》的最后的边疆。湖南当时荒凉边远，在它的歌声之外；数百年后勃然而兴的楚辞是南方文学，或者说边缘文学。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其政治活动与文学生涯都在湖北与湖南，他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顽强意志，为自己的信念而敢于任事勇于献身的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积极的内核与本质，像一炷永恒的心香，为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志士文人所传承。谭嗣同出身于书香之门，簪缨之族，少年时代即饱读诗书，并开始写诗，对于屈原及其作品，当然曾馨香顶礼，去他所缔造的诗国作不止一次的神游。“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南国之桔的坚贞品格，既是客观物的写实，也是人格美的象征，该如同红宝石一样照亮了谭嗣同年轻的眼晴，像火焰一般燃烧在他的心房吧？《谭嗣同全集》的编者蔡尚思与方行先生曾说，有位李鸿球先生告诉他们，谭嗣同早年对于《史记》与《王勃集》都有很精彩的眉批，数十年前曾见此二书“藏于大岸周家”，后来周宅被毁，两书不知流落何处。珍贵的遗墨不可复见，令人永怀遗憾。谭嗣同对屈赋应该也有许多心得。他虽没有读屈原的诗文传世，但其诗作却不止一次提到屈原。1888年，二十三岁的谭嗣同从兰州返回湖南途中，写有五律《洞庭夜泊》：“船向镜中泊，水于天上浮。湖光千顷同，雁影一绳秋。帝子遗清泪，湘累赋《远游》。汀洲芳草歇，何处寄离忧。”无罪而致死曰“累”。此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对含冤负屈而死的屈原的追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