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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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睦胗恰！蔽拮锒滤涝弧袄邸薄４耸八木湫淳埃笏木浯ゾ吧椋惴⒍院└呵赖那淖坊场Ｌ匪猛纸愀鞫耍砟瓴挥馈�1890年谭嗣同在浏阳故里，怀念他早逝的母亲与兄姐而作悼诗《湘痕词八篇并叙》，诗题中的“湘痕”也是取湘夫人泪洒斑竹成痕而为屈原所歌咏过的人事。
早在1885年冬天，时当弱冠之年的谭嗣同从浏阳再赴甘肃兰州，途经陕西省商洛县之武关。战国时秦楚以武关为界，当年楚怀王被秦昭王诓骗而客死于秦，就是在武关被绑架勒索的。谭嗣同过此作有《武关七绝》一首：
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
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文老说怀王。
此诗的关键句是“我亦湘中旧词客”一语。“湘中旧词客”当然是指屈原，谭嗣同加之的“我亦”一词，分明是以屈原自励自况。不过，虽自云“旧词客”，但他毕竟是新时代的“新人”，而且时隔数年后即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人物，激进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联系到已近尾声的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从诗中我们也可隐约听到作者反对封建帝制和反清的革命思想的消息。这消息，当然要到他后来的皇皇专著《仁学》中，才变为“冲决君主之网罗”的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但如同满天霞彩，它的前身却是黎明前第一缕曙光。
时隔两年之后的1887年，谭嗣同又写了一首《画兰》。“画兰”即是“兰画”，这是一首题画诗，也许是见到南宋遗民郑思肖的画兰之作而写。生于宋之末世元之初期的郑思肖，痛感国土沦丧，他画兰而不画土，自云“土已被番人夺去”。元人倪瓒《题郑所南》诗说：“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谭嗣同此诗，大约是从郑所南的画与倪瓒的诗化出的吧：
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埃鹉禾巍�
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帝子不来山鬼哭”，是反写，是反《九歌·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与《九歌·山鬼》中的“既含睇兮又宜笑”而用之。是暗喻屈原斯人已逝，渺矣难寻？是寄托国势衰危，世事苍茫？“一天风雨写《离骚》”，这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也是时代的凄风苦雨，更是谭嗣同内心的烈风豪雨。谭嗣同生逢末世，亲历时艰，眼见满清腐败透顶而列强侵略日亟，他后来曾在《仁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意识与民权思想，而此时赋诗追怀屈原，他的境界也早已超越了郑所南和倪瓒的遗民之思。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作，他是非常之人，别有怀抱啊！
三
一个高度集权的黑暗时代，可以令人畏惧，可以叫人消沉，可以命人屈服，也可以使人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但是，它也可以磨炼和促使真正的人愈发坚强与伟岸。即使风雨如磐，也有雷鸣与电闪，谭嗣同，就是撕破黑暗王国的一道雪亮的电闪，就是报道破晓的一声惊世的雷鸣。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清朝与日本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是它当时却以失败与屈辱烙印在满清王朝的额头，事后也铭刻在中国近代史上。公元1886年以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根本国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所美称的“明治维新”。不到十年，日本的国力和野心一起强盛，它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就是先取台湾和中国的藩属朝鲜，继而占领东北与蒙古，进而征服中国，最后称霸世界。当满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均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慈禧太后仍然不知大难之将至，仍然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1894年7月下旬，日本海陆两军入侵朝鲜，废去原来的朝鲜王而成立傀儡政府，中日战争已如箭在弦。然而，慈禧却一门心思张罗她的“六十大寿”，挪用一千万两左右的巨额海军经费，重修西郊的废园清漪园，后来改名为颐和园，并且把持朝政，培植腐朽保守的“后党”，压制主张变法与抗日的光绪皇帝和他的“帝党”。日本帝国如一支刚锻冶出炉的精钢利剑，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的满清王朝，则像一张百孔千疮不堪一击的劣质盾牌，于是，在黄海之战中，中国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继而水陆并进，攻陷辽宁的旅顺口和山东的威海卫等军事要塞，北洋水师至此已片甲不留，完全付诸东洋。
1895年，卖国而妄图苟安的满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宗奥谈判，于4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当时全国税收总额仅四五千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开厂而产品免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正是全国举子聚集京师会试之时。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大都血气方刚，只消几粒火种，烈火就会熊熊燃烧；只消一阵疾风，海洋就会波涛澎湃。于其时在正在北京而名震士林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带领之下，四月三十日，全国十八个行省的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在北京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康有为随后写了长达万言的《上清帝书》，内容主要是拒绝和约，抵抗到底，变通新法，实行政治改革，经一千三百多举人签名，送交清廷。“公车”，是应试举人的代称，这一上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清朝统治时期也是整个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场士人联合大请愿，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和人格独立的初步觉醒。
谭嗣同此时正在长沙。以前他曾去岳阳，设计打击倒运粮谷的奸商，组织船户运粮回乡，救济因湘东大旱而缺粮断炊的穷苦农民。这时，《马关条约》签订和公车上书的消息传来，谭嗣同也不禁悲愤填膺，他仰天长啸而壮怀激烈，《有感一首》从胸臆中奔迸而出：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旧时代文人喜欢吟咏春愁秋恨，但大都是个人的小我的抒情，如山间的小溪，庭院的池塘，而谭嗣同的“春愁”则是大我之民族情怀的抒发，它是春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愁，如大江的呜咽，如怒海的澎湃。他当时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就说“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近来所见，无一不可骇可怕，直不胜言，悲愤至于无可如何”。哭当长歌，长歌当哭，神州陆沉之痛，国土沦丧之忧，对当局卖国苟安之愤，于自己救国无门之悲，在谭嗣同博大的胸怀中，搅起了漫天风雨。“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曾说：“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见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十年后，我们这位湖湘英杰的呐喊呼号，在江浙英雄秋瑾的诗作中，得到了频率共振的激越回声。
四
在大自然中，暴风雨之后也有清明的晴霁，万山磅礴之中也有潺潺流泻的清溪，大海上不仅有奔腾的九级浪，也有波平如镜的风光。在人类生活中，有烈火狂飙的英雄人物，有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涯，有灿如朝日的崇高理想，同时，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柔情，登山临水的闲情逸致，友朋之间的把袂谈心。谭嗣同不也是如此吗？他愤世嫉俗，也笃于友谊；他忧国忧民，也友于兄弟；他感时伤世而常常金刚怒目，但也情深一往而不时菩萨低眉。
光绪皇帝载湉在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扶助下，决心维新变法。其时谭嗣同在湖南协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举办《湘报》，发展工矿与交通事业，使封闭保守的湖南成为了“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其品格与声望已经随风远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都得到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上书保举。他在保举谭嗣同的奏章中说：“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畏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下诏“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谭嗣同其时患病已从长沙回浏阳休养，光绪帝又急急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地方督抚大员也亲函督请，谭嗣同只好抱病应召。在几年来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谭嗣同迭遭保守腐朽势力的刁难攻击，北京更是风云险恶的漩涡中心，高处不胜寒，此去前景如何，殊难逆料。赴京之前，于佛学造诣颇深的谭嗣同写有《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前有一小序：“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全诗如下：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与此诗同时，他还有一副联语赠给夫人：
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
谭嗣同的夫人李闰，是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赴京前夜，据说他们夫妇俩灯前夜话，对弹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谭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真是弱女子的真情，烈女子的至性！而谭嗣同在长沙写给李闰的信，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劝勉，似乎有某种预感，而意欲让李闰有思想准备。以上所引的留别诗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果然，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年年在谭嗣同的忌日悼亡赋诗，有悼亡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流传至今的一首七律《悼亡》，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一洒同情之泪，而想见作者当年之痛断肝肠：“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为了尊重和纪念先烈，她从他们原来的卧室中搬出，住到与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养亲抚侄，含辛茹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前所未有的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之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也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我多次去昔日的大夫第、而今的谭嗣同故居，每次总要在李闰的居室参拜，向她致以隔代的慰问与敬意。她安葬在谭嗣同墓地之侧的山冈上，黄土一，冷落荒凉。几年前李闰之墓已略加修葺并重新立了一块石碑，以后我每次去瞻拜谭嗣同墓，总要去其侧的山冈向李闰敬献一炷心香。这是出自我的至心，冥冥之中仿佛也是受了谭嗣同的嘱托，因为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呼吸可闻，但谭嗣同却不可能起来，走到山坡那边去探望她了，如同当年李闰已经睡熟，而深宵秉笔不寐的谭嗣同走到床边去探望一样。
五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三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载湉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诀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至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他们曾联名“受业门人唐才常谭嗣同仝禀”他们的老师，即后来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有道是：“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虫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共机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