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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ネ牵祷б蛑叮偎雇琳咭嗖荒苡兴慈螅似渌越焕б病Ｐ杂⑷酥郏瑐m扰频年，防洋经费数十万两，道府两库以是渐罄。然台湾每有大繇役，辄由绅富捐输，急公乐义，故政府亦不致拮据。
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幹以台湾财政困难，须谋补救，乃以筹议备贮书上之督抚，其言曰：“自古官有余俸，而后可以讲吏治，即无余而非不足，尚可责备也。民有恒产，而后可以讲风俗，即无产而得以谋生，尚可措理也。惟日不足，而万无不足之时，其台湾之官乎？不能谋生，而万无生之理，其台湾之民乎？其不足也，皆自至足来也，其谋生之难也，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府有叛租、有盐课，厅有口费，县有正供、有杂税，皆有羡余也，皆有津贴也。仓有余粟，库有余帑，民有余钱，商有余货。昔之官于此者，皆公私绰绰然，加以存项充牣，无虑支绌。故至今无不以为台地之胜于内地，信而有征。履其地而后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内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两言以蔽之，曰：银日少，谷日多。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谷何以日多？洋米愈贱也。他郡县犹或可以补救，台地居海中，既无去路，又无来路。他郡县不过曰谷贱伤农，与其谷贵而有损于贫民，不如谷贱而有损于富民。台民则无业者十之七，皆仰食于富民，富民贫，贫民益贫，而官亦因之而贫。府中叛产每年额征洋八万余圆，皆籴谷完纳，今易谷十石才五六圆，而额完且多在十圆以上，民间正供少亦在二十圆以内，设法垫纳，以昔之有余，补今日之不足，亦未为苦也。乃逾一年而贱，逾二三年而更贱，向来承办之殷户，今皆纷纷禀退，恳求查抄，以延余喘。此难之在民者，于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府库积欠历年，统计叛租垫二十余万，盐课欠十余万，营中官租欠六万零，司中按年照额划扣，库中按年挪款垫支。此外生息之款，及应由厅县归补而未解者，尚有二十余万。正供与叛租情形相同，办公日形竭蹶。是以司库已扣，而府库未收者，愈积愈多。无怪同任初接交代存库数十万，至今日而一空。此难之在官者，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叛租既不足，尚有盐项，此向来府中之出息也，乃盐户又不能支持。问其故，则以私盐之日多也。私盐之所以日多，则以谷价日贱，富民不能养贫民，贫民无所佣趁，无所挑负，而私贩口也。禁之过严，缉之过猛，将趋而为盗矣。往年商船流通，地方繁富，鲜有饥寒者，故穷民无不以台为退步。今则不然，懦者为道馑饿死，强者犯法以苟免。昔无恒业，而寄居求食，便于自赡。今无生路，而惰游已惯，不耐劳苦。此谋生之难，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夫生财之道，不外开其源，节其流。台地无源可开，但通其流，而源自裕。米谷不通，日积日多。望丰年乎？贱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贱如故也。盖由内地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不食台米，则台米无去处，而无内渡之米船。无内渡之米船，即无外来之货船。往年春夏外来洋圆数十万，今则来者寥寥，已数月无厦口商船矣。各厅县虽有海口，几成虚设。然无来亦无去，犹可也，而烟土之禁，不弛而弛，即以每人每日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贵贱贫富良莠男女约略吃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即耗银十万两矣。此有去之日，无来之日，业数十余年矣，安得而不穷且盗乎？谷多而银不缺，银少而谷易销，尚可苟延。二者夹攻，其何以堪？且谷已贱或有可贵之日，银已贵万无再贱之时。则以洋夷之殖本愈厚，而牟利愈巧也。台商之货，糖为主，今闻夷亦贩糖矣。台商困，则台民敝，台民敝，则台吏穷。夫事有便于官，而不便于民，或便于民，而不便于官。而今则官民皆沦胥以败，奚暇讲吏治哉？奚暇讲风俗哉？
第四部分度支志（2）
“现存备贮道库十万两，府库截至夏季止，仅存三万余两，秋饷尚敷，冬季已须别为筹垫。然非有叛租、盐课等项之羡余，无可垫也。各处内地划饷，而由府转划者，兵丁不能嗷嗷以待，又须别为设措，然亦非叛租、盐课等项之羡余所可措也。此两项同任未征完及外欠者，将五十余万，近年征而未完、欠而未缴者，又将十余万。承办者求退求查抄之不暇，比追岂能如数？则欲垫而无可垫，欲措而无可措。所恃者道库之十余万两，例不准无事擅动。然府中既无所筹应，海外兵饷攸关，不得不移借应之。及来年大饷到台，提还后，所存又无几。今年冬饷不敷，来年秋饷不敷，后年春夏饷亦不敷矣。地方殷富之时，干戈尚且屡起，穷蹙至此，尤可寒心。万一偶有蠢动，道库所存无多也，府库悬罄也，绅商大半皆破落户也，智如诸葛，勇如武穆，亦束手而无可如何。是非早为绸缪，大为更张，将有坐视其一溃而不可复振者。议者或请减兵额以节饷，曰：止见兵来扰民，未见兵去杀贼。减之似非防患之道，而实所以去患。兵不扰民，民必不乱。宋范镇所谓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此一说也。或请筹公费以养吏，曰：于正供划出，如昔年耗羡归官，俾得办公有资。当此国用短绌之秋，尚为官吏计养赡，亦愚且诬矣。然台地县官无漕余也，无陋规也，地方绅商无通融借贷也，止有正供之羡，而正供之难征如此。加以兵谷半折等项，按年金数划扣而后收，总不能清款。并有仅完至六七分以上者，赔贴从何而来？全台摊款已十九万有奇，又从何弥补？即如幕丁之资费，僚友之应酬，眷口之食用，究出于何项乎？贤者亏挪耳，不肖者即不至簠簋不饬，惟望办军需耳，是惟恐不乱也。穷生贪，贪生酷，酷以济贪，终亦未有不乱者。即惟正之供，民间已有敲骨吸髓之苦。从前台地郭光侯、洪协因抗粮激成巨狱，尚在殷实之时；今则祸变更易，人心散而盗贼起，所耗于国家者不可以数计。何如先为筹其饩廪，似费而所省实多。元崔彧曰：‘百官月俸不能副养赡之资，难责以廉勤之操。’宜议者增俸钞民必受恩惠，其有以贪抵罪，又复何辞？此又一说。或请减粮赋以安民，曰：额赋不能求减，每十石一车，减价收洋十圆上下，其军饷不敷者，由内地另为筹拨，则民气大舒，而官无掣肘，始可责其尽心以治民。为此说者，亦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词也。然其说似迂，而实为切要之计。明吴甘来曰：‘所虑兵闻贼而逃，民见贼而喜，恐非无饷之患，而无民之患。宜急轻赋税，收人心。’其迹似损，而所益实大。此又一说也。
“总之，台地之难，难于孤悬海外，非内地辅车相依可比。谚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岂真气数使然也耶？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止有此数，财用有去无来，流民有来无去，欲不扰攘而不能。如咫尺之地，四面皆水，蒿莠丛生，其势不能相容。非斩刈之，则焚烧之，理势固然也。为今之计，先其急者。司库有应发还府库之项，筹拨若干，以为备贮，或以后扣划，少为变通，使常变皆有所恃而无恐，即一切支垫亦易于转运，而不至坐受其困。仍取责欠之有着者，设法追补，兼采众论之可行者，次第图维。台人有云，万不能断洋烟，不得已本地听其种烟，而银两或不至外出也；万不能绝洋米，不得已内地所附近各省均办采买，而米谷或可以流通也。皆言之易，而行之艰也。朱子所谓‘大势如人身重病，内自腹心，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台地先设法备贮府库，殆如奄奄待毙者，进之以参苓，姑延一息耳。近日幺么海贼，洋面劫掠，不久即去。而雇备商艘，筹给舟师口粮，已觉摒挡之难。设有大憝如曩日朱、蔡者，其若之何？呜乎，败坏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大约元气之大伤，由于历年叠次竖旗分类，而又继以夷氛之扰，其一切逋欠之积重难返也。亦以近年官斯土者，衰病已久也。前官去者去亡者亡，后人欲求近功速效而不能。悠悠忽忽，文恬武熙，苟安目前，得过且过，而病根日深，不发则已，发则不可问。知而不言，其咎益重。尝读雍正年间陕西潘总戎疏云：‘地方事宜有可设法措置者。以钱粮为重，而断不肯耗费于无用之地。若地方及营伍事宜，有必用钱粮始得谧安，常以地方为重，而断不敢博节省之名。’是以不揣狂吠，激切上陈，无任干冒悚惶之至。
“一为府库稍轻筹垫也。府中经征叛产，多在嘉、彰两县，自道光二十五年风灾案内呈报水冲沙压者不可胜计，勘验清丈，分别是否堪以垦复，一时未及详办。佃户拖欠有因，而司库则已全划，营饷即须全支，佃首不能垫纳，府中不得筹款以应，以致日形支绌。可否将加饷六万四千两，除叛租征收五万四千两，尽数支除，并盐课项下拨给一万而外，再行加拨一万余两，减盐课应划之额，以补叛产短征之数。台地盐贩欠课，与内地盐商倒悬篷额无二，现在难于渎求者，以租产先其所亟，而亦知更张之未易也。
“一为厅员稍轻赔累也。厅员承办配运，商船日见其少，每届奏销，即须由官雇运。鹿口向运本色，船傤之加贴，盘量之所耗，友丁押运之修伙，皆在其次。风涛之险，一船失事，则数千圆去矣。盘谷之费，一船上仓，又数百圆去矣。台、淡二口向俱赍价赴买，而收谷者以谷非台产不肯盘收，于是私自议折，每十石自十八九圆至二十二圆为止。县交一三，余俱厅贴。淡口并有收本色而交折价者，其赔贴尤重。可否将雇运之事，议一定章，或交谷而酌加仓费，或折价而按照时值。此为非内地收谷厅县裁减规费，实由船少短配，逼于无可如何。尽归海外口员赔贴，似未足以示平允也。
第四部分度支志（3）
“一为各县属库稍轻筹垫也。县征正供，皆以为每石折收银二圆二角，并不为少。而供谷最多之台湾县，已仅收二圆，兰、淡则本收一圆八角，经胥工伙食等项均出其中。即随征之耗羡，各项之案费，亦出其中。其买米给兵，买谷配运，谷价既贱，非无羡余，而应买米谷，只十分之三，所余无几。雇运则须一三交价，眷谷、半折，则须一四划饷。而所收正供中之营租、学租、叛产等项，则每石仅折纳一圆，又勋业、官租、书院、寺庙等租，均折纳一圆二角不等。是名为有余，而实则不足。所划、所运、所给，俱应年清年款，方能抵兑。当此民力凋敝之时，彰化至多收七分，淡、兰、台、嘉至多收八分，惟凤山可收至九分，而各项支应不容稍短。是以地方一切公事，有不暇兼顾者。可否将眷谷、半折两项量为减价，援内地部定例价每石七钱八分之数，照额划扣。盖兵只领谷，近年米价大贱，按二谷一米，每石已得银一两五钱六分，银价大贵，每石已得钱三千二百余文，在内地足敷买给，似无用每石二两折钱四千二百余文之多也。
“以上姑为目前补救之计。府厅县办公稍裕，始得尽心于地方公事。即如防冬缉匪，稽查海口，一切须有余资，乃能应手。而催科听断中，不失抚字之道，庶几海外苍生，阴受其福，或可望其日久相安，不至生事。若徒恃兵刑，是遏其流而非清其源。且有事以后，必至糜帑殃民，幸而安定，隐患终在。更可虑者，即使地方无事，万一兵丁饷项支给不及，尤难约束。昔人所谓兵数不抽，军饷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也？今如期支放，近日虽稍形敛戢，而间有串通匪徒，攘夺之时，饷项再不能随时应付，尚可问耶？至道署精兵之经费，船工之赔垫，以各前任捐摊，每年须五六千两，此职道己事，不敢哓渎。惟各属情形，为全台休戚所关，既有所见，不敢不据实直陈。为保全地方起见，非谓见好属员，轻议纷更，喜事多言，上烦廑念也。此心无他，谅蒙涵鉴。”于是督抚议奏，岁由福建协济，财政稍裕，而官民亦相安无事矣。
台湾之钱，多自各省运来。旧志引《海东札记》，谓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童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古名北港，为宋时海舶通商之口，颜、郑入台，亦由此道，故府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言也。惜其所称古钱，不载年号。汉欤，唐欤，将近代欤，其详不可知已。永历二十八年夏，延平郡王经命兵都事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而日本以与郑氏有婚姻之好，岁以宽永钱相馈。其后人多熔之，以作钟鼎之器，至今始绝少也。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象，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三十七年，台湾改隶，始用清廷制钱，而纳税者以纹银权以两。然银有炉火之耗，有贴水之费，凡纳洋银者，每两例加四钱。然后以元宝解省，藏藩库，台有所需，乃请而发用焉。熔铸之繁，押运之缓，奸吏上下其手，借饱私肥。而市井之流滞不计也。
初，清廷诏禁前代旧钱。诸罗知县季麒光上书大吏，略谓：“台湾民番杂处，家无百金之产，各社番人，不识银等，其所买卖，不过尺布、升盐、斗粟、斤肉，若将旧钱骤禁，势必野绝肩挑，市无收贩，茕茕小民，实所难堪。窃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恤。查漳、泉等处，尚有老钱金钱，未尽革除。况台湾两隔重洋，实非内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风，必俟三年。今台湾声教虽通，而耳目未尽改观，性情未尽孚感，又非如郑氏之时，兴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厘出入，轻重难平，且使从前之钱，竟归无用，民番益贫而困。敢请俯顺舆情，暂行通用。新铸之钱源源而来，则旧钱不禁而自绝矣。”已而内阁学士徐乾学亦奏言：“闽处岭外，听民兼用旧钱为便。”从之，乃罢其禁。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奏请台湾就地铸钱。部颁钱模，文曰“康熙通宝”，阴画“台”字以为别。当是时，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铸钱，唯台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故不行于内地。商旅得钱，必降价易银归。铸日多而钱日贱，银一两至值钱三四千，而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贸易，每生事。总兵殷化行屡请停铸，当事者不从。及调镇襄阳，入觐，力言台钱之害。旨下福建督抚议奏。三十一年，始停铸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贵殊常，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丰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其后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