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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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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

  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斐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斐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底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

  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

  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对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著),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

  人是怎样饿死的

  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制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

  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那儿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三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

  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征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征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上) 

  吾人幼年读国史,从「纲鉴」、「通鉴」读到「四史」,尤其是在通鉴各章节中,史不绝书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记载,可说是一览而过,头脑里印象毫无。想不到这种古史上的记载,在现代中国,有时竟能及身而见之。一旦亲身体验之后,再读古书,往往就有惊心动魄的震撼了。

  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疠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个尸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

  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在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苞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苞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

  「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牠蚂蚱爷,牠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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