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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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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

  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第一章,党员)

  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

  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时,把毛某「踢到琼楼最上层」,虽不无党同伐异之私,但他的动机也是为他底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着想。刘在七大上歌颂毛的领导为「完全正确」。我们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标准旁评之,笔者就曾说过,刘的颂毛之言不算太过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间)「解铃还是系铃人」,同一个刘少奇,又想恭请毛主席下楼休息,可就请不下来了。相反的,他却激怒了这位大独裁者。为着保权卫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择手段的反击,和其后所发生的骨牌效应,不但把刘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他几乎也把一个辉煌的人民政权,和十亿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斩,而弄到万劫不复之绝境。有的大陆史家,就误认为刘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鸡不着蚀把米,而自诒伊戚。海外史家有的讥笑他,木匠顶枷,自作自受。其实他也是出诸善意。刘曾说:「现在不再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了,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虽是戏言,亦是衬语。笔者不学,在邓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长文评之。此是后话,下节在另作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刘少奇搞起的毛泽东这个独裁班子,虽有其必然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它对付蒋介石那个同样的独裁班子,却有其催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战后,蒋、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盘楚河汉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蒋公的「老将」,而统一了大陆。其效率之高,也确是惊人的。共产党人,像邓小平就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信不诬也。吾人写历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长话短说,它开国初期的气势,也确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门头,群雄揖让,四海之内,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一去不复返了。何等气势?谁又知道,时未兼旬,九州岛之内,又人相食,打砸枪,哭声震野呢?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层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作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学长王作荣院长一样,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协」和制宪建国

  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与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底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征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毛泽东自叹战略错误

  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的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盘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叫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无必胜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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