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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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马坚时刻不忘自己的母族与信仰，具有鲜明的历史责任感，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生涯的主线。1939年回国后，他放弃追求个人享受的机会，谢绝了当时的陪都重庆一些政要让他出来“做事”的邀请，毅然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投身到伊斯兰文化教育与研究当中。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马坚辗转于上海、云南沙甸和昆明等地，在大批热心的穆斯林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他倾其一生从事的事业：译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1946年，他译完了全部《古兰经》，1949年完成了前八卷的注释，并正式出版，该版本至今仍是重要的《古兰经》汉文注释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今，汉语《古兰经》译本已经有十几个版本，但只有马坚教授的译本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并被学术界大量引用。尤其是他所做的注释工作，在汉语《古兰经》注释领域是开创性的。在传统的伊斯兰学科中，经注学是一门核心的学科，要求注释者必须具备语言学、修辞学、诵读学、教法学、教义学、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在中国穆斯林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前辈学者出于谨慎不但没有妄加注释，就连通译经文本身也被视为险途。马坚教授的译注工作之严谨，则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同学纳忠教授回忆他的译注工作时说，马坚选取了不同时代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经注，“经过研读对比之后，选摘出他认为合适的资料。按章节顺序，边研读边抄写”，对译文的每一字句都要做反复的推敲。他追求翻译的“忠实、明白、流畅”，注释则杜绝“牵强、附会、穿凿”，经过五次修润，对译文满意后才着手注释译文。长期的伏案工作，使得他的视力几近失明。可惜的是，随后到来的“文革”打断了他的注释生涯，他没有最终完成这项彪炳史册的壮举，就于1978年与世长辞了。

在译注《古兰经》之余，马坚还翻译了其他几种重要的学术著作。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七十万字的巨型译著《阿拉伯通史》，原作者为美国学者希提，是一部该研究领域至为重要的英文著作。选择翻译这本著作，表现了马坚敏锐的学术眼光。他的译文流畅、准确，至今该书仍是这一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由马坚教授主持和定稿，被评价为是该领域最可靠的工具书。此外，他还写作了重要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新中国初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事活动中担任阿拉伯语翻译和中东问题顾问。白寿彝教授后来把马坚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二是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三是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订＇8＇。而这几个学术领域，对近现代中国穆斯林学者来说，都是全新的和具有开创性的。这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他的学生、当代著名的阿拉伯语专家朱威烈教授在回忆马坚教授时说：“试问，有谁能说自己的国学根底、阿拉伯语、英语水平与马坚先生相仿，教学、科研成就像马坚先生一样丰硕，在民族、宗教、统战等领域拥有马坚先生那样的感召力和影响？现在，集上述诸长于一身的马坚先生归真了，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实在是个难以弥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9＇　的确，马坚先生的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文化人格。而这个文化人格，是继承了伊斯兰史上历代学者的文化人格，也是继承了古代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文化人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信仰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在理论上追求真理，在实践上追求与真理的合一。这种文化品格，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穆斯林，对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来说，也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n　　　　　　　历史学家白寿彝

1999年4月26日，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隆重集会，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同时祝贺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专门为他发来了贺信：“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白寿彝于1909年2月19日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开封是中原一带著名的回族聚居区，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回族社区和清真寺，他在这里接受了最早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对回族史的重视。1932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开始了他的历史学研究生涯。1949年前，他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37年，28岁的白寿彝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一书。在这一时期，他把较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当中，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1937年7月1日，他参加西北考察团，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详细记载了西北回族的状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43年，他的长文《中国回教小史》发表，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民国时期回族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他在1949年前的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作品，后来大都收集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一书中，成为今天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1949年7月，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并受聘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转变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史学史研究和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被认为对史学史研究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1989年，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作品，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到1999年，他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全部出版，被称为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10＇。这部通史的最大特色，不仅在于篇幅长，内容多，还在于其体例和历史观的创新。尤其是它第一次真正把少数民族史纳入了中国通史的框架之中，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这部通史，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地位。

在致力于中国史研究的同时，白寿彝教授也始终没有放弃回族史研究，并在这一领域持续做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收集了他六十年来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论著。1997年，他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全部出版，是新时期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还在多种场合讲到想编写一部新型的回族史的愿望，并提出了初步的编写体例，可惜他没有看到这个愿望的实现。2000年，九十一岁高龄的白寿彝教授在北京去世，被安葬在北京卢沟桥回民公墓。他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就是口述了《中国回回民族史》的“题记”部分。现在，这部带着他未竟的希望的、略具雏形的《中国回回民族史》已经正式出版，可以稍稍告慰他安息的灵魂了。

　

　

　

　

　

　

　





＇1＇　李贽：《焚书》卷二“与庄纯夫”。庄是他的女婿，李贽在该书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思想和赞美。岳麓书社，1990。

＇2＇　张立文：《李贽思想片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　详见马明良：《“以儒詮经”活动及其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

＇4＇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在由南京大学、哈佛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于2005年11月18——21日在银川举办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时对刘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果，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比如在儒学方面的造诣不亚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汉族学者。我们在美的几位学者正在安排专门时间一起逐字逐句地研读他和其他几位中国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的著作。”

＇5＇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

＇6＇　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

＇7＇　苏菲属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哲学流派，提倡苦行、禁欲，参悟，强调超越现实，顿悟人生。

＇8＇　白寿彝：《马坚的学术成就》。李振中：《学者的追求——马坚传》序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9＇　朱威烈：《德艺双馨　一代师表》。李振中：《学者的追求——马坚传》序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10＇　瞿林东：《白寿彝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
政治篇

回族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平时默默耕耘，埋头建设，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祖国献出一切，乃至生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到抗日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为国捐躯者数不胜数……

　

第一章　　　古代回族杰出的政治家

　

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赛典赤

漫步在春城昆明市的中心广场，“忠爱坊”肃然而立，犹如打开的一本史册，又像一个唤醒历史记忆的符号，默默地倾诉着、表述着一代政治家的历史：

赛公典赤治南滇，四百余年绩未湮。

西述天方恢圣祖，东传教道沟中原。

六王绍业勤犹在，八相调梅事可攀。

十五传来歌仲子，指南赢得水同涓。＇1＇

他就是700多年前元朝就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是他第一次在云南首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行省制，是他第一次在西南边陲建立了孔庙，传播儒家文化，是他第一次在这里建立了辉煌的清真寺，播下了伊斯兰文化的种子……。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全名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2＇生于中亚布哈拉，少年时就随父率部众追随成吉思汗，征战各地，直至忽必烈时代，深得信任和重用，由帐前侍卫先后升任韦靖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路断事官、燕京路宣抚使、中书省平章政事，受命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云南平章政事。史称“早遇太祖，功闻五朝”。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统一云南，率先推行行省制，对安定边疆，团结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一）开疆拓土　　建章立制

赡思丁早年充任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随从征伐。窝阔台汗即位后，他任韦、靖、云内三州（今大同市西北，呼和浩特市一带）的都达鲁花赤（元朝官职位），主管三州民政。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后升为燕京路断事官，断事官是三品掌刑政的官，元朝初年常以相臣兼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3＇他任断事官的时候“轻财爱民，很有威望。”1251年蒙哥可汗即位，赡思丁奉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抚渝燕京军民”。后被任燕京路总管，亦多惠政，继升任采访使，在蒙哥汗伐蜀时，主持粮饷供应，军前未发生过粮草中断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赡思丁被任命为燕京路宣抚使，掌管本路军民事务。中统二年（1261年），赡思丁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是一个等于副丞相的官职，“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因为他德才兼备，恪尽职守职，深得朝廷的信任和器重。

至元元年（1264年），赡思丁出任陕西。赡思丁到陕西三年内，民户增加了9565户，军户增加了1255户，税收增加了6225锭，屯田粮增加了9721石，节省买钞331锭。至元七年（1270年）率军出征，在嘉定跟宋将昝万寿对垒。八年（1271年），有旨：“大军观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赡思丁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再一次到了嘉定，俘获宋将二人，战舰二十八艘。遂奉命在兴元主持行省政务，主办大军的粮饷。

至元十一年（1274年），63岁的赡思丁受命抚滇，可谓是临危受命，因为在1253年蒙古平大理国到1274年的20多年中，留守管理云南的蒙古贵族随意掳掠奴隶，骑兵肆无忌惮践踏庄稼，并把大量的土地围成牧场，激起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蒙古贵族虽然依靠大理旧主段氏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明争暗斗，使人民痛苦不堪，云南局势长期得不到稳定。忽必烈自己也承认“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就任命一向以“谨厚”著称的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他受命于危难之际。

临行云南之前，他找了熟悉情况的人，详细地了解了云南的山川城廓、水陆交通、特产资源、风俗人情等，心中有了初步的治滇方略，然后才动身去云南。到了云南后，赡思丁首先对元帅府、亲王和行政部门各自为政、互相争权的局面加以调顿。云南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之前，云南的最高长官是都元帅，其下设有万户、千户等官职，一切民政事务由武官管理。同时又有亲王、大理处行六部等，算是行政机关。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不明，矛盾尖锐，而少数民族地区又有土司统治，政出多门，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困苦。针对此情况，赡思丁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为地方政府——云南行省，把军事、治安等部门置于行省管辖之下，王府则只对行省起监督作用，不再管理行政事务。然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按照路、府和州县三级划分政区，在行省之下，分为37路、5府、101个州和县。各级分别委任了总管、知府、知州和县令。各级地方的隶属关系和管辖范围都得以明确，以往由“千户所”、“百户所”的武官和土司们随意行事地方行政权力的混乱状况得到克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成立，从此开创了行省简称省作为我国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成为地方政府，开创了行政管制的先例，而行省就成为了元代地方政府的模式，此后元代政府就是以云南行省为模式建立其它九大行省。可以说中国行省建制始于元代，而元代则始于云南行省，这是我国地方政治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赛典赤对祖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贡献。

（二）仁政博爱　惠泽百姓

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位华化的回回人，从小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又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集合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精魂，伊斯兰文化核心精神之一是人道的“宽容、博爱、和平”，儒家文化“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作为政治家的赛典赤·赡思丁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实践了这两种文化的精神，仁政博爱、惠泽百姓。史书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在元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即以“多惠政”知名，“轻财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