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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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步人士＇15＇。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令日本兵闻风丧胆。若知详情如何，请看本书政治篇相关章节

在和平时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财才能和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早在南宋时期，回族的先民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泉州为最大最繁忙的外贸港口，长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寿庚，因理财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关长或港务局局长），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书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乌马儿继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回回财政高官，理财有道，管理有方，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珠宝玉器业是唐宋以来回族先民的主要传统行业之一，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贾多操此业，素有“识宝回回”之美誉，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回族珠宝行业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珠宝店北京回族常子春所开设。创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药是回族传统医学中眼科良药，20世纪初建立药厂，进入规模化经营，生产红灵丹、明目丸、牛黄解毒丸等90多种药品，产品远销国内外，1947年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1966年改为“南京第二制药厂”，为国家医药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初，上海回族马晋卿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协兴公司，经营牛羊皮张、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出口业务和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物资进口，其分号遍布全国，在香港设中转站，在科伦坡设分公司。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在农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轮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回族还促进了各民族间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如在藏区发展了蔬菜种植业，为彝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疆发展了苹果和葡萄等园艺业，在傣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回族还搞多种经营，清代陕西回族很多以牧羊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宁夏六盘山地区元明时期就是皇家牧场，清代回族对此又有新的发展；甘肃的回族向来有兼营畜牧业的传统。经商是回族的强项。回族先民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把两大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丝绸之路也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业不断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临夏、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吴忠等地回族商业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饭店商为多；兰州、西宁、河州、银川多皮毛商、百货商；乌鲁木齐则多玉石、盐米商。西北回族商业不但活跃了当地市场，而且还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发挥其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传统优势，并吸收现代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政策，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在经济领域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受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的时候，当人们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问题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时候，回族却没有瞻前顾后，畏畏缩缩，而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率先垂范，抢占了先机，开启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先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观望、犹豫、争论的人们，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我们决不应简单地以回族的经济规模和回族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回族的经济贡献，相反，应该充分估计到回族在当时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所起到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不能单纯以经济眼光，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该把它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框架下考量，要分析它所产生的辐射、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涌现了大批个体工商户＇16＇、有的甚至办各种企业和公司，成为当地利税大户，这些企业和公司还吸纳了城乡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您若读到本书经济篇相关章节就会对回族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改革开放带给回族人民的新的机遇会有新的了解。

　

在科技文化领域，回族建树更多，文化大师代不乏人，学术大家，丰碑如林。宋代有回回先民马依泽，精于历法，深受宋太宗赏识，授钦天监正。他计算预报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为准确，并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他还主持编撰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在建筑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元代回回建筑大师亦黑迭儿丁，他以其才华和人品赢得忽必烈的信任，1264年，奉命设计修建元大都宫城，历时8年完工。为了充分体现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他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调，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想象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这是一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正好体现了中国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有三座城门；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这种设计为故都北京以后驰名于世奠定了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历史”时，不应忘记它的第一作者。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出众的表现，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雁门集》，文笔清新，堪称一部《诗史》。而其词流传更广，其中《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一首传诵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象“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样的词句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另一位诗人廼贤的诗很有个性，其中《南城咏古·黄金台》中“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成为千古咏诵的佳句。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博古通今，是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方志学家、思想家、藏书家，被誉为“天下奇才”。回族书画家高克恭（元）、马守贞（明）、改琦（清）等在当时均享有盛誉，其中高克恭名气最大，善画山水竹墨，与著名书画家赵孟睿╰iao）齐名，有“南赵北高”之说。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既熟谙伊斯兰文化，又有深厚国学根底的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家，如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德新等，其中刘智成就最高，将伊儒释道四教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境界，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说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17＇。刘智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18＇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马坚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坚作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不但将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的阿拉伯语引入中国的高校，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赏识，毛泽东爱读他的文章，周恩来还把他当作中东问题与国际政治的顾问，时常征求他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以史学界泰斗闻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作为一项宏大学术工程，问世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全国学界给予高度评价。

回族当中还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已故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曾任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1966年他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发表后，引起轰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回族当中还有艺术大师和两院院士，如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和京剧大师马连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伦，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其雕像与聂耳、冼星海等著名艺术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乐厅。马连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与菊坛名家如梅兰芳、周信芳等合作演出，声名赫赫，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他不但才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获“德艺双馨”艺术大师称号。喜爱京剧的人，无人不知他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传世之作。

在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们把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是著名化学家蒋锡夔、核工程物理学家刘广均、昆虫学家张广学、医学家王士雯。

　2005年，中国“神舟”六号升空，中国人又一次感到扬眉吐气，而对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中也有回族的身影，中国航天长城集团及其核心企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被评为全国航天优秀企业家，连年荣获航天创业荣誉奖、航天奖、航天基金奖。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各族各界所公认，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汉族学者李兴华研究员在对回族的贡献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出：“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19＇

　

三、回族在新时期可能的新贡献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其优良传统是需要发扬广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回族不是一个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民族，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做出新的贡献。

而今天，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一族一地的小圈子意识，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做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20＇。但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它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21＇——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是一种；炮制“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中国人服输是一种；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又是一种；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又是一种，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决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顾大局，识大体，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华文化非常博大，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主要是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方法，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