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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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回民穆斯林致电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表达了穆斯林的心声：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
素仰我公以经天纬地之才，硕划鸿猷，领导革命，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争生存，英勇昭著，振山河于富强，大功彪炳开历史之新纪元，万众倾心，额首钦庆，新省本张文白将军和平政策，于寝日宣布解放。良骏谨代表新疆二十万同胞，一致同心，赤诚拥护，并服从我公贤明领导，特电致敬，尚祈垂誉。
新疆回教总教长马良骏率二十万教胞同叩本酉冬”＇35＇
毛主席、朱总司令很快复电：
“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胞钧鉴：
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36＇
1950年4月11日，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下达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马良骏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
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一日”
马良骏大阿訇先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顾问、西北民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冶区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动员新疆穆斯林捐献3架“伊斯兰号飞机”，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1957年这位经历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和平老人给后人留下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安然去世。
结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自1840年以来任人宰割、国破家亡、忍辱负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个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走进了这个新时代。始自《共同纲领》的颁布与实施，回族人民获得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通过民族识别，回族获得了合法的民族身份，成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11个回族自治县的相继建立，以及全国140个回族乡的成立，充分保障了大分散的回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也给回族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台。一大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回族英杰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为各民族的发展和共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回族领导干部，广大回族公民也以饱满的热情和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履行着公民应尽的义务，享受着公民应有的权利，为祖国正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本章主要参考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周瑞海、马金宝著《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马建春《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卷下册）；罗开云等人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转引自周瑞海、马金宝著《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第18…19页。
＇3＇ 马寿千，《辛亥革命陕西都督马玉贵》，《湖北少数民族》，1990年第1期。
＇4＇ 马士年，《陕西回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
＇5＇ 马寿千，《辛亥革命陕西都督之一的马玉贵》，载《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云南回族史》，第212页。
＇7＇ 白宗正，《丹鹏晏烈士传略》，《河南省民族宗教史志资料通讯》第1期。
＇8＇ 《申报》，1918年5月12日。
＇9＇ 卢智泉，《回忆熊晋怀先生在辛亥首义前后》，载《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
＇10＇ 蔡大愚，1874年出生于成都皇城坝一宗教职业家庭，父亲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一位阿訇。
＇11＇王希隆，《蔡大愚先生传略：为纪念兰州大学建校90年而作》，载《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13＇ 《竹园丛话·序》。
＇14＇《竹园丛话·序》。
＇15＇ 丁竹园，《中国最可惜之时机》，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1日。
＇16＇ 丁竹园，《变本加利》（2），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2月5日。
＇17＇ 丁竹园，《清内奸议》，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20日。
＇18＇ 丁竹园，《无意识之可怜》，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4月6日。
＇19＇ 引自张怀武主编《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20＇ 1906年11月3日《正宗爱国报》。
＇21＇马骏，字遹泉，号天安。1895年9月12日生于原吉林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
＇22＇刘清扬，《五四运动在天津》，载《近代史资料》1958（2）
＇23＇ 《天津联合学报·马俊口中的马俊》９月１日。
＇24＇刘清扬，1894年2月15日出生于天津一回族家庭。
＇1＇《益世报·女学界之光荣史》，1919年6月6日
＇26＇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有隆贞、龙真、林一等名号。1893年3月18日，出生在直隶省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的一个回族乡绅家庭里
＇27＇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28＇ 丁氏家族在以往回族史研究中鲜有提及。文章主要参考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中《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章写成。
＇1＇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第29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30＇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第35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31＇ 张治中在给马良骏阿訇的信中的赞誉。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4页。
＇32＇ 《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20页。
＇33＇ 《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20页。
＇34＇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35＇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36＇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经济篇（上）
历史上的回族经济及其贡献
第一章 梯山航海 万里营商
一、回回商人与丝绸之路的繁荣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唐代诗人张籍的这首《凉州词》，给我们展现出这样一幅生动的丝绸之路图景：边城，大漠，驼铃声声，迤俪西行的蕃商驼队。诗中的安西，即唐朝在西域所设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蕃商亦作番商，在唐代文献中又称贾胡、胡客、蕃客，主要指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这些蕃商中，有许多人因长期在中国经商，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回族的先民。今日兰州的滨河路上，有一胡人牵驼奋力前行的大型石雕，反映的即是活跃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蕃商。伊始，就十分重视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当时，由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贾，主要活动在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及开封、洛阳等地。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人口逾百万，商业发达，共有九市十二大街，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在长安进行贸易的蕃商日益增多，以致唐政府在长安专门设置“互市监”，加强对他们的管理。长安的西市是蕃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衣肆、药材肆、绢行、帛行、金银行、胡店、波斯邸、波斯店等。其中阿拉伯、波斯商人的胡店、波斯邸、波斯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主要操纵着西市珠宝、香药市场，并左右对外贸易。《太平广记》中，就记载有西市蕃商开设的香药铺等事。中唐以后，西北陆路交通不畅，东西贸易的海上通道转而兴盛。
唐朝经济发展， 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由阿拉伯至中国的海上交通较之以往大为扩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其航路自巴格达起，经波斯湾东出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马来半岛，由南海而至广州、泉州或扬州。约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近百年中，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国势鼎盛，阿拉伯人、波斯人垄断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一海上通道。
唐代船舶聚众者，首推珠江畔之广州。穆斯林商人乘坐的“波斯舶”、“西域舶”出入广州最多，频次也最高。港口帆樯林立，货物山积。因而唐代管理互市贸易的市舶司，乃始置于广州。
约在贞观年间，唐政府又在福州和扬州设二路市舶司。福州是阿拉伯商船停靠的重要港口，据《福州府志》记载，这时钟门海口，蕃夷所到，“船舶之都会也”。扬州居长江与运河之交叉点，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有着适宜于海运的优越条件，中唐时，蕃商已经由海上直航到扬州了。因扬州是唐代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故有大量蕃商经常活动于此，人数可能在数千人以上。《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扬州波斯胡店、蕃商的不少情况。
泉州东南濒临大海，沟阔港深，自唐中期海上交通得到迅速发展，外商船舶云集港口，出现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至晚唐时，泉州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遂与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东南四大贸易港。
唐代蕃商运进来的商品主要为象牙、犀角、珠玑、香料，以及林林总总的各国特产，运出去的商品以丝织品和陶瓷为大宗，此外还有铁、宝剑、马鞍、貂皮、麝香、沉香、肉桂等。
宋代，蕃商继续活跃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不少人留居于中国。各处蕃商中，以大食（即阿拉伯）商人的地位最重要。宋人著作中明确记载道：“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1
当时，蕃商在中国经常居留的地方，主要为广州、泉州、杭州三大城市。广州仍然是海外贸易第一大港，蕃舶云集，商业繁盛。蕃商居留地在广州西城，称为蕃坊或蕃巷，有时又称蕃市。蕃坊有蕃长，是从蕃商中简选的，由中国政府任命，主要职责为管理蕃坊，招邀蕃商。
泉州是宋代崛起的贸易港。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政府已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到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广州两市舶司岁入约两百万缗，各占一半。以后渐有超过广州港的趋势，到宋末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港。宋赵汝适《诸蕃志》载，至宋时来泉州的东南亚及西亚、北非的商人、传教士、游历家，骤然间增至“数以万计”。《泉州府志》云：“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累百万，列居城南。”泉州民间有“回半城”、“蒲半街”（指大食巨商蒲寿庚家族所居之地）等民谣，说明宋时大食、波斯商人居泉州者颇众。
杭州为南宋都城，繁华富庶，有不少蕃商在此居留，贩易商品。
此外，在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扬州等沿海城市，以及中原、西北等地，也有蕃商活动、留居的记载。如西北的青唐城（今青海西宁）有来自西域的“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宝祐元年（1253年）六月，朝廷曾命寄居甘州、凉州的西胡（大食）商人徙于江南各卫，时被迁者达426户，1479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因而以为“（西域商人）之来中国，留居贡道不归者，早在唐、宋已为数甚多”。
宋朝重视海外贸易，继续执行对外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超过唐代。北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就“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 2南宋高宗也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稍宽民力尔。”3市舶司制度至宋代已逐渐完备，在加强朝廷对外贸的管理方面影响深远，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开展。宋朝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力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是保证市舶司掌握的舶货源源不断地向京师输送；二是尽可能扩大市舶司直接掌握的海外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值，以增加市舶之利。
宋代蕃商经营的商品，比唐代更加丰富。他们运进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象犀、珊瑚、琉璃、珠宝、宾铁、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蕃布、苏木等，运出去的主要为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其中香料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是蕃商乘海舶东来贸易的主要商品。它是热带芬芳类植物和动物分泌的香胶，主要产于东非、阿拉伯地区及东南亚。因阿拉伯商船常“并载香药、宝石，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乃产生大宗香料进口的“香料贸易”。因香料贸易在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故史家将这一时期自波斯湾至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香料之路”。由于香料贸易规模很大，宋代出现了一大批以经营香料为业、“富盛甲一时”的巨商，如侨居泉州的大食人蒲罗辛、施那帏、蒲霞辛、佛莲等。宋代文献中记载了他们的经商情况。
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蕃商频繁的商贸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促进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往，培育、发展了丝路沿途城镇，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城市化生活的发展，等等。同时，这些商贸活动还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为唐宋王朝带来丰厚的市舶之利，达到了唐宋的市舶制度旨在增加财政收入“以助国用”的目的。特别是宋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岁入中，市舶之利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在南宋初年，市舶之利，居然占南宋政府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以回族先民为主的蕃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宋代蕃商为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一样，元代回回商人也为元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代，中国与西亚、中亚诸国均在大蒙古帝国一体之内，陆上丝绸之路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和驿站制度的建立，通达无阻，形成“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局面，为大批回回商人东来提供了方便。
元代的回回商人利用其政治地位的优势和国家对商业活动的保护政策，充分展示了他们善于经商的特长，“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全国，对繁荣经济、促进物资交流有一定的贡献。如在地处河西走廊的肃州东关，专设有回回人经商的街道，其“富庶与城内埒”。回回商人主要活动于全国大小城镇，把国外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