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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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规定“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回回商人既由陆路通商，又有海道兴贩。对于由海陆两道而来的回回商人，元朝仍予以优厚待遇。东来的回回商人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其商业活动直接影响元朝财政，他们来华贸易中交纳的关税和其他“例献”之物，是元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代在市舶司管理、市舶条例制订等方面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外贸商品种更多，与中国发生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扩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交通繁忙畅通，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当时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4倍多。
在对外贸易中，回回人对元代市舶司的建立与扩大，市舶制度的完善，招徕海外客商来华贸易等方面，贡献很大。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在泉州、宁波、上海、澉浦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后又增设温州、杭州、广州三地市舶司。回回商人利用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优势，基本控制了元朝海外贸易。
元代海外贸易的展开，回回人蒲寿庚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南宋末，蒲寿庚在泉州市舶司任职。宋度宗咸淳年间，宋廷命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仍兼提举市舶。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且握有重兵。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1276年）十二月，蒲寿庚以泉州降元。蒲寿庚降元后，元政府以为“寿庚素主市舶”，仍留他主持泉州市舶司的工作。他以其家族在蕃商中的巨大影响，积极招徕外舶商船，扩大泉州海外贸易的范围，推出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外商来华贸易。蒲寿庚之后，其子蒲斯文继任泉州提举市舶司。在他们的积极经营下，大批回回商人云集泉州，“货物堆积如山”。据现存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元时在泉州活动的穆斯林，分别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姆、布哈拉、花剌子模、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等地。这些在泉州定居并葬于斯地的穆斯林，许多是从事外贸的商人及其眷属。元末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讲：刺桐港（即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1蒲氏父子为元代外贸事业的发展，从市舶司的建立到具体运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唐宋以来中国蓬勃开展的外贸事业发展到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
当然，其他回回商人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继蒲氏父子之后，担任市舶司提举的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十名回回人。
又如元初著名的回回巨商佛莲，“蒲氏之婿也”，财力非常雄厚，拥有海舶八十艘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船王。至元三十年（1293年） 佛莲病卒后，所留财物中，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
元代另一贸易大港广州，虽因宋元战争屡经战火，使广州海外贸易一度遭受损失。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凭借其悠久的外贸传统、居住在广州的数以万计的回回商人与海外的联系，广州的外贸很快得到恢复。
明清以来，由于中西社会经济的消长和中国外贸政策的收缩，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陷于委顿，无复前代那种蕃舶云集的盛况。但是，回族继承了先民的商业传统，继续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在明清与中亚、西亚的陆路贸易和西北民族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我国商业经济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城镇回族的传统商业
城镇回族传统商业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虽然到了近现代，城镇回族商业活动领域已突破了传统商业的束缚，经营范围已拓展到百货、印刷、书报、文化娱乐、西药、浴池、卷烟、花纱、五金、电料、建材、煤炭、石油、现代交通运输、金融，外贸等各个部门，但像珠宝玉器古玩、牛羊屠宰、皮毛贩卖、清真餐饮等传统商业，或因从业人数较多，或独具民族特色，或历史悠久的缘故，成为城镇回族商业经济中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行业。在回族聚居的各大小城镇，回族传统商业的发展、活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经济的繁荣。
珠宝玉器古玩业
珠宝玉器古玩业是回族早期一直从事的主要商业行业之一，明代以前一度曾是回族最主要的商业行业，故史有“识宝回回”之说。明清以来直至近代，由于回族经商范围的不断扩大，珠宝玉器古玩业地位有所下降，无复历史上的盛况，但它仍是城镇回族中很有特色的传统商业行业之一。
民国时期，在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及西北等地的一些城市中，从事珠宝玉器古玩业的回族商人不少，开办了一批有影响的商号、店铺。
华北的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中，回族珠宝玉器古玩业十分兴盛。据记载，至清末民初，北京地区仅在廊坊二条和头条附近，就开设有德源兴、集珍斋、义光成等有名可查的珠宝玉器古玩商号40家左右。其中，德源兴珠宝玉器商号由原籍大厂大马庄村的回族珠宝商铁志文、铁广善父子创办，凡珠宝玉器，无所不营，买卖兴隆，珍藏日富，后发展成为民国年间著名的珠宝玉器商号。铁广善继父业以后，“德源兴”铺面收藏各式玉器足有千种之多，且多为稀世珍品，并曾以万元大洋购巨型翡翠石一块，由玉器作坊精雕三件精美玉器大件，被美国客商看中，出资100多万元成交。从此，京津珠宝玉器界称铁广善为“翡翠大王”。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北京有回民经营的“玉器铺151户，玉器作坊15家，青山居玉器市98家。从业人员约二千人，其中回民占70％以上。”1著名的回族珠宝玉器古玩商号有、余宝斋、文宝斋、荣兴斋等。
天津回族商人在天津北门里、东门外、估衣街等处开设了一大批珠宝玉器古玩店。其中名气较大的有从润田父子开设的大吉山房古玩店、润古斋古玩店，冯海川、沙雨时开设的德兴斋古玩店、怡古斋古玩店，沙焕文开设的纯明山房，白德泉兄弟开设的联恩号，安庆祥经营的效珍斋，丁秉衡开设的聚珍厚，张崇福开设的福聚成，马兆彬开设的新月，张崇歧、张德忠开设的义祥号等。
华东各大城市的珠宝玉器古玩业中，回族商人也很活跃。他们都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开设店铺，经营范围很广，包括诸如珍珠、玉器、古玩、字画等。其中有些资本雄厚的回族商人，不仅在国内做生意，而且同香港、东南亚及日本有商业来往，进行出口交易。
上海回族经营的珠宝玉器古玩商号、店铺主要有古玩市场、天宝斋、金才记、马长记、松茂阁、诚昌祥、国际首饰店、中央首饰店、丽昌首饰店等。这些商号、店铺大都生意兴隆，名气颇大。
南京、扬州、苏州、镇江、青岛等城市中，回族珠宝玉器古玩业也很兴盛，开设了一些珠宝玉器古玩字号。其中颇有影响的字号有南京的迪华斋、荣宝斋，扬州的峻古斋、古善记，苏州的杨鸿源、王复兴，镇江的半古斋，青岛的文和古玩店等。
华中回族珠宝玉器古玩业主要集中在武汉，著名珠宝玉器古玩商号有万金斋、伍云记、钱云记等。
西南经营珠宝玉器古玩生意的回族商人和商号以云南最为突出。云南因邻近盛产玉石的缅甸，回族中专做玉石生意的人较多，经营规模也较大。云南各地回族所创办的珠宝玉器古玩商号中，规模较大的有大兴公司。20世纪30年代，云南腾冲回族富商朱静亭在昆明创设大兴公司。后不断扩大经营，于下关、保山、腾冲、长沙、上海、香港、缅甸等地设立分店，并在缅甸密芝那玉石产地勐哄开设玉石加工厂。另外，回族经营的兴顺和、永义昌等大商号也曾一度兼营玉石生意。
西北各地的回族珠宝玉器古玩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有一些专门从事珠宝玉器古玩业的回族商人，但未出现大的商号。
皮毛贩卖业
皮毛贩卖业主要指牛羊皮毛的收购、销售，和屠宰业及牲畜交易业关系十分密切。这也是城镇回族最擅长、最经常从事的行业之一，在回族商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族皮毛贩卖业兴起于元明时期，发展于清代，至近代更趋繁盛，在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云南等地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皮毛集散地。
甘肃回族皮毛贩卖业十分发达，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临夏、张家川、平凉三大皮毛集散地。
临夏接近藏区，羊毛资源丰富。清末到民国初年，英、德等国驻天津的洋行曾派人在临夏设庄，通过当地回族商人将邻近藏区所产的羊毛尽数垄断收购，其数量每年达一百四五十万斤左右。1920年洋行由临夏撤庄后，临夏回族商人抓住时机，相继成立了天庆魁（经理人蓝尧轩）、同心店（经理人王硅璋）、长兴店（经理人海南轩）、福顺祥（经理人王琳）、步云祥（经理人马子升）、复兴隆（经理人王慎庵）、隆顺和（经理人毛福亭）、德丰亨（经理人白洁如）等羊毛商号。
这些商号成立后，派人到夏河、循化、保安（今青海同仁）等地设庄。一方面收购当地现有的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远地收购回来后，作价整交。收购后，从当地雇用农民的牲畜，驮运至永靖县黄河沿岸，然后，雇用皮筏或自备皮筏装运，从水路经过兰州、宁夏等地运输到包头，再由火车装运天津。羊毛运到天津后，卸在与外商有交往的行栈，如辅盛栈、晋义栈、宝顺栈等。通过行栈介绍，售给外国洋行。行栈则向羊毛商算栈租、保险费，搬运费、佣金等费用。当时临夏回族羊毛商号，一般都有长驻天津办事的人，他们专门负责卖出羊毛，买进货物。卖羊毛的款，一半寄回临夏，一半由他们从天津采购商品，运回临夏销售。由于获利丰厚，一些回族羊毛商得到很大发展，如步云祥经理人马子升、复兴隆经理人王慎庵、德丰亨经理人白洁如、隆顺和经理人毛福亭等，都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
张家川从清代以来，就以皮毛集散地而闻名。到民国初年，随着德、英等国洋行进人张家川扎庄开设皮店，皮毛贩卖业经营的规模逐渐扩大。本地回族也先后在张川、龙山二镇开设了皮店，主要有马锡武的天锡店，马桓武的桓盛店，马保元的大成店，马少凡的凡盛店，马振河的福来店等。随着皮店的兴起，皮毛市场日益繁荣，外省皮毛客商来张家川经营的络绎不绝。当地回族农民干完农活，就去平凉、庆阳一带收购牛皮羊皮，然后到张家川市场上向皮货商出售，赚钱维持生活。
张家川地处山区，远离交通要道，早年的皮毛运输主要靠脚户的驮运和人力背挑，少量通过邮运途经马鹿（张家川东南）运往陇山以东。1934年以后，西兰公路修通，宝天线（宝鸡一天水）途经张家川，皮毛运输逐渐转为汽车运输。抗日战争爆发前，张家川皮毛销往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各地，并经天津码头转运往英、法等国，销路很好。抗战爆发后，东路运输中断，皮毛贩卖业一度萧条。抗战胜利后，张家川皮毛市场又日渐兴盛起来。
平凉也是甘肃的主要皮毛集散地。民国初年，有“锡裕丰”商号、“祥发荣”商行、“长盛店”兴盛于平凉市场，号称“东皮行”、“西皮行”和“北皮行”，均由回族经营。后又陆续出现“瑞盛奎”商号、“毓庆祥” 商号、“文茂祥”商行、“宏兴皮行”、“祥记皮行”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回族富商白受三的“文茂祥”商行，其营业额占平凉皮毛业的60％以上。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茂祥”又成立了“裕生祥”商号，成为西北最大的皮毛商行。
青海回族的皮毛贩卖业，以贵德、西宁为典型。贵德的出产以皮毛为大宗。据记载，每年羊毛集中于此者，150余万斤，羔皮十万余张。民国以来，临夏等地回族商人到此经商者逐年增加，多投资于皮毛而设立国货庄。收购的皮毛每年运往上海、汉口、四川、天津等地销售。西宁东关地区的回族皮毛商，从牧区收购皮毛后，运回本地加工，然后运往天津、汉口、张家口、包头等地销售，返回时则运布匹杂货等。
内蒙古呼和浩特在历史上一直是塞外重要的皮毛集散地。进入近代以来，当地回族皮毛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呼和浩特回族皮毛业基本有两类形式。一种是座商，独资或合股开设皮毛店，专门从事皮毛生意。比较大的皮毛店有“协盛西”、“永德店”、“玉成祥”、“广胜和”等。另一种是专门从事皮毛买卖或兼营其他货物的皮毛个体户，他们有的专门在市内收售皮毛，有的走村串乡，在周围乡镇收购皮毛，运回市内销售。还有一些皮毛个体户，在呼和浩特周围乡镇专门设店收购皮毛，不定期运回市内销售。
云南回族的皮毛贩卖业比较发达，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皮毛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永义昌”皮商号。“永义昌”皮商号创办于1906年，地点在昆明顺城街，是四川建昌回族张子义和同乡马宇章、马伦臣、沙杰士、撒炳斋等合伙办的，业务主要是收售牛羊皮和狐、獭、虎、豹、狼等杂皮。张子义善于经营，“永义昌”货源充足，销路很广。张子义不断扩大经营，在昆明大西门置营业室，在香港设分号，并兴建崇仁街仓库，用机械制捆牛羊皮，批量运往香港。后“永义昌”与港商建立联系，专门从事羊皮出口，几乎垄断了昆明羊皮市场，成为云南生皮业中的巨头，对促进云南生皮商业市场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屠宰业
回族的屠宰业，主要是指回族人按照自己特定的饮食要求对羊、牛、驼等的屠宰及销售经营。回族有自己特殊的饮食习惯，尤其对肉食的食用范围、屠宰加工等均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回族屠宰业历来很发达。这不仅满足了本民族的需要，也为繁荣各地商业经济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回族的屠宰业在以往长期经营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回族人口较多的西北各省城镇中，牛羊屠宰的规模大，以此为业的人很多。甘肃的兰州、临夏、张家川、平凉，宁夏的银川、吴忠、固原，青海的西宁、民和，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陕西的西安等地，牛羊的屠宰基本上由回族经营。不仅回族聚居的城镇如此，就是一些回族人口很少的城镇，从事牛羊屠宰业的大多也是回族。如甘肃夏河的拉卜楞镇，居民主要是藏族农牧民和拉卜楞寺的僧人，回族人口不多。但在当地市场上屠宰牛羊、销售牛羊肉的，基本上都是回族。
牧业发达的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