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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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镂目胃本怼Ｔ虏娣哿Ф啻：笥�1951年4月，以变产还债方式移交省供销社，改称为呼市第二面粉厂。现为呼市面包厂。
制皂工业
1915年，在抵制美日货物收回利权的反帝爱国斗争中，陈经畲集资二万四千两白银，于汉口投资创办了“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建有老式五开间厂房四进，职工四十多人。购置煮皂锅、镔铁冷桶、晒皂架、脚踩手捶木模打印机、铜模脚踩打印机、拉条机及其它若干设备，生产七星牌、军人牌、禄字牌肥皂，生产周期一般需要7—9天。头几年年产量约二万箱左右，因质量欠佳，国内外同行竞争激烈，获利甚微，仅能维持。后不断提高质量，改进装璜，省内在沙市、宜昌、黄石、襄樊，省外在长沙、南昌、九江、驻马店、信阳等地开拓了销路，于是汉昌所生产之七星、金钱、婴孩肥皂，很快在省内外获得了信誉。1920年生产肥皂七万箱，年盈利三四万两。1930年资金增至10万两，到1935年猛增至30万两，为其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创造了条件。1936年下半年进行工厂扩建工程，1937年向上海购买整套生产肥皂的机器设备，同时向德商“谦信洋行”订购一套甘油机，运回武汉安装，8月正式投入生产。由于技术原因和日寇逼近武汉，1938年机器生产暂停。9月，日寇占领武汉前夕，“汉昌”的手工生产设备及部分职工搬迁入川。1938年8月于重庆开业，日产肥皂百余箱。1940年8月，工厂遭日机轰炸后遣散职工歇业。迁渝前所存放在汉口厂房内及租界里的所有设备也全部丧失殆尽。抗战胜利后，汉昌于1946年7月在武汉复业，其流动、固定资产仅相当于1935年的三分之一，只好先以手工恢复生产，日产肥皂110多箱。11月，陈经畲将抗战时期购买的上海无敌肥皂厂的机器设备运回武汉安装，1947年4月正式投入生产，日产七星、金钱皂300余箱。但随着内战深入，市场萧条，勉强维持直到解放。
1921年，天津回民马泽民在张家口建厂，购置设备试制肥皂，产品行销包头、北平等地。1923年，马又亲至包头投资设厂，所生产清真肥皂迅速占领北平、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市场，深受各族人民特别是穆斯林群众的欢迎。
制药工业
制药业是回族传统行业。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传统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发展成现代工业的白敬宇眼药厂。河北定县回民白敬宇，在明代永乐年间曾以阿拉伯制药方法，制作眼药及各类膏丹。民国时期，其第16世孙白泽民在传统制药的基础上，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将手工作坊改造为现代工厂，专制眼药，业务得到发展，在北京、南京、汉口、长沙、郑州……设立分厂，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生产眼药厂家。
制茶业
天津回民穆文英于清嘉庆年间创办的正兴德茶庄（初名正兴号茶庄，1857年改此名），到民国年间已发展成集工贸于一体的企业。它在湖南、福建、浙江、河南、安徽等地采购茶业，在河南商水、浙江杭州、安徽安庆、六安、黄山及福州等地设厂就地加工，然后北运销售。不仅在天津设总店一处、分店三处，在北京、保定、沧县、泊镇等处设有分店，而且还在内地各省、市设代销处多达800余家，几乎控制了华北的茶叶市场。全盛时期的正兴德，年销售茶叶330余万斤，经营总额达200余万元，平纯利润按10％计算，则每年可获纯利20余万元。
食品工业
清末民初，邵阳北江陇回民合伙创办了“同生利”制糖手工作坊，自1923年起由木榨改为石榨，1938年又由石榨改为铁榨，将红糖加工为白糖，并用制糖废料用来酿酒和提炼酒精，进行综合利用，已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化糖厂条件。此外， 1927年上海回民集资创办的春申食品有限公司，采用部分机器生产各种糕点、各类罐头，已属新式食品工业行列。
机械工业
1916年，天津回民穆成波于北营门福泉里创办盛立合桅灯厂，产品十分畅销，该厂迅速扩大到五六百人规模。二十年代，德国商人以商标相似逼其停产，穆成波以此唤起工人爱国之心，改进生产，后以航空牌为商标，生产更趋发展。1939年，西安回民陈正光、马福泽、傅子和各投资二于—银元于大麦市鱼中段回族聚居地区创办建国机器制造厂。设机械加工、锻压制造、钳工装配、烧炼四个车间，生产手摇电话机、汽车轴承、炼制供汽车用的轻质植物油等。1944年因大量美货冲击中国市场遭严重亏损，次年5月被迫关闭。民国时期，回民马成章曾于镇江苏北路蒜山下创办马万兴机器修理厂，雇佣各类工人近20人，主要经营轮船修理，效益极佳。
皮革加工工业
1936年，穆伊光于天津创立长元德皮革厂，由于穆技术熟练，善于经营，生产迅速扩大。“七七”事变后，日军将牛皮划为军需物资，该厂陷于停产状态。1939年，穆伊光增设橡胶制品设备，更厂名为长城橡胶厂，生产自行车内外胎、三角带和皮鞋胶底等橡胶制品，销路逐渐打开。1947年生产日益扩大并设立分厂，获利颇丰。
甘肃临夏皮革加工业的历史也较久远，清末民初，就有加工经营者，兼搞土法制革，加工车马挽具、皮绳等。至民国35年（1946年），皮货制革业约八九户，工匠30余人。以牛、马、骡皮为原料，年加工皮件8千件左右。至民国38年（1949年），皮革业增至57户，从业者600余人，约有资金21万余元（硬币）。
在呼和浩特畜产品加工业中，较大的是德义成皮革厂。该厂是1939年春季，由回族知识分子刘万山等操办，在旧城北门外和合桥（今内蒙物资局招待所址）组建的一家皮革加工厂。当时的满蒙毛织厂（现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与回族中的张秉和、马永祥、王有恒、逯廷相、刘德荣、刘德富、哈勇、张福等人为股东合资兴办。满蒙毛织厂出资二万元，回族股东出资一万元（蒙疆币），厂房是股东王有恒的，分前后院，占地2500平米，有办公室、车间、库房、工人休息室、厨房等。经理（名誉经理）由满蒙毛织厂出任，第一任副经理张秉和（1939一1940），第二任副经理麻士珍（1940—1942年），总会计兼经营厂长刘万山，管理人员有马祯祥、王海成等人。旺季工人可达三百多人。
德义成皮革厂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从“协盛西”、“玉兴堂”等大皮毛店（这些皮毛店的货源来自丰镇、集宁、卓资山、旗下营、武川、达茂旗、乌兰花、察素齐等地）以及本市的屠家中购进生皮，牛、马皮加工成底皮、鞋面皮、皮件、皮箱及皮带皮，羊皮主要是制做皮裤。牛、马皮制品除在本市销售外，还远销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地
第四章水陆兼行 特色运输
一、河州脚户走天下
“一溜溜山来二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们下了四川；
若要我俩的婚姻散，海炼干，太子山摇给者动弹。”
这是流传至今的一首河州脚户唱的花儿。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骡子、马、牛、骆驼等大牲口，控制并跟随驮队从事长短途运输的人的称呼。在近代机动车辆产生以前，人类的陆路运输活动中，其动力除了人自身以外，就要算畜力了。用作交通运输的牲畜，在中国主要有马、骡、驴、牛、羊、狗、大象、骆驼、驯鹿等牲畜。在交通运输中，一方面充作牵引的动力，一方面直接作为驮载工具，供人乘骑、驮物。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中国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镶嵌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和西部边疆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之一。河州四面环山，地理环境甚为复杂，交通十分不便，长途远行和物资流通基本依靠畜力驮运。从清末起，因商贸活动日渐频繁，河州脚户业得到很大发展，在各民族物质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甘肃河州地区，脚户们出门，一般随机组成驮队集体远行。一来相互沟通信息，保证共同盈利；二来相互有个照应，确保安全；三来相互鼓励，排解旅途寂寞之苦。驮队是一个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
驮队按规模有大、小之分。大帮的驮队一般有十八、九头骡子，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保镖，保镖手拿刀枪，分站在驮队的两边。小帮驮队通常只有四五只骡子。由于道路艰难，路途遥远，土匪时常出没，为防万一，几个小帮驮队一般由四、五家掌柜的骡子组成团队行进。团队骡子数量不等，有五六头的，也有十几头的，他们随机组成一个大商队，分成头帮、二帮、三帮等。其职责也如同大帮驮队，只是每个掌柜的负责自己的脚户。路上饮食也如同大帮驮队一样，几个人一伙。到了安全地带，又分散行进。
清末民初，走四川、青海、陇南、甘南等地，要通过一些“碥”，或“栈道”。骑骡驮着驮子无法通过，只好由一年轻力壮的脚户用双肩扛着驮子，两侧各扶一人，侧身慢步斜行。120公斤左右的驮子用人扛，其费劲可想而知。每当遇到狭碥，先到碥上的脚户便一个劲儿的大声吆喝，让对面来的暂停留等候，避免双方狭路相逢，进退两难。
在较远的年代，河州脚户活跃的地域很是广袤；近代，河州脚户则多数跑短脚，走过的路线大致有十多条，远从四川阿坝、松潘，到陕西汉中、三原，近从青海循化、化隆、贵德、八燕戎格、同仁、西宁，到甘肃兰州、夏河、陇南、凉州、甘州等，都留下了脚户们的足迹和汗水。
脚户们驮运的货物主要有：青盐、丝线、衣线、棉花、川糖、酥油、清油、牛羊肉、茶叶（川沱、云沱）、大布、草帽、铁锅、瓷器、皮毛、粮食、蔬菜、面粉、蕨麻、犁铧、药材等生活生产用品，及土特产品等。
脚户哥们开辟了通商路径，给河州人民驮来了各种生活生产的必需品，给外地驮去了河州特产、工业产品等，沟通了各族物质文化交流。
二、 高原之舟—牦牛驮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高达3000—5000米之间，沟谷纵横，空气稀薄，气候严寒多变，沼泽又多，历来行路异常困难。历史上，有“高原之舟”美誉的牦牛在青藏高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难于替代的重要交通工具。
直到近现代，虽然有了汽车、火车、飞机这样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然而在广阔的高原牧区，在雪山草地，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多活动中，牦牛在驮运物资、代步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商贸发达的古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因回族商人主要前往青藏高原广大藏族牧区做生意，善于行走草地的牦牛自然成为驮畜的首选。历明、清时期，至近代，牦牛驮运日渐繁盛。从人民生活用品的运输开始，逐步走向承担长途、大宗物资的运输，驮道也渐至四通八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临潭驮牛由数百头发展至数千头，并组织起了若干个驮牛运输队，从事长途运输，涉足于四川、青海、陕西、西藏及本省广大地区。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回汉驮商近70家，有驮牛4000多头。临潭县回族商业中资金雄厚，设商号最多西道堂。就有驮牛近2000头，到1946年，西道堂驮牛队遍及各藏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族驮牛队在各种物资的调配、输送中仍起着主要作用。当时，以个体工商户为主，自愿联营组织，如驮商结伙的“锅巴”联帮去青海驮盐。这种联帮为县及省内外物资的交流与输送起了巨大作用。当时，有驮牛队80个，驮牛7500头，驮骡队1个，驮骡千余头，畜力木轮车2110辆（）。
牦牛运输成群集队而行；成百上千的驮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一群牦牛中，有领头的牛走在前面带路。牦牛结队运输，赶牛人一般骑马，手持鞭子，一左一右地吆喝牛群。赶牛人挥动鞭子时能发出清脆的声音，要牛往哪里走，就把鞭子往那里挥。途中休息时，给牛喂点盐巴、糌粑，休息后，赶牛人吹声口哨，牛群又整齐地起步行走。赶牛人的行装很简单，一顶帐篷，一枝枪，外加一袋干粮。每日行走20公里左右宿营，在宿营地将牛群四散，寻食水草。黄昏来临，赶牛人一声呼哨，牛群自觉归来。地上钉一木桩，将牛绳系于桩上，以防夜间走失。
自清代以来，由于驮道的逐渐形成和通达，以及商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临潭等地出现了牛拉、夹窝、群驮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运输方式。多年来，回族驮队即以这些运输方式完成了各类社会物资输送。
在近现代汽车运输兴起以前，临潭等地回族的牦牛驮队为沟通高原牧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史称，“每日途间往来，运货驮牛不下万千”。从青藏高原广大牧区输出的物品主要是各类畜产品及药材；从内地输入牧区的主要是茶叶、布匹、丝绸等生活用品。
三、急流勇进筏子客
“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上耍花子哩。
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
站在筏头上扳桨哩，羊毛（哈）往包头送哩；
远路上有我的扯心哩，谁人（哈）打听者问哩。”
这两首临夏花儿赞美的对象，就是筏子客。筏子客是西北地区对在黄河等河流上以筏运为业的人的俗称。
从清末以来，随着商贸的发展，黄河上的回族皮筏运输业日渐兴盛，活跃于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皮筏分牛皮筏和羊皮筏两种。《宁夏交通史》载：“大型的羊皮筏由41排、460个羊皮囊组成，可载重15吨。中型羊皮筏由30排、396个羊皮囊组成，可载重10吨。小型羊皮筏以27排、330个羊皮囊组成，可载货5吨。最大的牛皮筏以128个牛皮囊组成，载货20吨，中型牛皮筏载重及皮囊数目均减半，小型再减半。”二者的区别在于：羊皮筏需在每个皮囊中充气组合而成，且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以载客为主；牛皮筏则以所运货物，如羊毛、驼毛等填塞在皮囊即可，载重量大，行驶较缓，专载货物。羊皮筏多用于短途运输，而牛皮筏则以长途贩运为主。牛皮筏运输，以甘肃河州（今临夏）最为发达。当时，外国洋行从夏河及青海藏区所收购之羊毛，以及临夏羊毛商兴起后所收购之羊毛，是全部由牛皮筏运往包头的，且筏子客大都是河州回汉等族。河州的筏运户，主要分布在永靖、积石山、临夏、东乡等县的10多个乡镇。
毛筏在春秋两季各装运一次。毛筏从临夏永靖河沿开航后，顺流而下，出刘家峡，到兰州。在兰州要进行一次全面检修，并添置到达包头所需的面粉、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然后继续航行，经长达六七十华里、险恶异常的桑叶子峡（又叫嗓眼子峡），进入风平浪静的河面，过中卫、石咀山，进入河套，最后到达目的地包头，前后费时约一月。河套一带河面极其宽阔，水流缓慢。一到那里，前面是一片汪洋，难以分辨水的深浅，要是误划到水浅处，就有被搁浅的危险（俗称打刹）。此时，需要富有经验，善于洞察水纹的老水手在前边领筏。他坐在筏头上，仔细地注视着水纹，指挥扳浆者缓缓前行。同时，同行的其他筏子，也都紧随着领筏前进。如果筏子不幸遇到搁浅，全体水手就要下入水中，把筏拉到水深处再运行，甚至把筏拆散，把皮袋拉到水深处重新联筏。
另外，河套地区常有土匪出入，抢劫筏子。因此，在筏到河套之前，水手们把筏上的羊毛捆子垒在四周，作掩护体，以防枪弹。但土匪抢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