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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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河套地区常有土匪出入，抢劫筏子。因此，在筏到河套之前，水手们把筏上的羊毛捆子垒在四周，作掩护体，以防枪弹。但土匪抢筏子时，常常埋伏在河流的拐弯处，因为筏子一到这里，水流猛向拐弯冲去，筏子也便随着水流漂去，土匪便乘机开枪射击，迫使筏子靠岸。筏子靠岸后，土匪跳上筏乱搜乱拿。另外，土匪最希望的是遇到“财神”（指毛商派的负责押送羊毛的人），他们把“财神”抓去后，让“财神”给驻包头的商号去信，指定某月某日到某某地带上五千元来赎人。对方接到信后，只得派人去和土匪交涉，经过与土匪头目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把钱交给土匪，才将人领回。
毛筏一到包头，就把羊毛交给毛厂。由毛厂负责装火车运往天津矣。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久平津陷落，接着绥远，包头相继沦陷。兰州至包头间的水陆交通中断，毛筏也便停运了。
皮筏运输繁荣了中国西北各民族间、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起到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互补作用。
四、大漠上的骆驼队
历史上北方回族养骆驼的很多，出现过不少“骆驼客”，有的一家养数百峰骆驼，从事长途运输。在各地回族驼运业中，论规模，尤以新疆昌吉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最为突出。
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的奇台县，旧称古城子，是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镇，是新疆北部地区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以后，随着新疆与内地交流的进一步加强，贸易往来的商人日渐增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蒙古和中亚等地的各族商人纷纷来到古城，有的以坐商的形式买进卖出；有的以行商的形式往来各地。随着商业的发展，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成为行商往来各地、长途贩运的主要交通和货运工具，驼运业遂日渐兴盛起来。驼运业的发展，为沟通新疆和祖国各地及外蒙、中亚的贸易往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驼运的兴起，始于左宗棠西征时随军运送饷械的军队后勤供应和“赶大营”的商队，当时的经营者，每当发财之后都要雇人拉骆驼，运送货物，获利丰厚，其他的商户也竞相仿效。
据《昌吉回族与伊斯兰教》记载，古城回族从事驼运业者，在驼运鼎盛时期约有20余户，养驼的总数在五六千峰之多，其中较大的业主有陆二宝、陆庭富、陆庭荣、陆庭举，养驼七八百峰，占古城骆驼的六分之一；狄玉才、狄玉胜、狄玉金兄弟3人养骆驼600多峰；马义养驼600多峰；马振威、马振云、马振鸿养驼200多峰；王河、王同兄弟同连手（合伙人）杨五旦合养骆驼250多峰；马桢、马恒养驼550多峰，曹大个和侄子曹万金、曹万银、曹万库养驼150多峰，王长汉、王生贵父子养驼400多峰，孙文茂、孙文奎、孙文喜养驼150多峰。除以上大户之外，其它养驼户大多规模较小，回族的驼运是当时古城驼运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驼运的商号从古城贩往外地的主要是畜产品、葡萄干、棉花、玉石、药材等货物，返程运进新疆的货物主要为关内各省出产和进口的茶叶、布匹、石油、自行车、缝纫机以及熨斗、煤油灯、铁锅等小件物品，每峰骆驼可负载货物320—350斤。有的驼业户则在各地开设商号，采用坐商和行商相结合形式，往返贸易。如回族商人马义养着3顶房子的骆驼（一顶房子约200峰骆驼，分为7至8个连子），共约600余峰，在阿山等地开设商号，收购黄金等货物往返内地（）。
古城回族的驼运业虽然自清末兴起，直至民国时期成为商业古城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得到了发展，获得了兴盛和壮大，对于沟通新疆同祖国内地和邻国的商业往来和联系，繁荣和发展地区经济，促进商品的流通和民间往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摧残，社会的动荡和军阀的混战，使驼运的经营者难逃厄运。民国33年 （1944年）前后，匪患猖獗，驼队在行进途中，每每遭到突然袭击，有的连人带驼一起抢走，驼运者蒙受了人身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同年爆发了中蒙边界北塔山事件，盛世才征集各地骆驼往北塔山运送军需，时至隆冬季节，又遇炮火，被征集的各地骆驼半数以上死于雪原，古城回族驼运业从此开始萧条衰落。
历史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运输业，主要是驼运业。而且驼运业往往和商贸业融为一体，驼商自己长（短）途贩运，也承揽运输业务，为繁荣呼和浩特的经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回族驼运业是一支重要力量，在一段时期曾占有主要的地位。
驼运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始于呼和浩特，通往周边地区（包括外蒙古、苏俄）的驼路，尤其是通向西北地区的驼路，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成为呼和浩特联系周边地区的经济主动脉。
呼和浩特的回族驼运业远在清初旅蒙商（在蒙古族地区经商的内地商人）出现时即存在了，但当时不是贸易主力。回族驼运业初期，只以短途运输为主，多数驼户都是自备几峰骆驼，贩运日用杂货，跑前山后山（即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一带），售或换回山货、农副产品，但是在诸如大盛魁等大的旅蒙商号里，回族驼工却不少。
呼和浩特回族驼运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民国18年至26年（1929年—1937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开通，呼和浩特与内地，如平津等地由铁路连接起来。呼和浩特作为内地货物运往新疆、和新疆货物运往内地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其经济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据有关资料统计，1930年—1932年，每年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运入呼和浩特，然后转运平津内地的皮张多达170万张，羊驼绒、毛等达2061万斤，各种药材达422万斤。其中仅新疆运来呼和浩特转运内地的货均每年即达282吨；而由天津运来呼和浩特然后转运西北地区的货物每年达272吨。
当时，归化城的回族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有的驼户是自营货物运往西北，有的是专门为客商拉脚。较大的回族驼户有
驼运业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北方的安定，维护国家的统一，沟通北方各民族之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国际贸易上沟通了中国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动，使中国的商贸活动一直开展到外蒙古俄国，进而拓展到了东西欧，对促进中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并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主要作用。
经济篇（下）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回族经济的发展及其贡献
回族作为一个善于流动经商的民族，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回族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农为本，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增产增收。城市回族在发展餐饮、零售、兴办经济实体等方面都走在各民族的前列，市场经济的实施为他们发挥民族所长，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实现祖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综观这一时期的回族经济，回族人民借助改革开放政策，除了对传统行业进行继承和发扬外，经营领域有所拓展，并出现了一批在全国都比较知名的企业。
一、回族商品经济观念浓厚，市场参与意识强，走在各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列。
回族善于从事商品交换的民族个性，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并为完全停止。计划经济时代，尽管许多回族地区民间自由的商品交换受到诸多限制，但仍有一些人在悄悄地从事着商品交换。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可以说是我国各族人民中最早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民族之一，只要是有回族的地方，集市就开展得较早，市场发展迅速，经营规模较大，商品丰富，有力地推动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就业渠道。各地回族参与市场的热情以及在市场初级发展中起到了带动作用。正是他们积极的参与意识，推动了各地市场的发展，扩大了商品流通渠道，为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商品经济起到了示范效应。
二、回族成为区域经济交流的掮客，成为经济发展中一支活跃的力量。
由于回族的商业性特征，以及其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形成了回族善于从事区域经济交流的商品意识，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交流经验。回族在不同区域中适应当地文化，学习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在沟通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中间商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例如甘肃临夏地区的回族，改革开放以来就深入周边农牧地区进行商品交换，在临夏、广河等地形成皮毛、茶叶等集散基地，成为沟通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回族的流动经营，为不同地域之间经济的交流提供了中间环节，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交流做出了贡献。回族经济的发展配合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对于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穆斯林企业的经贸往来做出了贡献。
三、参与多种行业，在市场发展中敢于承担风险，具有积极的开拓精神，为商品的发展和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回族在这一时期参与行业范围非常广泛，诸如开发矿产资源、投资农贸市场建设、发展清真餐饮业、成立商贸公司、推出特色产品、参与旅游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回族的身影。陕西西安市、河南郑州水南关、桑坡、甘肃张家川、宁夏同心、云南昭通、通海、河北大厂、新疆昌吉等地回族都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他们以前瞻性的市场意识，利用当地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了规模不等的经济实体，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四、在保持传统行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出现了一批新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回族传统的清真饮食、皮毛加工等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长足稳定发展，在回族聚居的城市中，清真餐饮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在某些地方也成为发展旅游业的支柱。例如西安城内回坊的回族餐饮，成为前来西安旅游者的必经之地；兰州回族大大小小的清真餐馆极大的方便了市民饮食生活，回族的餐饮活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景。回族在适应市场发展中，从过去依靠个人或家族发展，转而向联合型经济拓展，大型餐饮业开始出现，经营规模和档次都有所提高。在推出西北特产、发展房地产、交通、旅游、传统农业、开发水利水电、兴修公路、纺织品、鞋材鞋业、建筑建材等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从业人员和大型公司。例如西北回族将各种药材如虫草、甘草等贩运到沿海地区甚至海外。海南三亚回族在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当地旅游服务等方面一直处于领军地位。云南回族的矿产开发、蔬菜种植及贩运，使他们成为当地各民族中较早致富的民族，并帮助其他各民族沟通发展。
在商海鏖战中，回族走出了传统上依靠家族发展经济的封闭圈，网络人才，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一批知名企业。
五、回族发扬务实精神，将发展经济与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相结合，注重民族团结，带动周边各民族沟通致富，改变了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为社会总体发展做出了贡献。
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型，各个地方的回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回族创办的经济实体在用人中不抱民族偏见，在安排就业、培养经营人才等方面做到人尽其材，不以民族论高下。倡导个人发家致富的同时，积极带动和帮助乡邻，雇佣和帮扶其他民族，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观念在回族企业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国内知名的回族企业中都有大量汉族等各民族员工，即便是回族经营的清真餐饮业也不例外，在保证原料及经营内容必须清真的前提下，大胆使用其他各族员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西安回族经济
西安市回族人口6。42万人，仅占全市总人口的0。86％。主要分布在莲湖、新城、碑林三区，著名的回坊（回族聚居区）就坐落在莲湖区，自唐宋以来这里就成为西安回族先民的生活区域。这里共生活着6700余户回族，人口近3万。社区中有我国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各个街坊中的回族以经营特色餐饮而享誉中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曾形成了大麦市街、麻家什字、西羊市等回民饮食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辉煌一时。然而，回坊发展的基础主要依赖于小本经营和手工作坊式的清真餐饮业，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社区人口的增长，客流量的增加，私营店铺林立，给这一社区的管理及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走出回坊，参与社会竞争，将回族经济的发展放置于整个西安甚至国内市场就成为部分企业家的目标。
西安回族中个别企业家根据时代发展，迅速转变经营理念，使回族经济的发展在依靠传统餐饮业的基础上，出现了较大转型。除了老孙家、同盛祥、坊上人、安德坊等以清真餐饮为主体的各类企业在全省餐饮业名列前茅外，还出现了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陕西怡兰企业集团等以制药、运输、房地产等为经营内容的大型企业集团。西安回族传统的饮食业也处于转型期，西安永信肉类食品有限公司、西安凯丽思饼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引领着饮食行业的发展潮流，餐饮业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此外，如台湾顶新国际集团在西安投资3。2亿元建成的西安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清真制面厂，也为回族经济的多样化经营起到了示范作用，西安回族企业由原来以饮食、运输、商贸为主，逐步拓展到轻纺、化工、房地产、机械、电子、建材、医药卫生等领域，个别企业的产品销售网点已辐射全国，走向国际市场。
一、沙鹏程和他的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
三宝双喜集团公司创办于1989年，是一个集制药、幼儿教育产业、国际国内贸易、房地产开发等多项产业的现代企业集团。公司坐落在西安市南郊长延堡工业区内，是一个集科研、生产、经营、管理等为一体的指挥中心。公司设有科研开发、战略发展、生产管理、销售经营、进出口贸易、宣传广告等完整的管理体系。西安总部现有各类中高级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100多人，其中回族占50％；高科技全自动化的车间，员工235人，其中回族员工占65％。总部下辖的驻外公司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市场营销人员达数千人，己形成了成熟的市场营销网络，拥有一批忠诚的经销商和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三宝双喜的前身是创办于1987年的艾布·拜克尔清真食品罐头厂，创办人是著名的回族企业家沙鹏程。在1980年代，回族中就能够将清真食品进行深加工推向市场，产品销售到国内10多个省市的企业家不多。而三年之后，实现罐头厂迅速转型，进军国内保健品市场与国内同行业一争高下，更是回族企业家中不多见的。沙鹏程是回族中较早走出来创办实体，参与整个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家之一。
公司成立之初，主打产品是“三宝双喜”滋补膏、浓缩胶囊和“荣发养颜宝”胶囊。作为陕西省名牌产品，随着产品信誉度和知名度的提高，以及在临床中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