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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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回族《怀宁马氏族谱》记载，
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精通西域历法的阿拉伯人马依泽“应召入中国，修天文”。参与了由司天少监王处讷主持的《应天历》的编撰工作。《应天历》编成并奉诏颁行后，马依泽及他的儿子马额、马怀等留居中国，并长期在宋朝的“司天监”（天文台）中担任重要的职务。马依泽父子把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他的三儿子马忆在军队中任职，把占星术用于军事。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武经总要》中就应用了黄道十二宫，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
时至元代，蒙古人对西方发动了多次征战，高原铁蹄在撕裂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另一面，即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最全面最重大贡献的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没有继位之前，就任用了一批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继位，设立司天台，许多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编制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鲁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任职，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中华天学的贡献主要为：首先，他们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最多。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其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这些书籍和天文仪器进一步促进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札马鲁丁等人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献出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其次，元代穆斯林编修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订的历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札马鲁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 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鲁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在中国范围内通用了14年。比《万年历》稍后一些时期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它实际上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至元十八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停止使用后很长一段时间，《回回历》也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而且科学家郭守敬编制出更先进的《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成为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回回天文学的直接影响下，经过郭守敬的天才努力，推验出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时历》，它施用了360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历法都要精确。在称颂郭守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给这位中国天文学家以最大影响的回回天文学的丰功伟绩。
明代在许多方面都直接继承了元代对回回天文学的态度和待遇，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对回回天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首先，明政府也为回回天算家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司天监外，又置回回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名为回回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回回历科。此后不久，又在南京的雨花台建成回回观星台，作为回回钦天监天文工作的附设机构。这种天文机构的设置，直至明终。其次，明政府录用了大批的回回天算人才。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的祖先，因精于天文历算，洪武中授为钦天监，子孙世受其职。第三，明代回回天文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比元代强化了。明代所颁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承袭元代《授时历》，而《授时历》受回回历法的影响已如前述。在编定《大统历》的过程中，更有回回科学家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先后参加。到后来，由于《大统历》的某些不足，明政府干脆又将《回回历》并入《大统历》，参照使用长达270余年。所以，明代回回对当时天文历法的贡献，实在不可忽视。
而回族对明代天文事业的贡献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洪武年间回汉学者在南京进行的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翻译介绍工作。此事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太祖朱元璋称赞“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翌年（1383年）五月，《回回天文经》译成，吴伯宗、马沙亦黑分别为本书作序。而马沙亦黑等人也因翻译了这批珍贵的阿拉伯文书籍，被皇帝誉为“不朽之智人”。马沙亦黑等回回大师得到这样崇高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明朝人对伊斯兰历法有了全面的、整体的认识。
当历史演进至清代，回回天文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暗淡下来。清军入关之初，还设钦天监，内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历等四科，可知“回回历”仍在产生一定的作用。康熙八年（1669年），最后一任回族钦天监官员杨光先罢职，清朝废除回回科，专用西洋法。从此，回回历法自元朝起在中国官方行用的历史，便永久地被画上了句号。
总之，自回族先民踏上中华大地的那天起，他们就把在当时较为先进的伊斯兰天文历算知识带入中国，历经沧桑，回族先民始终把自己掌握的天文历算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华大家庭，辅助和补充了中国天文历算之不足，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回回天文学在中国的履历也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悠久的回回医药学
因为回族是一个域外各民族和中国许多本土民族在历史中融合而成的民族，所以，我们谈历史上的回回科技贡献时，必须要提到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科学技术，天文学如此，医药学也不例外。
早在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一伊斯兰医学曾居于世界医学的领先位置。伟大的哲学家、医学家伊本·西拿（拉丁文名字为阿维森纳），著成熔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中国医学、阿拉伯医学与哲学于一炉的巨著——《医典》，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和欧洲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兼医学家拉齐，著有《天花与麻疹》，也是一部世界级的医学名著。到公元十二世纪，波斯医学家拉齐斯的十卷医学巨著《综合医学》和阿巴萨德·达维亚的《综合百科全书》问世，更加丰富了伊斯兰医学的内容。
回回医药学是在对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的继承和对中华传统医药学的吸收基础上形成的。对东西方医药学精华的吸收和兼容，决定了它一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回回医药学的发展形成是伴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友好往来而进行的。
虽然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一些西域的药物流通到汉地，但中国同阿拉伯在医药方面的真正交流，始于唐代。公元651年后，中阿搭起了友谊的桥梁，双方通过海路和陆路，在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上进行着频繁往来。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时更多的大食人来到长安，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主要是经商，所贩以香料及药材为多。阿拉伯、波斯与中国的商业贸易规模很大，医药方面的香药进口，有时一宗贸易竟达千斤之巨，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中药的品种。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著有一本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其中乳香、木香、丁香、没药、血竭、肉豆寇等，现今均是中药中常见之药，但当时却主要是由穆斯林商旅带到中国的。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当时不仅有香药输入中国，与之同时的一些医疗技术也传入了中国，如《千金翼方·养性》中所记载的“悖散汤”（又名牛乳补虚破气方），本为波斯、大秦医方，曾在朝野间广为流传，对治疗气痢、健运脾胃其效甚佳。
由于宋朝政府的积极招徕，大食商人来中国贸易者日益增多。 阿拉伯地区来中国的船队，运往中国的主要是珠宝和香料两大宗，包括乳香、龙涎香、龙脑、没药、血竭、苏合香油、蔷薇水、珍珠、玛瑙等，其中乳香、龙涎香主要产自大食（阿拉伯）。北宋时侨居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地的“蕃商”，其聚居区被称为“蕃坊”。在这些“蕃坊”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载入史册的福建蒲氏家族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由于大量香药的引进，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方药及治疗方法。宋代医方较唐代医方在香药的应用或组方上有明显变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剂局的成药配本，书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不下30余种，其中有不少名方，众所周知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便是。苏合香丸中15味药就有13味是进口药，至今苏合香丸对于治疗中风所致的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半身不遂等重症有明显疗效。在中医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回回医家及学者功不可没。
元代是回回医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元朝统治者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回回医药的发展。元廷先后设立了西域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今北京）与上都（元之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六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回回人爱薛，他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有许多回回人土担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奥斯曼的子孙曾设立豪华的私人医院，聘有回回医生从职。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回回医药的影响之广泛。
金、元之际医学领域学术活跃，百家争鸣，回回医药文化此时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涌现出了集阿拉伯医药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为一体、具有中国回回特色的医药综合性巨著《回回药方》等专著。《回回药方》反映了成书时代中国回医对疾病认识在理论上已较成熟，涉及临床多科，同时在治疗方法上也较丰富。特别是一些外治法及其对骨伤科的论治具备了时代的先进性。另外，元代杰出回回医学家萨谦斋不仅传播回回医药学，还潜心研究中医，写出了十五卷的《瑞竹堂验方》等一些中医名著，这些书主要记载了回回医学家在医疗方面的经验。回回医生忽思慧还将回回医药学与汉、蒙古、女真、维吾尔等民族的医药学和营养学结合起来，写出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集元朝以前中国营养学研究精华而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专著。
明清时代，回回医药业也很发达，回族名医辈出，创造了不少的丹、丸、膏、散等药剂，为广大民众所采用。如元代回回医生创制的治疗跌打损伤的金丝膏药，疗效极佳，享誉江南。扬州的夏氏成药，即夏氏大明眼药、止咳饼、神功求剂丸等，自元代以来，即在东海沿海一带久负盛名，北京的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均始于元代，经清直到民国年初，享誉数百年。重庆伍舒芳的膏药丸散西南闻名。嘉靖名官孙继鲁之子孙光毅，精通医术，崇祯年间曾被授以太医院院判之职，后辞归里，潜心医术。另外，民间诊所也相继开办，著名的有：北京“鹤年堂”、云南“万松草堂”、四川“伍舒芳草堂”等。 还有近代的著名回族学者和医生丁竹园，主持和创办了以中医为主的中医研究会，使回回医药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
在回回医药学丰厚的基础上，当代也产生了不少回族医药专家。仅举几例。出身于河北保定中医世家的哈荔田（1911…1989年），早年师从国医泰斗施今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便享誉津门，在中医诊治和理论研究上造诣颇深，尤擅长妇科。他提出了“气血动静”的理论，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立了天津首家公立联合诊所，又参与创建天津中医学院，为教育和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传统医学付出了毕生辛劳。查玉明，1918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市，辽宁省中医科究院主任医师，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确定的全国500位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安迪光，1929年生于河北保定。是当代致力于挖掘回族医药学传统的著名医生之一。他对中医的哲学理论及回族民族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一体多元化的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回回医学是消化吸收、继承古希腊医学的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医学与古代中医学的融合，是“东西合壁”的产物。金琪漾，1930年生于福建泉州，也是一位回族医药学专家。他曾任福建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和福建中医学院中药系主任、主任药师、教授，从事中药鉴定学、生药学、中药资源学、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
回族的医药文化，实际上是继承了古代阿拉伯丰富的医学知识并与中华传统医药学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有着科学的医学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至今仍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医药学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