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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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的医药文化，实际上是继承了古代阿拉伯丰富的医学知识并与中华传统医药学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有着科学的医学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至今仍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医药学的发展作着独特的贡献。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注重对回族医药传统的研究和开发，占地九十余亩的宁夏伊正回药有限公司已在建设完工，回族医药产业被列入自治区的“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当中。甘肃陇西也涌现出“伊真堂”等中药材产业化大型企业，集收购、加工、提炼、批发、外贸于一体，颇具规模。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领域的贡献

回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天文和医药领域以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书的亮点。

先进的回回军事技术

在军事方面，回族先民对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贡献，是从元代发轫的。因为元代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开，是大量的回族先民以军士、工匠、商人、学者等各种身份进入中华的最主要时期；同时，元代蒙古军队史无前例的征战也为回族先民所掌握的军事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回族先民在军事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兵器制造，突出地表现在造炮技术上。

蒙古骑兵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并不只是靠刀枪，还有“回回炮”和弓箭。在回回巨炮这种超大型投石机投出的巨型弹丸面前，再坚固的城墙和堡垒也能摧毁。史书记载，这种巨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军队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了强攻数年而不克的襄阳城的，所以蒙古军队亦称此炮为“襄阳炮”。我们在肯定回回炮对蒙古军事胜利的贡献时，不得不提两位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

至元初年，元世祖大举伐宋，在襄阳、樊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年），元军围城五年，却始终未能攻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遣使到波斯，请来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制成回回炮，奉旨在大都五门前试射成功。并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以回回炮攻樊城，一举告捷。接着，又靠回回炮射程远、威力大和命中率高的特点，一举结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襄阳战役。由于回回炮在当时战争中无与伦比的作用，元政府对回回炮手和军匠的训练、组织、管理极为重视。在攻破襄阳的第二年，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1281年，设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1285年，改都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品秩为正三品。1323年，派遣回回炮手赴河南汝宁、新蔡等地教习炮法。1328年，亦不剌金奉令率所部回回炮手军匠至京师，与马哈马沙的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合并，共同监造回回炮。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元代回回炮手军匠数目可观，规模庞大，在大都（北京）、南京（开封）、江南，到处都有回回炮手军匠的记录。他们以优秀的制炮技术和实践，填补了当时中国兵器史上的一项空白。

随着时代的发展，火药武器出现，明朝时，中国回回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在明末崇祯年间，纂修历法的回回儒士杨志国与工匠陈万全一起研制了一种新式火器及战车，史载“所造火器中，则飞帘苇为矢，体轻及远，且能陷坚，一人背负而发之，一发四十九支，透甲烧陈，莫可遮拦，又价廉工省，钻眼封喉，人马俱毙”；具有连珠火枪威力，就当时而言，无疑是一种先进的轻型火器。所以，到明朝末年，回族匠士已经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在近现代史上，回族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当时救亡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兵器制造工业，涌现出了丁拱辰、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专家。丁拱辰经历过鸦片战争，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他弃商从事兵器研究，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并亲自领导铸炮四十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四川回族刘庆恩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他还曾参加辛亥革命，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回国后，他领导兵器研究工作，终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还制成大炮等多种新式武器，为祖国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领先的回回航海技术

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时代，回族先民就漂洋过海，历经艰险，从西亚来到华夏大地。而时至明代，征服海洋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回回人肩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云南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祖父、父亲曾先后赴麦加朝觐。明初，三宝被掳至南京入宫，成了燕王朱棣的侍童。他曾跟随朱棣出征“靖难之役”，充分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特别是“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之战的获胜，为朱棣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棣即帝位后，念三宝跟随左右，屡建战功，便赐他“郑”姓。郑和一生建树颇多，最伟大的成就是以其非凡的组织力和创造力，领导了这次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动，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同时，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瓷器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华侨在南洋定居、生存、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航海活动，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回族人，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等19国，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哈三，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1413年4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请哈三阿訇为之当翻译、作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詟”＇①＇。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他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族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第五次下夕阳，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除以上列举的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据《瀛涯胜览》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带麝香、磁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带回各种奇货异宝，并画了一幅《天堂图》。这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天房画图了。

回回人郑和统领宝船七下西洋，不仅体现了郑和本人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更体现了回回先民在当时所拥有的航海经验和所掌握的航海技术。追溯历史，在唐中叶以前，往来于南洋的船舶大都是外国船，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西域舶”、“西来夷舶”、“蛮舶”、“蕃舶”等名称屡见不鲜。但是到唐末以后，中国海船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外国。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更是蜚声中外，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南洋之间的航线。中国船舶业的的突飞猛进和回回先民对此行业的贡献分不开。唐宋时的市舶司多由朝廷任命当地军事或行政长官兼任，有时也派宦官赴任。到了元代，市舶司的职务也启用回回人担任，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元世祖招降并重用南宋泉州提举市舶使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并设置海外诸蕃宣慰使与市舶使。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寿庚父子掌管海外市舶贸易三十年。元朝政府除在广州、泉州设置市舶司外，又在杭州、澉浦（今海盐）、温州、庆元（今宁波）等海港城市先后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担任市舶司提举的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　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　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

回族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中国古陶瓷是在唐代开始输往伊斯兰世界的。元代的景德镇瓷窑为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需要而生产了一些专供外销的青花瓷，这些瓷器有的至今还收藏在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博物馆里，成为稀世珍品。尤其是托普卡布·萨莱博物馆的80件元代青花瓷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37件元代青花瓷器，其纹饰精美华丽，堪称人间瑰宝。从这些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来看，当时输出海外的青花瓷是按订单加工，并精选上乘品质的器物用于出口的。而自明嘉靖时期起，民窑的瓷器已经大量流入西方，这可以说与日趋扩大的海上贸易不无关系。

而在众多的瓷器中，中国的青花瓷成为瓷中极品：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上，鲜艳而又雅致的蓝青色文饰与如玉如冰的釉彩互相映衬，结合得如此完美，其美学内涵一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是对中国陶瓷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最佳阐释。但同时，其用料、器型与图案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的性质，使得青花瓷成为两大文明体系融汇沟通的又一成果和见证。用陶瓷专业的话来定义，青花瓷器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绘和运用钴料，是它的两个基本工艺要素。青花瓷器，据说始于唐，盛于明。唐青花极为罕见。元青花主要是作为外销瓷按照订单加工输出的。明代是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这一鼎盛却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密切的关系。

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陶瓷史》中指出：“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剌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溶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明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景德镇建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为提倡节俭，洪武皇帝改祭天之礼器为瓷器，永乐皇帝则改用瓷器为餐具。明代瓷器遂有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青花瓷成为其中的主流。这期间景德镇官窑所用的青料，历来被认为是由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有时又称为“苏勃泥青”、“苏泥、勃青”，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写的《窥天外乘》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有学者认为“苏麻离”即“索马里”，认为郑和从东非索马里带回了大量乌黑的“苏麻离青”钴矿石。因此，郑和的远航，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海上时代，开创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历史华章，也翻开了中国瓷器烧制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页。虽着航海时代的结束，“苏麻离青”渐渐消失，成化后期的青花开始改用国产的“平等青”，青花瓷器最辉煌的时刻也烟消云散了。

此后一段时间，又有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回青”料主宰了青花瓷的制造。椐《窥天外乘》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宦官）镇云南，得之，以练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都用的是回青。价倍黄金，足以说明这种颜料的贵重；而以“回青”命名，又足以见其原产地是在伊斯兰世界。除青花料外，另外一种来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霁红料”，也对明代瓷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出产自伊斯兰世界的矿物颜料，竟这样在不经意间主宰了中国陶瓷历史的兴衰。

明代的青花瓷器，不仅在用料上直接受益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而且，器型和纹饰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传世的元代青花因其外销的性质，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按照伊斯兰世界的习惯和需要制作的。明代外销或赠送的瓷器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器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盘、扁壶、执壶等。大盘直径通常在40厘米以上，这在中国传统瓷器中很少见，而与中亚、西亚的金属大盘相似。在伊朗的博物馆里，就保存着这样的装饰有阿拉伯文的青花大瓷盘。这显然是适合伊斯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特别生产的。明中叶以后，这些传自伊斯兰式样的瓷器，则被统称为“回器”。明永乐、宣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