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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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婴儿一诞生，就给以男尊女卑的待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
汉元帝时，谏大夫、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指陈时政的得失。他讲当时的一种现象：百姓“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时百姓溺男婴是一种普遍现象。贡禹又分析产生这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自汉武帝起，小儿到3岁出口钱，15岁拿算赋，百姓害怕这种人口税的负担，不得不溺杀婴儿，他建议推迟人头税的年龄，改为7岁出口钱，20岁出算赋（《汉书·贡禹传》），以减少人民溺男婴的现象。
西晋初年，还没有统一吴国，巴郡邻近吴国，徭役特多，人民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养”。王濬来当太守，减少徭役，凡生育者一个时期内免去徭课，因此几千家存养了男婴（《晋书·王濬传》）。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太守是幸运的事。
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就不能不出现不敢结婚，不敢养子的情况（《晋书·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王鼎传》）。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婴的建议（《宋史·赵子尽传》）。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这是怕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溺女婴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六反》：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说明溺女已是人们的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时，“世人多不举女”，表明溺女婴者多，颜之推在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地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颜之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金华府人“产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人物》）。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传》）。浙江新昌人弃女，县令采取刑法处断的手段严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婴存活下来，他离任时，女孩的父亲为他送行，向孩子们说他才是你的真正父亲，表示感激（乾隆《绍兴府志·人物》）。万历时，刑部侍郎吕坤指责恶劣的风俗，把江南溺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现象（《实政录·恶风十戒》）。江西万年县人“弃女者载道”，广东番禺人、知县麦秀歧回家乡请来十几个乳母，抚养被遗弃的女婴。
天旱，上司指示他举行祈雨仪式，他不听，说干旱是百姓不仁弃女引起的，只有杜绝了溺婴风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广东新语·事雨》）。崇祯时福建浦城县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阳合志·义行》）。终明之世，溺女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着。
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著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这几个省的溺女习气确实严重，此外浙江之风行不亚于福建省，只是魏裔介没有说到罢了。
古人为什么溺女婴呢？我们从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乾隆间编撰的《泾县志》讲该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资乏者忧异日之赠奁。”（《风俗》）这里提出的是两条理由，一是没有男儿的希望现在奶孩子的妇女尽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怀孕，所以淹毙女婴以断奶。二是怕女儿长大，赔不起嫁妆，干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区赔嫁之风盛行，如安徽宁国人“皆以无厚奁为耻，往往有因嫁女而破产者”（同治《宁国县志·风俗》）。“嫁女破家”，成了许多地方的民谚，可见厚嫁的事实，而且厚奁有传统性，不好改变。如明朝浙江温州项氏家族的家训讲：“吾温风俗，百金嫁女，犹谓不足；十金教子，则鼻大如靴。”形象地说出厚嫁的情状。到了清朝，人们还说当地“奁资盛而溺女”（光绪《永嘉县志·风土》）。光绪年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上书，说民间溺女，有因“抚养维艰”而淹毙的（《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刑律斗殴》），是说贫民养不起女儿而被迫淹溺，这是溺女的第三个原因了。
《点石斋画报·溺女显报》溺女是残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数的统治者在那里禁止，可是大多数父母却认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贫穷，生活条件差，女子劳动力弱，生产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经济就更差。早在汉代社会上就流行“盗不过五女门”的说法（《后汉书·陈蕃传》），就是讲有几个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穷，小偷也不会光顾。人们以为女儿造成家庭贫困，不要女儿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说为了养儿子而不要女儿，人们也认为是常情，因为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子是香火接代人，两者只能取其一时，只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就这样把残忍不道德的事情当作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那时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间编写的《雩都县志》卷五《风俗》说：“溺女为俗，相沿已久，皆以为当然。”把溺女当作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资料记载，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父母溺女时的思想：宁波一个男子连得两个女儿，先后淹死了，到第三个女儿出世，改为焚烧，并绑上石头投到江里。当时有几百人围着观看，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若还是采取淹死的办法，怕她投胎再来，使用火烧的法子可以断绝她，下一胎好生个男孩（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轻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儿还以为得计，做得那样“理直气壮”。安徽旌德县人方兰生连得五个儿子，妻子舒氏又怀了孕，别人根据他的思想状况，断定他生女儿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闰章的《溺女歌》劝他生女儿也要存养，他犹豫不决，妻子怀胎13个月生不下来，这才害怕溺女违犯天意，决定生女孩也要留养。有个叫谢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儿的主意，后来有人给他讲《溺女歌》，他才醒悟，留养女婴（施闰章《愚山先生别集·矩斋杂记·戒溺女》）。方、谢怕“天谴”才改变主意，一般的人没有人给他们讲这种“道理”，不知惧怕，自然不以溺女为非了。
溺婴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社会问题。溺女事件史不绝书；溺男在唐以前不时出现，宋以后少见，因唐以后赋役制度改变，人口税前重后轻，穷人不存在因徭役重而淹毙男孩的问题了。所以说，历朝政府的赋役制度是造成溺婴的一个重要原因。
厚奁的风俗是人为的。由于娘家嫁女要丰盛的财礼，婆家反过来娶妇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给嫁奁，女儿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寻短见，所以父母为此不得不厚嫁。厚奁若不可能，不如不要养活，免得将来受罪。厚嫁与溺女相联成为社会风习，作为个人讲就不易抵制了。重男轻女观念和社会实践，也是形成溺女的一个社会原因。
对父母的溺婴问题，我们还应有更深刻一点的认识。
封建时代子女是属于家长的，家长就有权来处置他的教育、职业、婚姻、交友，这个权利也包括对婴儿的杀害权。历朝政府没有保护婴儿的法令，溺婴并不犯罪。溺婴既然是家长的权利，它当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这不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是近代的意识，这正是我们要批判封建主义的地方。不但统治者不讲人道，连父母也不讲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会，终究被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如果我们把问题再看得深一些，家长不仅不能溺婴，而且要保证婴儿健康地成长，给儿童以优良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才算尽到家长的责任。封建时代，家长只要把子女拉扯大，就算有了恩，至于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时生产力不高，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讲究孩子的抚养，能把孩子带大，就算尽到责任，就算符合道德了。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来很不够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虑到有无条件把孩子养育好，即要有钱财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只管生育，不管教养”，到养育兼管，这是人类在自身再生产问题上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现，这是现代人应当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类的物质水平总是有限的，要对子女养育得好，就必须节制生育，少生，优生，在不发达的国家尤须如此。
在这里，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制生育结合在一起。作为当代中国人更加需要克服只生不养的传统作风，树立优生优育的观念，提高我们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三节 明代移民的生活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到达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如移徙山西泽、潞等州无产业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纪》）。明初晋东南人口不止一次大迁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泽、潞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濬、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赋志》），以此想见明初晋东南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三是把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迁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东济南、青、兖、登、莱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顷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顷的，十五丁不足三顷的，或全无土地的，迁往东昌府，于是去了1000多户，4600多口人，编入当地户籍，从事耕作（《洪武实录》）。四是移民充实京师，朱元璋把浙江和应天府属州县的富民1400多户迁到南京，称为“富户”，迁徙南直隶、浙江民20000户到南京，充当仓脚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隶、浙江富民3000户迁移到宛平、大兴二县充当厢长（《明史·食货志》）。五是将塞外民人内迁到河北，有的被点为军卒，吃军粮，有的为民，被组织起来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凤阳及其周围地区人数最多，政府又最为重视。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乡扫祭祖坟，所过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建国后的第三年（1370）决定往这里移民垦荒。他对左丞相李善长说：“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取数十万于濠州乡村居住，给以耕牛谷种，使之开辟荒田，永为己业。”（刘辰《国初事迹》）他的方针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大量迁移；二是解决耕地问题，并给予迁民以土地所有权；三是在迁徙过程中及到目的地后给予经济援助。这一方针当年开始实行，将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业民人4000余户迁到临濠，给资粮牛种，并宣布三年免征赋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发配到凤阳屯种，以此赎罪，一时间，这里人数多达万人（《明史·韩宜可传》）。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无产业的人民迁到凤阳屯种。
二十二年（1389）迁徙浙江、江南民人于凤阳等地，人数达14万（《明会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诏书，江浙迁往凤阳地区的人民，路途由官员护送，供给舟船交通工具，发给口粮，到地方后发给土地、耕牛和种子。实际状况如何呢？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有100多个成年男子，离别父母妻子，只身前往凤阳，政府派粮长王子寿带队。他负责准备行粮，又请了一位医生随行，到了目的地又帮助安置，然后返回原籍，他离别时移民由于失去保护者，更感到悲哀，比离开家乡时的情形还要凄惨（苏衡《苏平仲集·西山处士王君墓志铭》）。这是离乡时还没有体验到离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进一步感到回乡之无望，于是更苦恼了。平阳迁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寿还是幸运的，而大多数的护送人侵占迁民的口粮，动辄呵责，致使移民死于道路。这些移民到新地方，对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等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期间会有很多苦恼。但对无地的穷人来说，到新处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总比在家乡好一些。他们付出了代价，也有所取得。
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的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本文就不再道及了。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形，即在家乡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