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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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许人民迁入，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界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荆、襄、南阳三府兼有水陆之利，“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流民向这个大方向移动，倒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地方，不过是走到哪里，可以站住脚了，就居住下来，否则再游动。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难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黄河以北的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风刮动的浮云，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四）。这是一户移民单独行动，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迁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饥民图说·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多。宣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河南地方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居住，饥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因反对明朝政府对他们的驱逐举行起义，有100万人是起义者的后援，指挥明军的左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多万（《明史·项忠传》），因此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此后各地人民继续往这里迁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报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流民多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人民迁移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流民到荆襄，从事各种职业，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当明朝政府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后，他们向政府完纳赋役，成为“税户”。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种不过来，就租赁给后来的移民。新移民为立即投入生产，亦有愿意租田的，成为“承佃户”。有的移民做商贩，成为“营生户”（《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荆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所以这个地区注意兴修水利。郧阳一府开垦田地143万余亩，相当于洪武时全国垦田8。56亿亩的1。7‰，相当于弘治间全国垦田4。23亿亩的3。4‰，数量不小。荆襄迁民与土著居民一起修筑水利，如郧县捍江堤、吴公堤是防止汉江泛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二》）。其他如疏浚汉川竹筒河，建筑老龙堤、刘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庆《湖北通志·职官志·官宦迹》）。移民对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荆襄移民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起初非常对立。明朝建国后继承元朝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政策，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纪亭本末·平郧阳盗》）。正统二年（1437）饥民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记男女大小丁口，挨户在房墙做上标记，10家编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景泰二年（1454）明朝重申隐丁换户之禁。为惩治荆襄流民，统治者特别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管荆、襄、南阳三府逃亡农民，次年（成化元年）特派右副都御史王恕到三府控制局势，因形势紧张，王恕母亲死，不许丁忧。
总之，统治者怕移民聚众，破坏其统治秩序，故把荆襄流民当作“腹心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非要驱逐而后快。流民争取移徙权，以图改变原来的苦难生活，不意又遭政府的残酷迫害，遂愤而反抗。成化元年（1465）郧阳地区的几十万人在刘通领导下起义，攻打襄阳、邓州，次年起义失败，明朝采取“噍类不遗”的大屠杀政策。移民不畏牺牲，上百万人于六年（1470）在刘通部下李原领导下再度起义，明军在项忠指挥下肆行屠戮，“死者枕藉山谷”，又把1万多人编戍湖南、贵州，在路上很多人死亡，尸首被抛到江湖里，事后，项忠树立《平荆襄碑》记其功劳，当时人把它叫作“堕泪碑”。失败了的移民在被押解返籍的路上，生活之苦比来时又厉害了不知多少。人民在项忠屠杀之后，仍坚持往荆襄迁移，使明朝统治者感到高压政策无济于事，于是接受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的建议：移民中“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的，允许著籍，纳粮当差，新来无产业的勒令回乡（《宪宗实录》卷一六○；《明经世文编》卷九十三，原杰《安置流民疏》）。这就是说移民到这里置有不动产，有姻亲关系，可以合法定居了，不过要以完纳赋役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明廷批准了原杰的建议，19万多户的移民在当地著籍，明政府为统治这大量的移民，在鄂西北增设郧阳府，下辖7县，其中竹溪、郧西等县也是新添设的。到荆襄的移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总算冲破明朝的封禁政策，争取到垦荒权，也是一种胜利。
人民往荆襄迁徙，明中叶以后还在继续，清人严如说：历经成化、弘治到天启、崇祯“绵延而未之绝”（《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序》）。其实又何尝是有明一代，清时依然，不断有移民进入，称为“棚民”、“山民”，他们还是清中叶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基本群众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荆襄移民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上述明代的移民，是从一个农业区，迁徙到另一个农业区，或者是未开垦的地方，也即新的农业区，空间移动后农民依旧是农民，基本上没有改变职业。移民中新产生了一些自耕农，暂时免遭地主的剥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处在地主与佃农组成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民中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移民开垦的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地发展了社会生产，但幅度很小。总之，明代的移民，是封建社会内居民的纯粹空间移动，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发生关系，意义不大。近代社会的移民，从农村到城镇，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改变职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可见明代移民的社会意义不可评价过高。
明代的移民活动表明，凡是民间的自发流动，必有其社会原因，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无法遏制的，明智的政府应当顺应其形势，加以疏导，就不会发生严重对立了。刘通起义前，明朝政府对荆襄流民一味高压，是实行愚蠢政策，而毫无效果。改行允许流民著籍当差的政策之后，对立就基本解决了，就是明智政策取得了成效。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世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无借鉴价值。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四节 古代邻里间的互救互济
我们在古籍中经常读到“人心不古”的感叹，也见到城乡人情对比的资料，赞美乡人的纯朴，描绘互助互济的美景，接待亲人乃至路人的高谊，指斥市镇居民的狡狯奸诈。
现代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状况也颇多感慨，不齿于某些大城市人的精明和锱铢必较，对孤独老人死去数月数年不为人知的凄惨三致叹息。怎样看待人们间互相关心形式、程度的变化，我们愿通过考察古代社会问题的某些事实，和读者共同认识它。
南朝刘宋初年会稽永兴县有位姓丁的妇女，青年时死了丈夫，守着儿子吴翼之。她为人富有同情心，平素肯于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不管与自家有无特殊关系，只要对方有急难的事情，知道了就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个乡邻叫陈攘，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丁氏将陈收留在家中，抚养成年，给他娶了亲，这才让他另过，恢复门户。又一个里邻王礼的妻子徐氏，因逃荒到山阴县亡故，没有人收尸，丁氏知道了，亲身到山阴，买棺材把徐氏埋葬了。同乡左侨家里有几具亲尸，贫穷安葬不了，丁氏给他家找坟地，买棺椁，殡葬完毕。元徽末年（476）冬天，大雪封路，商人不能贩运，丁氏邻里饥饿，她拿出家里的盐米，按人口分给邻居。有一年天灾欠收，丁氏分衣食给饥寒交迫的乡邻。平时邻居来借钱物，她没有不答应的（《南史·孝义传》）。丁氏帮助乡里之人，不一定是左右邻居，范围较广。
唐代陕州夏县人阳城，世族出身，但家境贫乏，有一年饥荒，他家以榆树皮度日，可是对待亲属、邻人却很乐于相帮。他的妹婿客死远方，阳城同弟弟出行千里，把妹夫尸体运回安葬，又把寡妹接回家中共同生活。妹妹有个白痴的儿子，阳城对他百般照顾，以至背着他进出家门。
山东节度使仰慕阳城的义行和为人，特派人赠送他500匹缣，怕他不接受，告诉使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礼物带回来。派的人到阳城家，阳城果然不收，使者把缣放下走了，阳城没有办法退，就把礼物放在一边。邻居郑俶要埋葬老人，向人借贷没有成功，阳城知道了，把节度使的缣转送给他。郑发送了老人，对阳城感恩不尽，自愿投到门下为奴。阳城不接受，愿意教他学习，郑俶感激从学，但学不下去，阳城为给他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离开家乡，和他共同学习。但郑俶还是没有养成读书习惯，自怨自艾，上吊自杀。阳城看到自家好心办了坏事，非常后悔，责备自身，于是把他当作缌麻服亲那样发丧（《新唐书·阳城传》）。
元代德州齐河人訾汝道，在家讲孝道，兄弟和睦，在社会上善待邻里。同乡刘显等人贫困无法维生，訾汝道一一分给他们一点田地，让他们收地租维持生活，直到他们终老把田地收回去。有一年瘟疫流行，据说吃一种能使人发汗的瓜病就好了，訾汝道买了很多瓜，带上粮食，一户户亲自送去。有人告诉他瘟疫传染，不能到患者家去，他不顾被传染的危险，还是一家一家地跑。有亡故的，他就施赠棺材。他曾经在春天把麦子、高粱借给人，到了秋天，因蝗灾没有收成，借债人无粮偿还，訾汝道把借券焚烧了，不要他们归还（《元史·孝友传》）。
荒年放粮图王荐，元代福建福宁人，兄长王孟早逝，孀妇林氏改嫁刘仲山，刘穷苦，将田卖给王荐。刘仲山死，无钱不能安葬，又没有儿子，刘的同族因他穷，不肯给他立后。王荐为帮助林氏，把田还给刘姓，因而刘族给刘仲山找了后人，并把他埋葬了。福宁州有许多贫民，家中死了人不能下葬，州政府下令，不许民人不葬亲尸。百姓害怕受法令处分，把尸首烧了，抛弃骨骸于荒野，以省葬事。王荐认为暴露骨骸不好，也知道这是穷人葬不起，于是捐义地供穷人埋葬。有死了人备办不起棺材的，他就买了送去。至大四年（1311）大旱，乡民买不到粮食，王荐把家中的存粮拿出来救济众人。这时有施福等11家，因断顿要饿死，王荐听说了很难过，要赈济，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了，于是用田地换了100石谷子给施福等家送去，使得他们渡过难关（《元史·孝友传》）。
明代浙江嘉善人袁参坡，近邻沈姓生病，前往探视，并送去药物，袁妻派家里人分头往四邻相告：有了疾病，大家互相帮助，这是邻里应尽的义务，现在沈某病倒了，家里又很穷，每家出五分银子帮帮他。众乡邻响应，凑了一两三钱五分的银子送去，袁参坡另外馈送一石米（袁衷等辑《庭闱杂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代有一些人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者。他们主动地关心亲戚、邻居的生活，尤其是当人家有困难时，尽可能解囊相助，缺粮的赈粮，缺医的给药，缺棺的助安葬，缺钱的予财物，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也加以慰藉。乡里之中有这种人，人们之间真是有无相恤，急难相助，互送温暖，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雍雍穆穆，真像田园诗般那样美好。人们间的互助互救，当然是人们美好品德的表现，确有值得赞扬的地方。
在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人们间的互相帮助，是地域观念和血缘观念的产物。亲戚关系，有的是血缘关系，有的是血缘关系的扩张，是在血缘网络之中。血缘关系是自原始社会起人们就极其重视的，阶级社会后的分封制是这种重视的基本表现。人们崇拜祖先，血缘关系也给人以好处，人们离不开它，就要从各方面维护它，血缘网络内部人们间的互助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并形成社会道德。从地域上说，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社会条件下，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里，农民世代从事不变的职业，居住在固定的地方，封建政府的法令又不允许人民随意迁徙，所以大多数人世世代代住在一个乡里，一个村庄，多少代是邻居。因为生活在一地，就有共同的利害，也必须交往。人们在生活中总会碰到一些困难，邻居就在身边，可以首先给予所需要的帮助，“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地域的某种共同利害与邻里的形势决定乡邻之间会有所互助。
在以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可以或者必须离开家乡。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又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为了就业又可能或必须迁徙不定。
这样邻里关系就在不断地变化，人们之间不仅不是世代邻居，而且一生之内不知道要在多少地区碰到多少邻人，这样就很难像古代那样互相了解，互相关心了。在这种情况下，血缘集团的成员也分散各地，各自谋生，人们对血缘集团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了，亲族观念也随之淡薄。因此像古代亲戚、邻里之间那种发自内心的互救互济要求大大减少了，亲邻之间互不关心，视同路人，也就成为自然现象了，并不足怪。
看来，乡里互助是一种美德，但它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是道德的标准，但随着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