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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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落女子的被赞誉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让人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是苏小小的坟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柳色春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楼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诗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制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和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则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给了一个不错的诗人位置。
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诗，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托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
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这些评述中夹杂着写了她们的一些史事，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都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
柳如是画作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有所关注，有专门论著，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乃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陆键东在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盛称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力作《中国娼妓史》在讲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
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时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在《风骚与绝情》一书中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活”，并从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七律，看到女诗人提出了过去从来没有提出的怀才不遇的新问题。
1988年乔以钢在《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妓受褒奖的原因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全唐诗》卷八○二）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徐月英》唐代江淮间娼妓徐月英的沉痛《叙怀》，正如康正果所说，表达出她们要求的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两性生活和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在研究沦落女子历史时，需要摒弃男性中心观念，只用女子主体论也不理想，而要考察两性关系和使用性别理念。综观古往今来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褒奖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与上层男性交往的沦落女子，知名度历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条件，同时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来的。在古代，对于伤风败俗的女子，诅咒犹恐玷污了嘴，怎么会彰扬呢？原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男性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沦落女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物。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进士中式时，大会曲江池，招引官妓，纵情调笑。更有甚者，平时带着妓女，驾着小牛车，前往名园曲沼游玩，脱去帽子，又把衣服脱掉，用草遮盖，并且狂呼大叫，不拘礼节，也不管旁观的人怎么看，还将这种情形叫作“颠饮”。著名沦落女子往往聪慧过人，谈吐风雅诙谐，深谙音律，擅长诗赋，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付，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诗作赋，工词赋的沦落女子，可以参与讨论，并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兴与她们唱和。
文士特别爱读她们的诗词，因为她们写的情诗，比较能反映心声。如同乔以钢所说，不像良家妇女那样受礼教观念的约束，男士当然爱看，而赞赏她们有才。所以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是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名诗句。
在“内讳不逾闲”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笔墨不宜传诸社会，避免人家把她们的诗词与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沦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这个问题，士人尽可评说。良贱女子作诗的不同社会处境，令男士较欣赏沦落女子的作品。不仅如此，士人还需要妓女传播他们的诗词，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沦落女子歌唱词曲，为其作者扬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离开杭州任所几年，犹赠诗云：“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流传。”把他的新作请旧识的妓女去歌唱传播。因为他的歌普及民间，许多沦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汉南，主人请客，他一露面，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头，必须自身素质好，并得到士人的赏识。但士人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车马络绎不绝，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南曲妓颜令宾能作诗词，见到举人就尽礼侍奉，并乞求他们写诗歌，结果装满了箱子；病重时，宴请士人，请求他们为她写挽词，他们照办了。颜死后，人们按那些词给她唱挽歌，声调悲怆，以后长安人送葬也唱这种挽歌，颜令宾因此而有诗遗留下来，并被收在《全唐诗》里。由这两个事例可知，沦落女子出名与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论她们的本意如何，总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双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被动和屈辱境地。
超俗的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样，厌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又把发髻剪下连同情诗一并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沦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到驿馆，痛哭身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值，而对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汤显祖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著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赞赏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闲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呢？也就是说著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里是耻辱！才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尽管有妇功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著名沦落女子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
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著名沦落女子的品评差异，正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肯定著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向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国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写道：“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对比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不满。唐朝受吐蕃侵扰，不能保护百姓，却把贱妓罚到边疆劳军，这算什么道理！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就此称道她的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并非公允之见。但这番评论既同情薛涛的不幸遭遇，又对唐代中期腐败政治表示含蓄的谴责。
对比法被人们更明显、广泛地运用于明清之际的人事上。吴伟业《圆圆曲》、丁传靖《沦桑艳》，不是为陈圆圆而作，书写“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斥责吴三桂假复明之名而降清。虽然吴伟业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确的。王书奴以高风亮节评价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陈寅恪欣赏桂剧《桃花扇》有感，赋诗云：“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可怜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褒奖李香君的坚贞，谴责参加清朝科举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膑足的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发“奇女”之“幽光”，是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寓意深矣！这种政治态度的对比，就作者来讲，有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地发点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怀有高度的忧国忧民意识，借助著名沦落女子的政治气节，抒发自身的感情，鞭挞无耻政客和欺世盗名的文人。因此这种评论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男女两性人物，是表彰性与抨击性同时并存，不单是为沦落女子而发。
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子对女子的评价，无疑是以男子的尺度来衡量。所欣赏的女性，或所能接受的女子行为，必是不触犯男子利益的，必是一部分男子受益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近现代以来，由于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的民主化和妇女运动的开展，对女性的评论，逐渐从两性关系来考察，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了。所以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在演变，在发展，在前进，相信随着时代的进程，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的看法还会出现变化。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七节 明代的丐头
我们通过明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所写的丐头女儿的婚姻故事，知道丐头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从沈榜的《宛署杂记》第十一卷《养寄院孤老》获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