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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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明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所写的丐头女儿的婚姻故事，知道丐头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从沈榜的《宛署杂记》第十一卷《养寄院孤老》获知北京丐头的实际生活状况。
其他著述，如曹梦驹的《说梦》第二卷《拐匪破案》也有关于丐头的记载。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王国的君主是人们有兴致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养济堂和老民的生活》一篇时，故意甩开孤老与丐头的人际关系，以便这里把丐头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提出来。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养济院各收容贫病无依靠的孤独老人2100多人，政府对他们每人每月给太仓米一斗，一年给甲字库棉布一匹，为管理孤老，在每100多名孤老中认定一个会头，由会头管辖众人。这孤老就是乞丐，他们并不一定是宛平、大兴县人，有的是附近府县的，因听说朝廷收容投奔而来；这会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丐头”。丐头同政府官员、胥役、乞丐、所在地方的商人及居民发生关系，有自身的经济。
宛平、大兴县政府规定，养济院的孤老，不管住在院中与否，每月到院一次，接受县丞的查点，如有死亡，开除其名缺，不再发给米布。丐头掌管所属的孤老，不让他们到养济院接受清查，他的理由是孤老多是残废人，行动不便，县丞不要求他们到院，就是实行仁政，以搪塞县官。官员不面点，丐头对死去的孤老不上报，或者死多报少，以多领口粮和布匹，归入己身。县官很容易发现丐头在吃空额，想要加以整顿，这时丐头就让几十个瞎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等候在京城大道上，当有九卿路过时，他们就痛哭要求行善，弄得九卿很厌烦，责怪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不善。两县官员害怕丐头用这招儿整治他们，再不敢到养济院清点人数，因而丐头得以继续吃空额，战胜了县官。有时顺天府或礼部要检查养济院，丐头就说给孤老发的粮食不够吃，现在众人分散到各个村落讨饭去了，一下集中不起来，遂约定清点日期，届时丐头又把不在册的人找来冒充，以敷衍过去。沈榜任宛平知县，经多方调查，获知丐头情弊，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按孤老原报名册，依年龄分组，从70岁组开始查对，查完了查71岁的，如此类推。沈榜查了半年多，清出l00多个空额。他只清查70岁以上的孤老，即只查了一部分人，丐头也答应了，这是双方互相让步，故而沈榜比他的前任获得局部的成功。但丐头仍和官府暗斗，继续吃空额。丐头与衙役的关系，同主管官员的大不一样，他们吃空名蒙混县官容易，对胥吏则瞒不过去，因此他们往往通同作弊，丐头把吃空额的米布分给胥吏一部分，空额就吃得长久和安稳了。
丐头对乞丐有很大的权威，指挥乞丐，不敢不从，如前述宛平丐头打发盲丐去街头拦截百官乞怜，没有敢违抗的。丐头以武力和经济手段控制乞丐，如万历年间，在江苏松江，丐头王奇拐带少年，刺瞎他们的眼睛，教他们如何在街头哀叫乞讨，规定他们每人每天交50文钱，夜间还要在身体上凌辱他们。住在他们周围的居民，每天晚上都听到王奇的打人声，乞丐悲惨的嚎叫和痛哭声，显然王奇在逼迫他们交钱和鞭打他们。这些乞丐给打怕了，后来王奇暴行引起市民愤怒，加以告发，这时乞丐还不敢控诉他，说的时候颤抖得说不成句子，可见丐头统治多么残暴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就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写道：“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这小说家言，却真实地反映了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是勒索乞丐，一方面又在必要时给以接济，使乞丐离不开丐头。
《古今小说》中乞丐扰闹金玉奴婚礼图丐头敢于指使乞丐拦截九卿，对居民和商店的骚扰更不在话下了。《金玉奴》故事讲，早先的丐头女儿结婚没有请现任丐头，现任就招呼五六十个乞丐闹到家门，把客人吓跑了，让他们大吃一顿，喜家还另送钱酒鸡鹅以赔礼。对老丐头尚且如此，对他人更不必说了。居民有红白喜事，商店开张营业，必须先给丐头送礼或请吃饭，否则办事的日子，他唆使众乞丐在门前吵闹，令贺喜的人进不了大门，也让来客笑话主人小气。所以凡办事者不得不对丐头有一番招待。这样，居民对丐头既讨厌、鄙视，又让三分，丐头只管眼前得利，不顾人们的看法，按照流氓无产者的观点行事。
丐头或得到乞丐的孝敬，或冒领米布，甚至在乞丐中放债，有的人就阔了起来，所以《宛署杂记》说他们“家饶衣食，富于士民”。《金玉奴》讲金团头“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放债使婢”。这些话不免夸张了些，但也与实际并不太离谱。清初河道总督靳辅曾说：“富庶地方之丐头，类皆各拥厚赀，优溺坐食，其温饱气象，反胜于士农工贾之家。”（《皇朝经世文编·生财裕饷第一疏》）所用词汇几与《宛署杂记》相同，可见丐头中确有一些富户。
乞丐里面有富人，好像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是实有的现象。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看事物就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它，不尊重实际，就不可能了解丐头这种人了。
丐头之所以富裕，是丐头制度造成的，社会上只要财富占有不平均，甚或悬殊，就一定会有乞讨者，这种人中也会有它的首领，既压迫他们，又代表他们，只有消除乞讨现象，才能不产生丐头。
乞丐贫穷困苦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他们是寄食者，有流氓习气，不是社会积极因素，而丐头是流氓习性的集中体现，丐头的势力越大，越说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弊病越多，越要改造，丐头的状况是社会弊端的一种测量器。
丐头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利用丐头管辖乞丐上是一致的，而丐头吃空额使两者发生矛盾。这在明朝是如此，到了清代后期，丐头对政府更有了特殊价值，就是充当衙门的密探。他们按照吏胥指示，跟踪居民，报告情况，领取赏银。
丐头充当这个角色很便利，因他们本来就整天游荡街头，被他们监视的人也不会发觉。乞讨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病，丐头再成为政府不在名册的耳目，越加说明这个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丐头的丑恶。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八节 唐僖宗与田令孜的主奴关系
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这种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严重，而唐代尤有特点：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唐朝后期80年的国君是宦官所掌握的。唐僖宗在位期间爆发了黄巢起义，可是对其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掌权的宦官田令孜。
唐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受封晋王，兄弟八人，继位时12岁。记载谓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他为太子，说他“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僖宗纪》）。仿佛他的继承大统真是由于人才出众而为乃父所赏识。其实，他是在懿宗大行之后，由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是以即位之日就封他们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
少年继位的唐僖宗多少有点痴呆，一味贪玩，不安心在宫中，常到兄弟们的王府中戏耍，爱斗鹅，使得鹅价上涨到50万钱一只。同宫中小优宦狎昵，他们因而恃宠骄横不法。对同他一块玩的人，高兴起来就大量地赏赐，一天也要支出巨万。和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田是四川人，本姓陈，唐懿宗时随从义父田某进入内侍省为宦者，他认识字，有谋略，还在僖宗当晋王时就侍候僖宗，共同起卧。僖宗继位后称呼田令孜为父亲，任用他为左神策军中尉，把政事委付给他。田令孜知道僖宗昏庸，对其玩乐不但不行劝阻，反而加以助长，如僖宗赏赐无度，国用匮乏，田令孜教内园小儿劝僖宗没收长安的中亚商人和国内商人的宝货，有反抗的送到京兆府打死，得钱以糊弄唐僖宗玩耍。
田令孜深知僖宗不足畏惧，放胆胡作非为。卖官鬻爵，连报告都不用，径直矫旨去办。宰相卢阿附田令孜，诸事顺着田的主意办，并按田的意思去向皇帝作说明。王仙芝、黄巢起义业已发生，田令孜和官员瞒着僖宗，使他安心玩笑。左拾遗侯昌蒙嫉恨这样的朝政，上书痛斥宦官“用权乱天下”，结果却被赐死在内侍省。
及至黄巢大齐军进入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有十几个天真的军士不让僖宗走，说黄巢是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反把这些人杀了，让僖宗往四川跑。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难于蜀中，僖宗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还因田令孜的弟弟（或说哥哥）陈敬瑄担任四川节度使，田令孜要僖宗入川，便于他们兄弟控制，就这样僖宗逃到了成都。田令孜及神策军既有保驾之功，因而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成都驻跸之处自然比长安狭小，僖宗不高兴，每日与嫔侍喝酒赌钱麻醉自己，有时回想长安的生活而流泪。田令孜就说一些宽慰的话，什么皇帝圣明啊，黄巢小贼就要被消灭啦，把呆皇帝说乐了接着玩耍，他好从容掌权。
田令孜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当地的“黄头军”（戴黄帽，故名），该军不服，田令孜毒害其首领以事镇压，激起该军作乱，这时田令孜关闭宫门，禁止百官出入。黄头军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从长安出发时不要百官，这次又是只有宦官和皇帝在一起，可是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罢黜宦竖信用百官。田令孜根本就不把奏疏交给僖宗，而假传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孟昭图在上书以前料到必然被害，果然是那个结局。
黄巢失败，唐僖宗复回长安，田令孜以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专恣自肆，不容僖宗发号施令。说起这种情形，僖宗也流泪不止。这时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军各27都，总数在10万人以上。
长安官多、兵众，财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财源，在安邑、解县的盐税上打主意。原来这两处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带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盐。田令孜派义子匡祐到河中，态度傲慢，引起河中军士不满，匡祐回到长安，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田令孜于是要把河中盐利收归中央，以便用盐税补养他的军队和打击王重荣。王重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专擅，又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于是自将攻打王、李联军。结局是神策军溃败长安，乃纵火焚烧坊市和宫室，田令孜带着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凤翔，又要逃往兴元，僖宗不愿再走，田令孜派兵挟持以行。在这混乱中， 邠宁节度使朱玫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煴为皇帝，尊僖宗为太上皇，诸节度使击杀朱玫，俘虏李煴，僖宗始得复回长安。
当唐僖宗在凤翔时，诸镇节度使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随从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专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也要求诛杀田令孜。在内外文武官员压力下，唐僖宗并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为剑南监军使，但仍留在身边。后来田令孜实在混不下去了，带领拱宸奉銮军到成都，以有病请求解职，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广东儋县），但是他依托陈敬瑄并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当田令孜在兴元为众人所痛恶时，唐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回到长安后，杨复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受封魏国公。唐僖宗病重之时还没有指定继承人，百官认为僖宗哥哥吉王最贤明，主张册立他，杨复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寿王，竟自立了他，是为唐昭宗。朝臣敌不过宦官，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唐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唐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陈敬瑄，恰有义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动，抢占地盘，田令孜向陈敬瑄说王建是我的儿子，把他招来，免得骚扰。陈敬瑄答应了，当王建在路上时陈敬瑄反悔，于是双方交战。唐朝令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奋力进攻，田令孜乃到王建军中求和。王建军进成都，先杀了陈敬，然后对田令孜用刑，田以当过十军容使的高官，不愿尸首分离，被缢杀（《新唐书·田令孜传》、《旧唐书·僖宗纪》、《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在成都的后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与政事都依赖田令孜安排，故呼之为“尚父”，而田令孜也极力趋承皇帝，固宠，恃宠，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招权纳贿；从成都后期到兴元时期，田令孜把天子视为手中玩物，连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从而对他不满；僖宗从兴元回京，在朝内外官员的策动之下，终于抛弃田令孜。看来田令孜对僖宗有个加紧控制的过程，但到极点也正是他失败的起点，可见皇帝尽管是傀儡，也还有他的一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处置红极一时、权盛一世的亲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龄小，又昏庸，12岁即位还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从小就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样的亲信太监照顾生活和处理朝事。可见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是皇帝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为此而创造条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军左军中尉、十军容使，他掌握着军队，这就是他的权力的凭藉。两唐书的作者分别在《宦官传》里讲到内臣典军对于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为监军，使其权力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唐德宗起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护军中尉、中护军皆为若辈，于是“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新唐书》），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废立生杀由之。唐代宦官权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其权力就牢固了，具体人员可以变动，而其权力则不可动摇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