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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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够保佑家小，带来人丁兴旺，财产丰盈，消灾去难，而祖宗神灵不保佑，就会灾祸来临。这种祖先崇拜和对亡灵的恐惧，使人心甘情愿地或虽不情愿但又因惧怕而不得不厚葬先人。先人在世留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后人伤感他的故去，用应有的丧仪表示哀悼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祖先崇拜是不科学的，为此而搞厚葬就没有道理了。古人利用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用品或其模型，作为随葬物和祭奠焚化物，在那个时代就是迷信的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变化很大，古代所没有的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普及了，有人制作它们的模型，用以焚化祭奠亡人，死人的“享受”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升级了，做今日的死鬼也比古代的死者“幸福”！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而有些人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亡灵的追悼还停留在古代，可是偏偏又要用现代的文明来装点，实在令人悲叹不已！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二节 宋元明时期的火葬
火葬作为一种葬法，在历史上争论颇多，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火葬在五代两宋流行开前，从人们对火葬的恐惧和对于土葬的虔诚，可知它产生的不易，所以我们不妨从唐以前的两个孝子葬亲的事实谈起。
廉范，东汉京兆杜陵人，官至太守。他父亲在两汉之际的大乱中客死四川，廉范15岁辞别母亲，赴川给父亲收尸。蜀郡太守张穆是乃父的属吏，要资助他，他不接受，与雇的人背着尸首步行返里，途中乘船，船触石沉没，廉范抱着棺材不放，众人为他的孝行所感动，设法把他救上来，他终于将乃父埋在家乡的土壤里（《后汉书·廉范传》）。他不顾生命危险迎还父尸埋葬，除了孝顺思想，还受安葬故土和完尸观念的支配。
会稽诸暨人贾恩，刘宋元嘉三年（426）母亲故世，还没有安葬，忽然邻居家着火，延及贾家，贾恩和妻子桓氏怕把母尸烧化，一边哭泣，一边抢救，邻人也赶来帮助，遂使母亲的尸体棺椁完整保存，但是贾恩夫妇却烧死了。地方官把这件事报告中央，皇帝下令将贾恩的乡里改名孝义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赋税，追赠贾恩天水郡显亲县左尉，以示表彰（《宋书·贾恩传》）。贾恩夫妇以死保护母亲尸体，是怕母尸火化，邻人那样救助也是怕火化，政府给贾恩的恩荣是旌其孝义，是赞扬他保护母尸。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南北朝时汉人是多么惧怕火化。
然而后世发生了变化。建隆三年（962）三月，宋太祖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续通典·礼典》）这一年是北宋建国的第三年，宋太祖就说民间火葬现象很普遍，说明火葬至迟在五代时期就流行开来了，北宋初年的火葬应是这种风俗的沿袭，不过政府持反对的态度。开宝三年（970）宋太祖诏令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志》）。佛教上层人士中流行火化，建舍利塔，宋太祖禁效释家的诏书，应当包含反对民间火葬的内容。北宋政府禁止火化，有些地方官建立义冢，令人土葬。但火葬仍旧流行，如山西人普遍实行火葬，有的地方人把尸体火化后，将骨灰撒于水中，毫不保存。到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说“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建议地方官设立义地令贫民葬亲，宋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次年（1158）户部侍郎荣儗上言，置义冢确为善政，但仍有穷人葬不起，客死他乡者的后人也难于尽使亲尸返里，因而建议“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宋高宗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在部分人中禁止火葬，而对另一部分人就听其自便（《宋史·礼志》）。有些地区，富人、贫人都不遵守政府禁令，实行火葬，在吴县，有个通济寺，内设焚化亭，供民间火化亲人，骨骸烧不成灰的，投入深渊，绝不埋葬。景定二年（1216），亭子为风雨摧毁，寺僧要求官府重修，引起吴县尉黄震的反对，写出《乞免再起化人亭状》，给我们留下关于该地火葬流行的情况（顾炎武《日知录·火葬》）。
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亡，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烧。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北京路同知高朝上言，表示反对，礼部讨论，认为四方风俗不一，民族习惯不同，不能强行一致，建议把从军应役、远方客旅及色目人除外，土著汉人一律土葬（《续通典·礼典》）。《郑氏规范》记载一条郑氏家规，讲劝人“勿用火葬”，无地的人允许埋在他家的义冢里，反映元代浙江穷人火葬的事实。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禁止浙江等处民人水葬和火葬，如若违犯，治以重罪。这个条令并未完全实行，终明之世火葬仍在不少地方流行，明末清初江南昆山人顾炎武在《日知录·火葬》中讲：“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从语气可知，他生存的时代仍不乏火葬的。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永康县志》说浙江永康县有八项弊俗，其一就是火葬。
《日知录》中关于火葬的记载清代也有一些地方的人实行火葬。顺治五年（1648）四月，清朝公布丧葬则例，官民人等“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这里的允许官民火葬，是遵从满洲族旧俗。在清代，蒙古族、藏族中一部分人也是火葬。少数民族的葬俗放过不谈，清初广东的一些汉人，就番禺人屈大均所见，穷人因为没有坟地，有实行火葬或者水葬的（《广东新语》）。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绍兴知府李亨把该府历年禁止的事项，拣出10件“尤为风俗害者”，勒石严禁，其中有一条就是“焚烧尸棺”（乾隆《绍兴府志·风俗》）。显然绍兴也有火葬的流行。同时期，浙江海盐举人吴文晖作《悯俗》诗，叙述当地火葬情景：孝子将棺椁抬到坟地，把棺材劈开，就用作燃料焚化尸体，所谓“椁毁棺开速厝火，赫然焰起如流虹”（张应昌辑《清诗铎》）。嘉庆道光间，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也有火葬的现象，当地人郑敬怀看不惯，说这是“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诗铎》）。同治时，有些杭州、嘉兴、湖州府人对已经土葬亲人发冢开棺，把尸体烧化，叫作“明葬”；如果尸体业已腐烂，就烧棺材，叫作“暗葬”；有的尸首僵化了，就用斧头劈开了烧化。火化时请僧道念经，并宴请亲友（《禁火葬录》）。中原汉人有一些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火葬的，如有的婴幼儿殇逝，家长将之火化；有些无人收葬的野尸，慈善堂收尸焚化；因特种疾病而死，火化以免病菌传染。
汉人为什么要实行火葬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贫穷埋葬不起。古代人囿于科学知识的贫乏，以为另有一个阴间世界，也像阳间需要金钱物质，所以对安葬的要求很高，要像生前那样有必需的和充足的用品，于是在棺椁之外，要有很多陪葬物，要建造像样的阴宅。这是厚葬的办法，穷人生存都难维持，哪有余钱去土葬，有的人连巴掌大的地方也没有，往哪里去埋葬亲人呢？而火葬则不同，只需要火化费，陪葬物用不着，坟地也不要，最容易打发，穷人只能采用这个方法。从这方面看，实行火葬还是针对土葬中的弊俗而来。葬礼中摆排场讲形式的风气历来很盛，即如唐代，皇家园陵规模之大，内藏之丰富，从永泰公主等人坟茔的出土物，已令人可以想像帝后陵寝随葬物之多了。在官民之家，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规定送葬之家的设祭，只准在家中和茔所两处，不许在街肆摆设祭盘，禁令当然是针对街市设祭状况的盛行而言的。宪宗元和六年（811）条令，规定官民丧葬所使用的扛夫、挽歌人数，明器数量，以及出殡仪仗物装饰品的规格（《唐会要·葬》）。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下令，民间丧葬祭奠不能用金银、锦绣做饰物，不得陈设音乐。这项法令又告诉我们当时丧葬有以锦绣装裹、金银装饰和用音乐的风尚。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继唐宪宗条令之后，又一次规定官民出丧时使用的扛夫、挽歌人数，明器件数。如用违禁之物，赏给巡查出来的官员；如用乐，则责罚伶人（《宋史·礼志》）。唐朝五代厚葬弊俗如此之盛，五代北宋兴起的简朴的火葬，应当是它的逆反产物。北宋还产生停丧不葬弊俗，司马光说：“今世俗信术者妄言，以为葬不择地及岁月日时，则子孙不利，祸殃总至，乃至终丧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终身，或累世犹不葬。”（《家范》卷五）因为要发达子孙，选择葬地和安葬的年月日时，选不出吉利时，就长期停丧不葬，这又是一种弊俗，流传到清代。这也是穷人所做不到的，只有焚化最省便。
宋元明政府屡次禁止火葬，认为它不合礼义。具体说又有两种含义。一是说它不符合等级规制。葬仪要反映死人在世时的社会地位，政府定有棺椁之品、建树之制，如果进行火葬，一炬完事，死者的等级身份无从在身后长期表现了。二是要保持尸体完整的观念。尸、首相异，那是受了极刑，是不得好死，是死者及其亲属的耻辱。战国时燕国乐毅破齐国都城，围攻即墨，燕军挖掘城外坟墓，烧死人，即墨人在城上看见，因辱及先人，愤怒十倍，人人斗志昂扬，卒有田单火牛阵破燕军的大胜（《史记·田单传》）。
还有焚烧仇人，以为报仇的。明熹宗裕妃张氏，受阉党魏忠贤、熹宗乳母客氏的陷害，被打入冷宫，死后还被魏、客焚化，等到崇祯帝继位，昭雪张妃之冤，才被改行葬礼（《明书·熹宗后妃》）。焚烧尸体历来是对敌斗争的残酷手段，因为重视尸体的完整与安全，政府法令予以保护，禁止损坏他人尸体，唐律专设《残害死尸》条文，规定若焚烧、支解尸体，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刑，斗杀罪有处死刑的，有判流刑的，毁坏死尸仅比这些刑罚减一等治罪，不用说处刑相当重。这还是对平常人的处治，若子孙毁坏缌麻服以上尊长尸体则完全依照斗杀罪处刑，就有杀身之祸（《唐律疏义》卷十八）。严刑惩治毁坏尸体的人，政府保护死尸的态度极其鲜明。毁尸不行，火化亲人自然被认为是不合人伦的，不道德的，是人子的不孝行为。政府为维持纲常伦纪也不允许火葬。如清朝政府后来觉得顺治五年的允许火葬法令不对，法律就规定不许毁坏亲尸，违者处死。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讲学士钱宝廉针对浙江民间火葬的习俗，上书请求严禁，得到同治帝批准，在执行过程中，还出现了《禁火葬录》一书。
历朝政府在从观念上反对火化的同时，也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再节俭安葬，有的穷人连葬地都没有，如何让他实行土葬呢？为解决这个问题，北宋建设漏泽园，用国有土地作为乱葬场，允许没有祖坟的人安葬。漏泽园后世颇有发展，大都市尤多。漏泽园又成为火葬的逆反现象。
火葬产生一些社会反响，引起社会福利的发展，这是火葬先趋者们完全没有料到的。
自五代至今，火葬已有1000年的历史，时间不可谓不久，应该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了。不过它不是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在时间上又是时断时续的，所以后人并不了解这种传统。对于火葬的封建伦理的认识，更使人产生对它不良的印象，实行火葬的又多是穷苦人，也让人看不惯。
历史上少数民族有实行火葬的，据司马光说汉人火葬是学习的羌族葬法（《续通典》卷八十二引司马光《仪书》）。早期满族人实行火葬，这是前面说过的，顺治皇帝就火化了，但是他的后人以火葬为不光彩，在历史记载中故意含糊其辞，经过近人的考证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火葬尽管不乏实行者，但卑视的观念历来浓重，要想改变它，不花大力气是办不到的。
火葬史表明，一种风俗的流传有曲折，流行了可能中断，中断了又会兴起，这倒符合一般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火葬就是这样演变的。火葬手续简易，经济节省，有骨灰可供永久纪念，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少浪费财富。还有一点应当看到，就是火葬节约坟地。清代杭、嘉、湖是地狭人众的地方，农桑发展，但土葬占地面积大，与农田争土地，人们焚尸是为腾出地方，好种桑养蚕，发展生产。
钱宝廉说，“乡民无知，坚持蚕桑为重，营葬即有碍种桑之见”，故而有“火葬之举”（《禁火葬录》），把火葬与保留耕地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因此我们说火葬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好葬法，它应当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在遭到严重压抑的时代都能维持下来，在人们普遍认识它的好处后，会更能流行了。在火葬问题上，改变人们的认识看来是重要的事情，有的人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火葬先行者的认识水平，这种现象能不引起深思吗？能不迅速改变吗？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三节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
齐桓公时齐国人一度爱穿紫色的衣服。因为桓公喜欢穿紫衣，众人跟着学，于是紫衣价格上涨，高达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这是一种奢侈浪费，就问管管仲画像仲怎样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说：
据我所知，国君吃过的食物，臣民必须要吃它，国君欣赏的衣服，臣民也会跟着穿。现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这样怎么能要求臣下节俭呢？接着建议桓公不再穿紫衣，并要对群臣讲紫色有臭味，不是好东西，如此一来人们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改变服装，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过一年的时间，齐国人变得节俭了（刘向《说苑·反质》）。
楚文王熊赀（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欢戴獬冠，楚国的人学着戴，以为时髦（《淮南子》）。
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帻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执事人员的一种帽子，到汉文帝时群臣贵贱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们由于职务不同用料的颜色各异，形式也有小的差别，如武官用赤帻，皂吏用青帻。汉元帝额上有一撮毛发，觉得不好看，为了人家看不见，开始用帻，把一撮毛遮盖起来。他是皇帝中第一个好用帻的，自此之后，群臣效法逐渐多起来（《后汉书·舆服下》及注引《独断》）。
头裹巾帻人像东汉中叶大将军梁冀，废立自专，权倾内外，妻孙寿受封为襄城君，服制同于长公主。这对夫妇作恶多端，而妆饰打扮异于常人，创造出新发型、新服装。《后汉书·梁冀传》说孙寿“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态。（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瀽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这些装饰，据《后汉书·五行志》及李贤注的解释：
愁眉，把眉毛画得细而曲长；啼妆，在眼下流泪的地方作些化妆；堕马髻，发髻不在头顶正中，而偏于一侧；折腰步，走起路来，轻轻摇摆，像是脚不能支持身体一样；龋齿笑，战国帛画中的女性装束像有牙痛那样的笑，笑也不那么咧嘴；平上瀽车，给车装饰平顶的外罩；埤帻，帻的前脸向下；折上巾，头巾的上角折回；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后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后汉书》）。孙寿的装束，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美，愁眉、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