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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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以后的变化，在长安是迅速的，在地方却有透额罗网巾的出现，它又叫“遮眉勒”，作为遮面的象征，以代替胡帽。在敦煌壁画中，有唐玄宗时太原都督乐廷瓖夫人王氏行香图，画面中有三个女子戴着透额罗网巾。到宋代透额罗转化为勒子，再往后，勒子由青年女子的装饰品变为中老年妇女的御寒工具（参阅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妇女才从面障里解放出来。从到胡帽再到勒子，胡帽使用是转变中的一个关节，这是少数民族服饰影响及于汉人的一例。
唐代边疆民族服饰据欧阳修的《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们好胡服胡装：“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沈从文根据出土的大量壁画和雕塑，认为欧阳修所说的胡服胡帽是衿袖窄小的上衣，条纹卷口的裤子，软锦靴子。又认为它的流行早在武则天时代，而到了天宝年间人们的爱好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管怎么说，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表明，唐朝前期流行过少数民族服装，妇女喜好少数民族的头饰。
唐政府规定，礼服中的骑装裤褶要以靴子配套，而靴子是少数民族的鞋子，用于戎装（《旧唐书》）。不用说唐人的靴子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
“太常乐尚胡曲”（《旧唐书》），少数民族的音乐进入庙堂，在贵胄之家和民间流行。唐朝宫廷有十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高昌，这些乐大多在北朝、隋代就出现了，而且从名称上也可以知道，多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如北魏的西凉乐，并且北周以来，管弦杂曲多用西凉乐，而在鼓舞方面则用龟兹乐。唐代所创造的乐舞也是这样，如《秦王破阵乐》、《庆善乐》（武功县庆善宫为唐太宗诞生地）、《大定乐》（歌颂平辽东）等，都吸收了龟兹乐的成分。与擂鼓掺杂，每一演奏，“声振万里，动荡山谷”，非常雄壮（《旧唐书·音乐志》）。武则天到玄宗之间，寒冬十二月宫中时或举行“泼寒胡戏”，表演者赤身跳跃，泼水投泥，中书令张说认为这是亵乐，不可寓目，玄宗乃罢演这种游戏（《旧唐书·张说传》）。要之，唐人赏心悦目的歌舞，实包含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艺术成分。
《旧唐书》还讲玄宗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那时少数民族的饮食进入社会上层的餐厅，特别是奶酪制品为人们所珍视。唐宣宗给翰林院韦澳、孙宏“银饼馅”美食，“皆乳酪膏腴所制”（王定保《唐摭言》）。唐中期，有穆家四兄弟穆赞、穆质、穆员、穆赏，道德高尚，人们以珍品名目称赞他们：“（穆）赞少俗，然有格，为‘酪’；（穆）质美而多入，为‘酥’；（穆）员为‘醍醐’；（穆）赏为‘乳腐’云。”（《旧唐书·穆宁传》）醍醐，是所谓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而得醍醐，是乳的最上品。这些牛羊乳制品，不是一般人所能常吃的，所以人们才用它们比喻穆氏兄弟的贤明。这一比喻反映了唐代社会上层人士以少数民族奶制品为上等食物。
唐人吸收的这类少数民族文化，丰富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但这些大多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创造的，与此同时，也吸收了活跃在西南的吐蕃人文化，其中吐蕃人赭面曾风靡中原，为汉人女子所乐从。赭面是吐蕃人把脸染成赤色。吐蕃人生活在西藏高原，脸色本来就红黑，女子染红色，也近于本色。唐初文成公主入藏，看不惯这种化妆，弃宗弄赞就令吐蕃女子暂不赭面（《旧唐书·吐蕃传》）。没有多久，吐蕃人复旧，不仅如此，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唐蕃联系的增多，唐朝妇女倒以赭面为美观，使它流行起来。白居易诗云：“圆发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全唐诗》卷四二七）就是讲的中唐时期仕女赭面的状况。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是一个极端崇尚突厥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录《通鉴纪事本末》上的一段话，读者就可深知了：“（太子）又好效突厥及其装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嫠面，良久，太子倏起，曰：‘一朝有天下，当率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突厥可汗）思摩。’”（卷二十八《太宗易太子》）辽朝兴起，北宋在与它的斗争中总处于劣势，上层人士里不乏患有“恐辽病”者，也有人对契丹人的衣食用具很感兴趣，加以效法。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诏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宋史·舆服志》）“契丹故俗，便于鞍马”（《辽史·仪卫志》），马上服装和坐骑用具有独到之处，故而宋朝官民中都有人仿效制造，日常使用。宋仁宗的禁止诏令表明，汉人采用契丹人器具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才引起仁宗的关注。
元人服饰发式元朝统一中国，强迫汉人遵从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待到朱元璋推翻元朝，迭发诏令，恢复汉人生活方式，由此我们获知元代汉人蒙古化的严重情况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月（洪武元年二月）下令，“复衣冠，如唐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初，元世祖起自溯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异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为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云纹字项，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银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由此我们看到民族生活习俗的改变主要表现在：（1）发式上，是束发，还是被发，辫发，椎髻；（2）与发式相联系，在冠帽上，是汉冠巾，还是胡帽；（3）衣服方面，是博大衣裳，还是短衣狭袖，是右衽，还是左衽；（4）语言方面，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5）姓名，是汉姓，还是少数民族姓名；（6）丧葬方面，这个诏书没有提到，往下看我们就知道了。
同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朱元璋因而令礼官制定官民丧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江南丧葬尚且如此遵从蒙古人的礼俗，在北方流行得应更加厉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鉴于“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令中书省和礼部定官民揖拜礼。主管官员遵令定出相应制度，于是“一切胡礼悉禁勿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这种人生的通常礼节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
汉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接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唐朝式的，比较开明，干预较少。唐初统治者富有政治气魄，武功强盛，敢于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对被它打败的突厥人给予信任，贞观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通典·边防》）。唐太宗用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宫禁，人们把他们的相得比作汉武帝与金日的关系（《新唐书·阿史那忠传》）。太宗任用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即典兵于宫苑内，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见君臣关系之深（《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太宗又用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命他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太宗死他也请求身殉（《新唐书》）。他们死后都陪葬太宗昭陵。
笔者曾于1977年秋天去昭陵参观，获知阿史那忠墓已发掘，欣赏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画。昭陵前有十四君长石像，象征着各个少数民族拥戴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当然的，敢于任用敌对的“异类”为自己的侍卫，可以想见他有多大的政治胆量了。有此胆识，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惧之有！所以唐初这样的君主及其开放性政策，就促进了汉人吸收少数民族文明。这种吸收是必要的，它丰富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化，增强中国民族活力，有利于社会进步。唐太宗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汉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别人同化，因而敢于采取相应的对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政策。
另一种类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汉人接触、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其实，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国势虚弱，打不过强敌辽朝，对西夏也不能取胜，最终亡于新兴的女真人之手。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并没有长期保住自己的政权。相反，我们看到北宋初年对手辽朝却是比较开放的，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允许契丹人学习汉人生活方式，并且从皇室做起。辽朝根据国情，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与此相适应，官员采取与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官员本身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辽太宗会同（937～945）间规定朝服，太后、北面官穿契丹服，皇帝、南面官着汉服，若契丹人做南面官，也用汉服；辽景宗乾亨（979～982）以后，举行大典时，三品以上北面官也穿汉装；兴宗重熙（1032～1054）以后，凡举行大典，所有的人都着汉装（《辽史·仪卫志》、《辽史·太宗纪》）。辽朝并不那么怕汉化，北宋何必那样惧怕辽朝的文明，这是弱者的心理反映。有恐惧感的弱者，只有摆脱自身的心理负担，奋发图强，才会赶上强者，使自身也成为强者。
各个民族都有其优秀文化，都有可供他民族吸取的东西，汉族从少数民族文化中补充养料，少数民族汲取汉族文明，互相取长补短，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结果，包涵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尽相同，水平也不一致，因而使一些汉人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少数民族缺乏文明，其实是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古代就有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实，就有汉人积极接受少数民族文明的事实。只看到少数民族文明中落后的成分，不作全面认识，是缺乏知识的表现，切勿以己之无知误认他人为愚昧！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传统，需要很好地发扬。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八节 会稽公主与刘裕纳衣
会稽公主，名刘兴弟，父南朝宋高祖刘裕，母刘裕嫡妻武敬臧皇后。她是长女，刘裕建宋后封她为会稽公主。
魏晋劳动者装束刘裕，丹徒人，青年时家境清贫，打芦草，捕鱼，以维持生活，欠人家社钱还不起，穿的是妻子臧氏做的“纳布袄”。
他在东晋富贵之后以及做了皇帝后，生活上清简寡欲，官员给他做脚蹬子，要用镀银的钉子，他不允许，说用铁钉就很好了。他的女儿们出嫁，送钱不多，也没有锦绣金玉的妆奁。他的整个生活是“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武帝纪》）。侍中袁赞扬他节俭，他却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非常满足他的物质生活了。臧氏当了贵妇人之后，也是“器服粗素”（《宋书·后妃传》）。刘裕地位变化，怕后人不知省俭和谨慎，特意把旧的纳布衫袄交给会稽公主保存，同时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宋书·徐湛之传》）给长女教导弟妹的权力，并以往日的贫苦作为家训的资料。会稽公主于是将纳布衣珍藏起来。
会稽公主出嫁徐逵之。徐逵之是秘书监徐钦之的儿子，东晋末年任彭城、沛二郡太守，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掌握东晋实权的太傅、扬州牧刘裕进攻晋宗室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徐逵之率领精兵作为前部先锋，但不幸阵亡。战争胜利后，刘裕命太傅府内直督护丁濬主持徐逵之的丧事，会稽公主把丁濬叫到阁下，询问丧葬安排，每问一事，就叹息叫一声“丁督护”，声音异常悲哀，后人根据她的悲鸣，谱成曲子，她的侄子宋孝武帝刘骏配了歌词，这首乐曲名叫《督护》，到唐朝还流行（《唐书·音乐志》）。就此一事，充分反映会稽公主与徐逵之是对恩爱夫妇，她对丈夫的永逝怀念不已。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她成了年轻的孀妇，儿子徐湛之还幼小，不过这倒使她有精力照顾娘家的家务。
刘裕称帝三年就亡故，继立的少帝只一年被废，由文帝刘义隆继位。在皇室中，会稽公主居于嫡长女地位，文帝很尊敬她，宫中的大小事情都要征求她的意见，然后才能实行。元嘉三年（426），文帝亲征荆州刺史谢晦，请会稽公主入居宫中，总管宫内事务。公主在家务事里，或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号啕大哭，文帝也畏惧她。
公主子徐湛之，因年幼丧父，特为外公刘裕所钟爱，封为枝江县侯，文帝任用他为散骑常侍、骁骑将军、秘书监，并受到舅舅、彭城王、司徒、大将军刘义康的喜爱。
刘义康总揽朝政，不顾文帝的权威，又同他原来的长史、欲为宰相的领军将军刘湛等结党，党人中有的人以给刘义康谋取帝位为政治目标。元嘉十七年（440），文帝先发制人，杀死刘湛等人，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徐湛之与刘湛关系密切，在刘义康被拘留时又去看望他，因此在审理这个集团时，牵连到他。宋文帝发怒，将要处他以极刑，湛之害怕，毫无办法，只好告诉母亲。会稽公主爱子心切，听了这话，立即翻腾出她父亲的纳布衣，带到宫中，见到文帝，也不行臣子之礼，放声痛哭，随手把纳布衣扔在地上，指着它对文帝说：“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饭，便欲残害我儿子！”这里说“汝家”如何，“我”如何，是把自己与娘家分开，好像是站在客观立场看问题。她以父亲旧日贫贱时的遗物，教训做了皇帝的弟弟，让他富贵了不要忘掉贫贱，不要不认亲戚，反对杀害徐湛之。文帝处理兄弟刘义康，本是骨肉相残，姐姐提出父亲的事，于是也悲哀起来，决定不再处分外甥了，并任用湛之为太子詹事（《宋书》）。会稽公主干预这件事情还没有终止。刘义康被遣出京城，去了江州，过一段时间，文帝到会稽公主家，在宴会非常高兴的时候，公主离席，不停地行以脑门碰地礼，悲伤得不能自制。文帝不知她要干什么，只得亲自来扶她，她于是叫着刘义康的小名“车子”说：“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了又痛哭，文帝也感动得流泪，告诉她不必有这个忧虑，又指着埋葬刘裕的蒋山发誓，绝不加害刘义康，如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