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数说他的无理，神宗跪着听训，流泪表示改过。太后还不算完，又叫人告诉大学士张居正，要他上疏劝谏皇帝不要再犯过失，同时又让他替神宗代草罪己诏，表示皇帝的悔过，至此神宗的优人闹剧才告结束（《明史·孝定李太后传》）。民间戏曲传到崇祯帝时，下令裁革，于是宫中只剩传统的旧戏。
明代宫中演戏，常有类似后世活报剧的演出，内容都是结合时事，给以形象的表现，令皇帝看了有所警省。演这类戏最出名的是明宪宗时的太监阿丑。下面我们根据文林的《琅玡漫钞》、傅维麟的《明书·宦官传·阿丑传》及《明史·宦官传·汪直传》等记载，将阿丑的演出和宪宗的观感作些介绍。
阿丑，显然不是姓氏，他的姓名没有留下来，大概专门扮演滑稽角色，因而被称为“阿丑”。有一天他和伙伴突然在宪宗面前做起戏来。阿丑装作豪饮滥喝进入醉乡的样子，一人骗他说某某官来了，意思是让他有所畏惧而不得放肆，哪知阿丑如同没有听见，继续作狂饮姿态。那人又吓唬说，皇帝驾到！阿丑仍无顾忌，照旧装作大口喝酒状。
那人出其不意地说汪直太监来了，阿丑乃作惊醒状，停止喝酒，毕恭毕敬地准备迎接汪直。另一个人似乎不解，在旁问道：皇帝来了都不害怕，为何一听汪太监就吓得老实了？阿丑以醉汉的口吻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道有皇帝。
明宪宗画像汪直在明宪宗时提督西厂，对公卿、平民任意迫害，闹得百官“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市，行游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大学士商辂等上疏，希望皇帝罢撤西厂，宪宗拒不受谏，且怒不可遏地说：“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法？”定要找出首倡谏诤的人，予以惩处。阿丑作为一个卑贱的阉优，无权向皇帝陈述忠言，但又骨鲠在喉，为了揭露汪直的煊赫权势，警告宪宗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只好装出惧怕汪直的醉汉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希图唤醒昏庸的皇帝。阿丑的谏喻戏与大学士的上谏，实系异曲同工，亦可见阿丑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比宪宗皇帝高明。
汪直作恶，得到都御史王越、副都御史陈钺的支持。
陈钺为人尤其卑劣，他初任辽东巡抚时，适逢汪直因处置边务至辽，遂穿着便服，厕身于仆役之中侍奉汪直，取得汪直的好感。有王越、陈钺作为羽翼，汪直便以监督身份，出师辽东、延绥、大同等地，巩固他的地位。阿丑要揭露汪直的弄权，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一天，在宪宗面前，他手执双钺，蹒跚而行，有人问他为什么拿两把斧钺，回答说我领兵，就靠的这两钺啊！又问他两钺有名字吗？答复是一个叫“王越”，另一个叫“陈钺”。阿丑就这样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地向宪宗揭发了汪直等结伙作恶的行径。宪宗看到阿丑的两次表演，知道他是在劝喻自己勿用匪人，加之朝臣的谏议，终于将汪直贬斥到南京，为朝廷去了一害。
明《宪宗行乐图》（局部）“四面楚歌”离散楚霸王八千子弟兵，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也被阿丑巧妙地用作讽谏宪宗的材料。一天，阿丑装作儒生高声吟诵，“六千兵散楚歌声”，旁一人纠正他说，“楚霸王是八千子弟兵，不是六千”，阿丑故作无知，坚持说是六千，不是八千。如此一来一往，争论不休。一会儿，阿丑慢条斯理地说：你不知道，那两千人去保国公朱永家盖房子了。原来贵胄朱永曾任总兵官，与汪直共同出征，又掌管京军团营，却私役兵士，为自己建造府第。宪宗看到阿丑的这番表演，遂派太监秘密调查，朱永听到消息，忙把兵丁撤回。阿丑向皇帝揭露贵族私役军士并希望加以制止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汪直擅权，正是宪宗无能的表现。宪宗患有口吃病，对于朝臣的奏议，每每回答得不利索，鸿胪寺卿施纯便建议皇帝只说“照例”两个字作为答复，宪宗觉得方便，非常高兴，就把施纯越格提拔为礼部尚书，因此众人就讥讪施纯为“两字尚书”，传为笑柄。由此一例，可知宪宗用人不当和朝政的败坏了。阿丑厌恶这类事情，并想促使皇帝有所醒悟。一次他装作六部主官除骘属吏，先命优中选优，接着从众人中挑选一人，将欲授职，问其姓名，回禀姓“公”名“论”，阿丑作主官语曰：公论，现今的世道用不着。于是又选一人，报姓名为“公道”，阿丑又以主事者口吻说：公道，如今也用不着。后又择一人，姓胡名涂，阿丑作高兴的样子说：好，胡涂，现在正用得着。办事公道的人不行，大家拥护的人也不行，糊涂虫倒成了宝贝，这样的吏治，其糟糕自不待说了。
阿丑的几出小戏，将成化年间的寺宦擅权，朝政腐败生动地揭露出来，把他要求皇帝整顿吏治的愿望表现出来。微贱的阿丑无功业可言，自不能同规谏齐威王的邹忌、对唐太宗犯颜廷诤的魏征等列，但他关心朝政和民间疾苦，敢于利用自己演员的角色谏讽皇帝的精神值得称述，他的演戏艺术性不会太高，不过这在他就是次要的了。明宪宗通过看阿丑的戏，对有些事情有了了解，加以处理，也算没有完全白看。
顺便提及，继阿丑之后，崇祯时也有一出小戏引起皇帝、皇后的注意。那时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河南起义声势甚盛，又遇上蝗灾，演员通过戏剧表现了这种情形，反映百姓逃难的状况。周皇后看了心情沉重地对崇祯帝说：有这样的事情啊！说着掩面哭泣，崇祯帝也难过地流了泪。
阿丑和他的同行的时事讽谏戏表明，“干预生活”，确实是我国古代戏剧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四节 南朝士大夫与歌舞
携琴图琴棋书剑，原是古代士人的必备本领。孔子教授学生“六艺”，就包括乐的一技，所以关于读书人与乐的故事就不少，如师旷之聪，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司马相如琴声挑逗卓文君。至于古典小说戏曲中青年男女借助琴声传情，也不乏见。然而宋代理学提倡“主静”、“主敬”、“去人欲”，对于人的规矩特别多，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于是歌舞成了读书人的禁忌。倘若适当地欣赏尚可，但自身不能动作，否则就是没有读书人的样子，就是性情轻佻，没有士人的风度，就不齿于士林了。因此宋元以后，读书人迈方步，显得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气横秋，愚迂不达事体。讲这一段开场白，是希望读者明了，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与歌舞的关系，不是宋元以降的那种不正常的脱离状况，宋以前要好一些。这里介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知识界（包括有知识的皇帝与官僚）之喜好歌舞，以及当时的士林风尚。
萧道成画像《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记载，南齐太祖萧道成设宴华林园，令与宴文武大臣“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歌》，张敬儿舞。（王）俭曰：
‘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
‘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起自‘仲尼居’，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颂之。’乃颂《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也。’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绛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不悦曰：‘岂闻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时以为名答。”这可以说是歌舞武术演出晚宴，君臣尽欢而散。下面我们说明参加晚会的人，可以进一步获知晚会的文艺性。
萧道成本身是有知识的人，13岁开始受正规教育，“治《礼》及《左氏春秋》”（《南齐书·高帝纪》）。成年后政事繁巨，也是“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奕棋第二品”。本身有文采，懂艺术，才能带着臣下搞文娱晚会。
褚彦回，世族出身，刘宋官司空，侍中，为人“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南史·褚彦回传》），是讲究风度的人，而且爱好音乐，“善弹琵琶”，齐武帝因而赐给他金缕柄银柱琵琶。有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到尚书令袁粲府邸赴宴，当时风习习，月皎皎，褚彦回兴致来了，抚琴奏《别鹄》的曲子，“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悠扬动听，在坐的王、谢庄大为赞叹，可见他的琴技之高。齐太祖命他弹琵琶是知道他的艺能，一定弹得动听。褚彦回还是“性好戏”的人，即性格比较活泼。
王僧虔是“百世卿族”琅玡王氏的成员（《南史·王克传》），官侍中，精于书法，同时懂得音乐，但强调庙堂音乐的正统性与传统性，反对新乐曲和民间乐曲，为此上表朝廷，“请正声乐”（《南史·王僧虔传》）。他在晚宴上应命弹琴，所奏大约是庙堂乐曲。
柳世隆也是“门势子弟”，青年时代就“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南史·柳世隆传》），历官尚书右仆射、尚书令，“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公事之余，以鼓琴自娱，常自云特长：“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齐太祖命他和王僧虔弹琴，是知其特长，可以使与会者得到一番享受。
沈文季，低第世族武将家庭出身，官冠军将军，侍中，褚彦回当司徒，就以门户压抑他。他不喜欢学习文学，但善于弹琵琶，一次与褚彦回同赴豫章王萧嶷的宴会，酒喝到痛快处，褚彦回自动弹了《明君曲》，沈文季故意大叫：“沈文季不能作伎儿！”（《南史·沈文季传》）侮辱褚彦回充当了歌伎的角色。其实他在萧道成宴会上唱《子夜歌》，和褚彦回是同样处境，都不是以艺伎面貌出现的。
张敬儿也是军官家庭出身，因战功官至车骑将军。原先不识字，后来才学习《论语》及上流社会应对礼节，但终究缺少世族那样的修养，被人视为“鄙俚”（《南史·张敬儿传》）。
王敬则，“屠狗商贩”出身（《南史·王敬则传》），跟从萧道成征战，又逼宋帝禅让出宫，任护军将军、散骑常侍，为人虽不知书，但“善决断”，有武人的豪放性格。他的拍张，是当时有名的，《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传主，“年二十余，善拍张”。宋前废帝令敬则“跳刀，高与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无不中”。拍张、跳刀是武术，王敬则在萧道成晚宴时，脱去官服冠带，赤身露体，演起武术，所以萧道成以为不讲大臣体统而责备他，他却不以为意，认为这是他的本色。
王俭为王僧虔的侄子，时官尚书左仆射，他也爱好音乐，听起来也像孔子不知肉味。在这个晚宴上有些做作，读《封禅书》，实际是赞扬萧道成的“圣治”了。所诵的《孝经·君子之上章》，内容是：“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是他表示要以孔子说的为臣之道自励，同时劝谏君主信任正直大臣。
这个晚宴，有弹奏，有歌唱，有朗诵，有跳舞，还有武术，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而表演者是文武大臣，出身世族者较多，文化素养较高。褚彦回、王僧虔、柳世隆的弹唱艺术，是否说明世族读书人普遍有这种修养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有二：
其一，南朝世族成员多有文艺才能。
柳世隆的儿子柳，“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南史·柳传》）。
前述王在袁粲家宴上赞扬褚彦回的琵琶技艺纯熟，能欣赏，也是行家，他与谢孺子的跳舞即是明证。谢孺子出身于“自晋以降，雅道相传”的谢家（《南史》卷十九），官司徒主簿，酉阳太守，“多艺能，尤善声律”（《南史·谢孺子传》）。他与车骑将军王是姑表兄弟，一天二人小酌，兴致所至，谢孺子吹笙，王自动起来跳舞。
王家的王冲，官侍中、南郡太守，“晓音律，习歌舞”（《南史·王冲传》）。
王僧祐，官黄门郎，“工草隶，善鼓琴”。为人孤傲，“不交当世”，竟陵王萧子良听说他琴法高明，让他弹奏，竟“不从命”（《南史·王僧祐传》）。
王谢家人之能文艺者甚多，这里不再列举，除为省篇幅，也因本书另有专文。
其二，文学与艺术是紧密相联的事业，特别是南北朝时骈体文、辞赋流行，这类文体便于谱曲歌唱，两者自然结合，因此文人容易兼有文学与艺术的两种才能。
前面提到的欣赏褚彦回弹琴的谢庄，“七岁能属文”，以善作赋名于当世。刘宋武帝时河南献舞马，武帝因之令群臣作赋，谢庄所写的非常好，武帝特地叫他作《舞马歌》，写成后，“令乐府歌之”（《南史·谢庄传》）。
王敬则出身低下，儿子王仲雄却从师学习，会辞赋，“善弹琴”，齐明帝怀疑王敬则造反，命仲雄鼓琴，仲雄因作《懊侬曲》，歌词说：“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君行不净心，那来恶人题”（《南史·王敬则传》），以讽刺明帝。
东晋顾恺之《琴图卷》（左段）中展示的雅士风度南北朝时士人能够歌舞，说唱就放开歌喉，说跳就翩翩起舞，说吹弹就抚琴弄笙，既有这种技艺，又能做得出来。这应该说是那个时代士人的风尚。
不过那时人们对歌舞表演也有两种看法，观沈文季以“伎儿”来羞辱褚彦回，王僧祐的拒绝竟陵王的弹琴之令，也是把弹唱看作不光彩的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以歌舞为职业的，多是家伎，是奴婢身份，是供达官贵人玩弄的，他们身份微贱，职业低下，这种人让人看不起，人们虽欣赏他们的表演，但不承认他们的为人和艺术贡献。士人的能唱善舞被视作自身的修养，当需要自我表达时，可以自行歌舞，当亲友欢聚时，可以歌舞助兴。士人能歌舞，而不是以此为职业。如若在上官面前歌舞，以之献媚，就落入优伎的处境，为人所不齿。所以，歌舞是一样的，两种身份的人表演就不一样了，以之为职业者卑贱，以之消遣者高贵，区别就在于是否为职业上。对歌舞的这两种观点，南北朝时是分得很清楚的，这对于士人的歌舞没有妨碍。两宋以降，观念变化，不允许士人学习歌舞，歌舞就成为优伶职业家的事情了。
汉代舞蹈造型分清对歌舞的两种观念，考察它的变化，以便克服汉民族不善于歌舞的弱点。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对艺术表演的尊重。前面说到古人观念中职业演员低贱，士人表演技能高雅。事情不仅在表演行业，书画界也是如此。职业者为画师，属于匠人群体，而文人擅长书画，则是雅好和高手。在医药界，职业医生是技艺人，士人懂医术为儒医。做同一的事情，不同身份的人就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就有高低贵贱之分。演员、医生、画师以其技术吃饭，是侍候人，会琴棋书画医术的官员，是以之为消遣，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轻视技术，重视做官。破除这种传统观念，必将对我国文学艺术医疗事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唱歌跳舞是人的生理需要，是社交的需要，也是人的文化素质的表现，一个民族性格的表现。一个人要丰富精神生活，要具有生动活泼的性格，就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学会而且能够歌舞。一个民族要生机勃勃，要富于进取精神，就必须性格开朗，也需要以能歌善舞表现出来，会歌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