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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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翔绘分家后父子关系图寡妇对丈夫遗产的继承问题比较复杂，要区别情况处理，明人吕坤在《实政录》卷三《恶风十戒》中说明得较详细。它所叙述的处理原则是：在一个有财产的人家，丈夫死了，孀妇有儿子，全部继承丈夫产业，这种继承，实际上是儿子继承，产权在儿子名下，寡母并无所有权，只是在儿子未成年时由其掌握；若本身无子，而有丈夫在世时收养的儿子，寡妇和养子接受遗产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给丈夫血缘男性近亲平分；若无养子，而有女儿，也是继承三分之一，以便同女儿往来；若全无子女，就给寡妇留下200亩田，让她可以生存；孀妇坚持寡居，她所继承的遗产可以变卖度日，可以出借给人；孀妇如果改嫁，不得带走原夫的遗产。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嫠妇可以继承丈夫一小部分遗产，目的是维持其守寡期间的生活，使她作为丈夫的人而存在，死去的丈夫才有义务养活她，她一改嫁就失去原来的夫妻名分，所以就不能享有遗产继承权。
总结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分家法和继承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诸子平均继承制。
这种继承制度使财产不断分散。一份已经集中的财产，一代人一代人地平均分下去，要不了几代，再继承的话已经没有多少财物了。明人温以介母亲陆氏问儿子：我们宗族为什么穷人多？儿子分析说：祖上葵轩公有田1600亩，分给四个儿子，至今传到第六代，每一代分一次家，传到我们这一代，不用说是人丁多、财产少了（《温氏母训》，见《学海类编》第三十六册）。温氏在葵轩时代是大地主，四个儿子各得400亩田，也是大地主，第三代每房若还是各有四兄弟，所得不过100亩，就是中等田主了，第四代则落为一般农民，第五代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贫民了。这样的分家方法，使小生产者增多。在中国历史上自耕的小农很多，其来源之一就是通过分家从富有者行列里分化出来的。人们的贫富分化，当然与剥削制度关系密切，但同财产继承制的关系也很大。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宜忽视这一点。
父祖给子孙分家，就出现一个老人赡养的问题，这在分家中是要明确的。陆贾轮流到诸子家吃饭的办法是常见的，老人不跟一个儿子固定生活，哪一个儿子都有赡养义务，老人也不偏向哪一个。另一种常见办法是分家时给自己留有一部分财产，以便晚年生活和死后丧葬费用，老人单独生活，不要诸子养活，免去了赡养与否的家内矛盾。这是一种好的分家法，只在有钱人家才能做得到，要不然的话，诸子分不到什么财产，老人怎么可能留下很多财物呢？当然在经济不宽裕的人家也有采用这个办法的，但绝不是极贫之家的。分家后老人在诸子中选择一个儿子，同他一起生活，这也是人们采用的一个方法。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会，总的精神是不强调分家，社会把子孙赡养父祖视为当然的事，人们重视的是子孙如何晨昏定省，如何注意老人的衣食，孝道讲了一大堆。而在实际问题上，如父子如何分家，分家后如何赡养老人，却不见有多少记载，看来古人不甚讲究赡养方法。孝道淹没了赡养法，是古人重义理不重践履的毛病，令人生叹。
前面说到的事实中，有人在分家时让产，照顾兄弟侄儿，就是因为这种“义让”，才在史书上留名。如此表彰他们，说明义让的事情如同凤毛麟角，是偶然现象，而分家时争多嫌少的现象却很普遍，不过那时有个规矩，分家要请同宗尊长来主持和仲裁，娘舅往往也充当这个角色，以减少分家中的争财矛盾。财产有实用价值，讲孝义的古代中国人，也不能不实际了，不能不在它的面前露出占有的眼神。史书留下来的义让典型不可不知，但我们要研究的应是分家中的普遍现象，找一找私有制社会分配遗产的规律。
今天人们看出古人分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拒绝妇女的继承权。女儿与家产继承无关，遗孀也没有份，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是极不合理的，这是排斥妇女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女子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为了它的真正实现，人们还要努力，还要同歧视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二节 范氏义庄的公产生活
清代武进吴氏家族有一首作为祖训的歌谣：“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宗。”（民国武进《吴氏宗谱·家训·先祖明训》）意思是要学习范仲淹设立义庄，照顾同宗族的人。范仲淹创设义庄，成为后世崇信宗族制度者的楷模，把设置义庄作为无比崇高的境界。然则在义庄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是那样美满幸福吗？范仲淹画像范仲淹，我们在《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篇中已作了简单介绍，他是苏州人，幼年随母改嫁去朱姓家，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富贵了，大约是想起幼年家族中无人抚恤他的痛苦，于皇祐二年（1050）在原籍建立义庄，以1000多亩的地租赡养同宗族的成员，遂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创义庄的人。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故世后，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等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一些破坏，南宋时左司谏、侍讲范之柔加以整顿恢复。以后田亩时有损益，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增置1000亩，到宣统中有田5300亩（民国《吴县·志义庄》）。范氏义庄有八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范仲淹父子通过义庄给族人所规划的经济生活有如下方面：
（1）领口粮：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1升白米的口粮，粮是一月一领，即每次领3斗。米要保证是白米，如果是糙米，加领二成。每一房还可以领一个奴婢的口粮。
仆人有儿女，在范家服役15年，年龄已到50岁的，也按口领米。范家子弟有外出做官的，不能领口粮，但如丁忧、候选在家，或者在边疆做官而将家属留在乡里的，照常支领口粮。
（2）领衣料：每年冬天，一人领绢1匹，5～10岁的儿童领半匹。
（3）领婚姻费：凡嫁女的领钱30贯，这个女子若第二次出嫁，再领20贯。凡娶媳妇的领钱20贯，若第二次娶亲就不能再领了。
（4）领丧葬费：族人死了，按其辈分领取安葬费，尊长丧支领25贯，次长丧15贯，19岁以下卑幼丧7贯，15岁以下3贯、11岁以下2贯，7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5）领科举费：族人取得大比资格的，可领路费10贯，第二次大比，再领5贯，若无故不赴试，已领之钱交还义庄。后因物价上涨，增加给钱数目，以使“子弟知读书”之美。另外，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本族子弟，并给教授者束修。
（6）借住义庄房屋：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若房舍需要修理则自行设法，如果本人确实贫乏无力修缮，从义庄领钱修葺。若本人有余力，在义宅地内建造房屋，听其自便。
（7）借贷：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但不得经常借，且要到时偿还。若不能归还，也不扣他的月米，以保证他的基本生活。
按照这些规定，范氏义庄中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的口粮、衣服、住房可以无偿获得，重大事项丧葬婚嫁的经费，也不用发愁就可以得到，因此说他们的基本生活费是有保障的，需要自己创收的主要是零用钱。但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当然义庄所给予的就远远不够了。总之，范家人由于义庄的供给，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生活上过得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范家的族人，只要住在本乡，就有权利向义庄领取上述物资。这范庄子孙是不分贫富的，一视同仁。而后世其他家族的义庄，只给贫穷的族人以经济资助，而不像宋代的范氏义庄发给每一个族人。以上情况是根据正常年景说的，若遇荒年，地租收不上来，义庄发放存粮，供给族人口食，其他一切费用就不能开支了。
对于范氏姻亲，确系贫穷，或遇到急难事情，或遭荒年，义庄也酌量给予资助。这一点也不同于他姓义庄，因他姓只顾宗人，亲戚一律不管。
范仲淹父子所定的义庄管理条例，也涉及族人其他方面的生活。族人为了能到时领到钱粮绢帛，必须到义庄登记人口。族人生育，在两个月内要向义庄报告，说明所生男或女，他的嫡母、生母姓氏，排行及小名，义庄经过调查证实，即予登记。如果在限期内不报告，将来就不发给米帛。所以到义庄登记户口，是族人的一件大事。族人若无田耕种，不能租佃义庄田地。在义庄怕收租子时发生争执，伤了宗族内部的和气，所以不把土地租给族人耕种。同时义庄也不买族人的垦田，希望族人不丧失土地。
族人有权告发义庄管理人，若某一族人受到义庄管理人欺凌，可以请族人到范仲淹牌位前讲理，由公众作判断。范氏义庄有要事，族人间有纠纷，都在范仲淹牌位前判断曲直。有些事情如何处理，义庄规矩没有订，义庄管事与族人共同协商，然后告范仲淹牌位，并取得范仲淹直系后人的同意，才算有效。范仲淹作为义庄创始人，虽然故世了，但仍有权威，族人认为在他灵牌前就要诚实，要对得起他，人们就要秉公办事，否则欺祖就有罪了。
义庄也给族人的生活以一定的纪律，在范仲淹父子时代族人多能遵行。到了南宋，族人贫穷的较多，就处处想占义庄的便宜，做出有害于义庄的事情，所以范之柔于嘉定三年（1210）续定规矩，加强义庄管理。当时族人侵犯义庄财产，主要是：偷砍祖坟及其附近的竹木、柴薪，到坟山放羊，义庄规则对此严加禁止，处罚违犯者本人，停发他所属一房人一年的口粮，其情节严重的要送官惩治；范仲淹所设立的天平功德寺是为祖先做福事的，有的族人侵占寺中财产，逼逐和尚，强行占种寺田、园圃，不交地租，义庄对干犯的人罚其全房月俸两月；义庄本有不许族人租种庄田的规定，有的族人假托他人名义租种，还有的夺佃户的田来耕作，有的霸占庄田水面种菱角，因而不许佃户用水，庄规于是规定对违犯者罚他全房月米半年；有的族人欺压义庄佃户，强行高价卖给佃户物品，对犯者义庄罚他全房月米两月，重者送官审理；有的族人干犯管庄人职权，介绍不合格的人充当义庄脚力、墓客，引领外郡族人到庄，打开仓库，使用米粮，对有这类行为的人，义庄罚他全房一年的月米，并要送官根究惩治；有的族人领养外姓人为子，向义庄要粮帛，有的族人把儿子给了外姓人，仍向义庄要月粮，义庄对此一概不予周济；有的义塾学生在学舍内饮酒作乐，则将受到罚及全房月米一月的处分。
对违犯义庄规矩的人的处罚，不仅是犯者本人，还牵连他的一房的人，这是义庄希望动员全族力量禁止不肖子弟的侵害义庄行为，以维护义庄利益及其长期存在。义庄还要把危害其利益的人送交官府处置。早在范仲淹建庄不久，范纯仁就发现有些破坏义庄的事，除进行宗法处理外，非要经过官府不可，所以特向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设立情形，请求在政府立案，如有人损害义庄利益，请政府按国法判处，以保护义庄不受侵犯。
宋英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苏州地方官准许备案，予以保护。范之柔整顿义庄，又一次在政府立案。范允临、范瑶等增置义庄田产，也无不获得政府批准。范氏义庄始终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范氏义庄设有管理人，他受族人监督，并以工作好坏决定领取报酬的数额。如果他能保证族人领到月粮，就给他糙米20石，如能给族人半年以上月粮，则给予一半以上的酬粮。在发给他粮食以前，要由族人证明他工作有成效，如若族人不愿证明，也要申明不能证明的原因，并要在范仲淹牌位前说明。管理人如果该收的租米收不足数，就扣他应领酬粮的一半，等到他收足了，再补给他应得的数。掌管人如有侵占义庄财产的弊端，义庄将报请地方官惩处。掌管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尤其是有些宗族尊长爱在义庄事务中指手划脚，管事人可以不予理睬，如若他们硬要插手义庄事务，即可向官府告发他们。管理人在执行职务时，若坚持原则受到侵害，也可以告官，如族人的私生子不给月粮，倘若不服吵闹，掌管人即可将他送到官厅。
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是其他任何义庄所无法比拟的，必有其特殊原因。我们想是：第一，它的规章制度比较严密和切合实际，它的章程是历次所定，随时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补充和修订，在其章法中着重讲给族人的实际好处，而不在宣扬孝道、宗法、国法，它是令族人收到经济实惠，自然不做或少做不利于封建秩序的事，给人实惠，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爱护，从而能维持下去。第二，办庄后继有人，而且形成传统，非办不可。范仲淹父子创业，基础打得好。但是时间长了，庄田必然遭到侵蚀，日渐短少，但在损失之后，总有族人出来补充，所以庄田最少时也在千亩以上。庄田是义庄的基础，有田就能维护。范氏后人所以继续办义庄，是因为庄子早有名声，办好它成了范氏族人的荣耀，并形成传统观念，因此有条件的人在义庄败坏时出面维护，又使其恢复起来，这样才做到常盛不衰。
义庄是一个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为公产，养活同宗族的人，或者只赡养同族的贫穷人，这是一种救济行为，属于社会慈善事业性质，不过它不同于养济院、育婴堂那种类型，因这些善堂靠众姓合办，或者还要依靠政府经济支持，并向全社会的人开放，所以说义庄的范围比较狭小。
靠救济来维生的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了保障，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桩坏事。他们靠恩赐过活养成了依赖思想，因而对创造不一定想得多，但对如何占义庄的小便宜则颇为上劲，所以义庄不许做的那些事都出现了。我们看范氏义庄规矩，感到它防范族人在应得的经济权益之外侵占义庄的财产的条规不少，觉得它的消极性很大，当然义庄为保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作那些规定，但是它那种施舍性质就不是鼓励族人去创造。倘若义庄创办人把办义庄的资财用作帮助族人生产劳动，去创收，去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让他们去领现成的米绢，或许会使族人去积极地生活。所以义庄制度本身就是养闲人的，而被养的人也只会在义庄身上打主意，吃义庄，非把义庄吃空了不甘心，甚至把义庄搞垮了，他也不痛心，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事业。范氏义庄以外的许许多多义庄的破灭，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儒家讲大同社会，要人们有无相恤，互救互济。
农民进了一步，要求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这种小生产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并不能实现，大约只在农民起义时有的人作了部分实践，如张鲁的五斗米教的活动，此外，就是范仲淹搞的宗族义庄这类形式了。义庄反映了人们平均主义的愿望，即有饭同吃，但是它不鼓励吃饭的人去生产劳动，创造自己吃饭的财富，从而失去它自身长期存在的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