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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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义庄，是两者互相利用。义庄帮助穷人安排生活，稳定那些社会不安定的成分。而且义庄还惩办不守政府法令的人，如范氏义庄规定，族人中有犯社会性罪过的，初犯罚他本人一年的月米，再犯就将他从宗族中除名，永远不再给他族人的待遇。除名后还不改悔，“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即向政府控告，把他驱逐出乡里（以上范庄资料俱出自《范氏义庄规矩》，见《青照堂丛书·次编》）。义庄起着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然是政府欢迎的，所以才着力保护它。
范氏义庄是历史上的首创，比它略晚，其他宗族的义庄相继面世，如江西铅山人、建康军判官刘辉，以田数百亩赡养家族中的穷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浙江诸暨人黄振及妻刘氏，“规义田”，“待之举火者数十家”（宋濂《芝园前集·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刘、黄二族之救济本家，义庄的规制可能很不完备。南宋初魏国公张濬就设立了像样的义庄，朱熹说他“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毗陵城南张氏家谱·魏公行状》）。由此可见，范氏义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族制度到宋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此之后，代有兴建。它适应了宗族多穷人而又有宗族上层需要宗法的两种人的共同要求。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三节 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生活
郑氏家族与前述范氏在家族共财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可是又有不同处：一在共爨与分爨，一在田产上，范氏为一人提供，郑氏为合族所有。郑姓留有《郑氏规范》，对其家族生活描绘甚详。
义门郑氏居于浙江浦江感德乡仁义里，其远祖郑绮，于南宋初年同族人共爨，四世孙郑德珪、德璋兄弟为仇家陷害，弟兄争着投监，德珪终于死在狱中，德璋待哥哥的儿子郑文嗣如同自己的儿子，以孝友为世人所知（《宋史·郑绮传》）。郑文嗣当家时，已十世同居两个半世纪了，族人不敢私藏一文钱，一尺帛，元武宗（1308～1311年在位）旌表它为“义门”。文嗣堂弟文融（太和）主持家政时，定立族规58条，管理更严格，元朝政府因而豁免该族的赋役（《元史·郑文嗣传》）。到了明朝，郑家已有几百口人，有人进入政界。郑濂以粮长到南京，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召见，询问他治家方法，表现出对这个家族的浓厚兴趣。胡惟庸案发之后，牵连到郑家，郑濂、郑湜兄弟争相赴狱。朱元璋知道后说，如此仁让的家庭，不会出叛逆，不用审问了，还进一步任用郑湜为左参议。当东宫缺官时，明朝任命郑济为春坊左庶子，征白衣郑沂为礼部尚书，郑傒清吴友如绘《郑氏义门》出任御史，郑棠官翰林院检讨。建文帝朱允炆（1399～1402年在位）给郑家题写“孝义家”匾，到明宪宗（1465～1487年在位）时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明史·郑濂传》）。郑氏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爨的历史。
郑文融定的家规，经郑钦、郑铉、郑涛、郑湜等人修订补充，计得168项，名为《郑氏规范》，刊行于世。
后来《学海类编》收入，我们现在主要依据这个规范考察郑氏族人的生活情形。
郑氏的家长，由兄终弟及的方法产生，宗子不一定就是族长。据《明史·郑濂传》记录，自郑文嗣起，族长的传授如下表：
郑文嗣→郑文融↓郑钦→郑钜→郑铭→郑铉↓郑渭→郑濂→郑看名字就可知道，郑文嗣一辈排行取“文”字，郑钦一代名字用“金”字旁，小一辈的则用“水”字旁。兄终弟及是并尊年长和辈分的继承法。
郑氏田产甚多，专用作祭祀经费的田地就有150亩，用作婚嫁经费的田地多达1500亩，总计田产不知有多少，由上两项可知一定是很多的。田租是郑氏经济的主要来源。
此外，郑氏还有商店、林木、畜牧等收入。郑氏家族凭藉这些收益，得以实现共爨生活，衣食住行，丧葬嫁娶，办教育，待宾客，助邻里，一切经费均出于此。
郑氏族人的衣着由专设的羞服长掌管，族人在4月领取夏衣衣料，9月支领冬衣料，以便换季。郑氏男女满一周岁开始领衣料，男子16岁以下的领布料，40岁以下的在布以外领取一部分帛，40岁以上的全部领帛，所有的人同时领取成衣费。男子到行冠礼的年龄特领礼服一套。此外，每年领新头巾、鞋子。妇女领衣料的办法和男子一样，不过她们两年才能领一次。姑娘到及笄之年，可以得到一副银首饰。族人领衣服之外，四时祭祀完后的一天，妇女还从羞服长那里领取做鞋子的材料，头油、脂粉、针、花等针线和化妆用品。妇女需要染布，也找羞服长给予安排，但各房染多少要统一，免得争长较短。
郑氏设有掌膳2人，专管众人的膳食，安排和督促伙房人员，及时做出饭食，以便族人到时进餐。人到60岁以上，得到照顾，吃膳堂单独做的适合他们口味的饮食。掌膳的若不用心去做，要受到惩罚。30岁以下的男子不许喝酒，30岁以上也只能少饮，如果酗酒喧哗，给以打板子处罚。
妇女更不许饮酒，只有50岁开外才许喝一点。族人吃一样的饭不能满足食欲，就想自做饮食，如果真做了，第一次要挨训斥，再犯要受处罚。坐月子妇女和病人，可以自做饮食，因为这是特殊需要。个人的亲友来了，膳堂备饭，但宴饮要早散，不能到一更天，如若超过10个人，便不许在夜间设宴。不是备不起饭菜，是怕坏了纯朴的风俗。在学的未冠青年，不许吃肉，以便养成吃苦的习惯，知道柴米油盐来的不易。
吃穿以外的生活用品也由公堂一总置办，均匀地分给各房。个人想要使用上好的、可心的东西当然做不到，设若私自托人去买，也不许可，因为这样各房不平均，容易引起嫉忌争竞。
因为生活用品来自公堂，个人也就不能有什么私财。
族人如果私买田产，私存金银钱财，被家长知道了，叫到祠堂受处分，并没收所有私产。族人若不服从，将被告到官府，会受到不孝之罪的处决。至于子孙接受亲友的赠物，则要交给公堂，不能私自留下，回赠礼品自然也不需要个人负担，由公堂办理。众媳妇的娘家贫富不等，所得嫁妆及平时的馈予也就不同，于是妯娌之间的穿戴用物就会有差别，公堂为使贫者无怨，家长根据情况，单给贫家出身的一些他人所有的东西。
郑家极其重视祭祖，祠堂祭祀是族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族众公祭的日子很多，每月的初一、十五，岁时节日，四月初一日的始迁祖诞日都到祠堂祭礼，岁节和寒食节、十月初一日到坟茔扫祭，各房子孙在先人忌日自行祭奠，祭器、祭服是专用的，不得挪作他用。族人参加祭祀时，衣冠整洁，不嬉笑，不交谈，行礼时毕恭毕敬，不随意退席，不能伸懒腰、打呵欠，乃至不能打喷嚏、咳嗽。遇先人忌日不饮酒吃肉，不听音乐，不与妻子同房。纪念始迁祖诞辰诵读族谱，扫墓不让妇女参加。朔望参拜祠堂完毕，举行训诲子弟仪式，族长坐堂上，族众分男女站立于堂下，击鼓24声，有一个子弟讲唱：“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情以荒厥事，毋纵奢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伤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麹蘖以乱厥烂，有一于此，既殒尔德，复隳尔允，眷兹祖训，实系兴废，言之再三，尔宜深戒！”听罢，众人对揖，然后坐下，再听讲一个孝悌的故事，才能散去。
儿童、青年要接受伦理的、文化的教育及办事能力的训练。儿童从5岁开始学礼，参加朔望的祠祀，8岁进家塾读书，12岁出就外傅，可以读到21岁，如果取得功名，有权继续学习，否则就从事理家的活动。在学期间，纪律严明，晚间住在学舍，不许进中门。到16岁以后，能背诵四书五经，并能讲解大义，就可以举行冠礼，不能就要到21岁；如果弟弟达到标准了，先给弟弟行冠礼，以羞辱其兄，促进他学习。已冠子弟在学的，10日一次轮流背书，假如一次背不通，揭去头巾，三次不行，就如同未冠，以示惩戒。学习的是儒家经籍，目的首先是懂礼义，其次是辞章。不许看非礼之书，凡是有淫亵言辞或妖幻符咒的书籍，不仅不读，还要烧毁。参加家务活动的青年，争取学会办事的能力，如跟随管事人到官厅，学习办理事务和处理人际关系。到了老年，特别是古稀之年，就不用出门办事了。
族中青年男女的婚姻，由家长安排。选择婚嫁对象，不贪富贵，而看是否温良之家，是否有疾病家史。结婚时，新郎穿戴上特为他制作的深衣、头巾和鞋子，婚仪按朱熹制定的礼法进行。新娘进门三天拜祠堂，拜家长，家长向她讲家规。族人不许纳妾，到了40岁还没有儿子，可以娶一妾，但妾不能进公堂入坐。女子出嫁，由她的父母同族中尊长议定，如果幼时由父母作主订婚的，族长因未参预其事而表示不满意，到出嫁时不给妆奁。女儿女婿回门，公堂给见面礼，个人不得再送。
族人丧事经费出自公堂，出丧不用乐，服丧期间子孙不饮酒，不吃肉，违犯者以不孝论处。郑氏不信佛老，对阴阳家也不迷信，惟笃守儒家的丧礼。
郑氏宗族及其成员有一套处理亲友关系的原则。公堂设立知宾二人，负责接待客人的事务，预备茶饭、留宿。公堂备有客馆，就是至亲来了，也不留在内宅，一律住于客舍。对姻亲，一年送一次节礼，有红白喜事另送。亲戚不分贫富，礼物一个样。郑氏女出嫁生第一胎，到满月时，郑家馈赠礼物，再生就不送了。姻亲初见，以钱帛作为礼品相赠，不送金银及其制品，人家的厚礼也不接受。
对于不属于同居共爨范围的郑氏宗人，公堂也有所关照。如果宗人贫穷无力，婚嫁给予资助；遇灾时，自春天起每月给六斗谷，到秋收时停发；设义学，免费接收宗人子弟读书；对无家可归的宗人，拨给房屋居住；对无子的宗人，帮助他确立后人，并予少量的经济支援；无冬衣、被的宗人，也要资助；设立义祠，纪念宗人中没有后人的人。
郑氏注意处理乡邻关系。设立义冢，供穷人埋葬；穷家生子，送去“助粥谷”二斗五升；乡人缺食贷粮，不收利息；乡人有病，酌情施予药材；修桥铺路，以利乡人行走；对乡里人的赠礼，即使很微少的也不接受。
郑氏族人内部关系的处理，更是生活中高度注意的事情。子孙对尊长，用正式的称呼，不能指名道姓；兄弟间称呼，用字，另加兄或弟的称号；夫妻、妯娌之间，均以字相称；未冠的青年人不能称字，希望他各方面成长了，取得社会承认了，才认可他的美称，众人才尊敬他；子侄到了60岁才可以同伯叔坐在一起，否则要受到惩罚；卑幼要听从尊长的教导，即使哥哥只大一天，弟弟也要听从；尊长责备卑幼，即使不合事实，卑幼也要忍耐倾听，不许分辩；尊长训诫子弟，也要实事求是，态度、语言都要讲究，到不得已时，才会集众人，给予鞭挞。
郑氏族中男子在如何做人行事方面有许多规矩要遵守。清晨，听到钟声就起床，在《夙兴簿》上签到，然后各干各的事情；公堂设有《劝惩簿》，记族人的功过，还有“劝”字牌、“惩”字牌，表彰或警告有功过的人；族人衣着要端正，免巾赤脚，裸露臂膀，以及手舞足蹈的动作，都不许做出；见到客人，行出应有礼数，言语庄重，不许掺杂俗话；交友要慎重，不能与屠竖小人为伍；族人不许做胥吏，也不准出家当和尚、道士；个人不能捐造佛老祠宇的塑像，不能滥祀神灵，以求于鬼神；族人不能与他人争奇斗艳，以戒奢崇俭；族人不许结交唱戏的人，更不得引进家门；自己也不能作曲，下棋、玩双陆、养鹰犬，都不得进行；不得欺压乡邻，图人财物；不许赌博。族人如违犯上述规则，家长聚集众人，罚其跪拜，只要比他大一岁，就要拜30次，以羞辱他，如不悔改，就打板子，再不悔过，则开除出族，宗图上除名，同时送官府惩治，如果悔改了，三年后复归家族。
对于妇女不乏相应的规制。妇女凡犯“七出”之条的要受教训，以至被休出家门；女子若想管家庭外部事务，则被罚拜；新妇进门，接受半年的教育，以便通晓郑氏家规；妇女轮留做饭，到60岁免除；新娘进门3个月之后开始参加厨房值勤，凡是无故不到的，罚及她的丈夫；妇女白天在一起纺纱织布，做针线，刺绣，各尽所能；女子在自家房中养蚕，出丝归公堂，另外奖给生产者十分之一，用公堂丝、棉织成绢帛和布匹，也奖励织造者十分之一的产品，多余的由公堂出卖，作为成衣费；如果布织得不好，给本房作应发的衣料使用，以示惩罚；媳妇有双亲的，准许回娘家探视，双亲亡故，尽管有兄弟伯叔，也不能走动，遇到娘家有喜庆丧葬的事情，也只好托人去表示自己的心意；媳妇的亲戚中有做和尚、道士的，按照家规，就不能来往了；每月初二、十六，妇女集合，听人讲解古代贤媛淑女的故事；妇女生了女婴，不许溺毙，违犯了要受罚；女孩子长到8岁，母亲就不再带她走外婆家，其他至亲家也不能去，否则处罚她的母亲；妇女理发，不能用剃头匠人，因为男女授受不亲；郑氏妇女不能与农家女子往来，更不能引进卧室；郑氏男女不同厕所，不同浴室，春、冬季节供应热水，女子10天能洗一次澡。
几百口人的大家庭，要维持其生活秩序，要维护其家族的常盛不衰，必然要制订严密的规章制度，既要管理人忠于职守，发展家业，又要族人遵守纪律，安于本分，为此需要防范的地方太多。族人生活有保障，但被管束得太严，而且是违反人们本愿的。如禁止妇女同娘家亲密往来，违背人的本性了；祭祀活动、公堂教育形式刻板，内容单调，重复不已，自然令人生厌；礼教惩处，当众羞辱，令人不易接受。所以在这种家庭里人们的生活是不会幸福美满的。郑濂之辈的倡导者，不过是“行庸德，谨庸言”的平庸之徒，不足称道。这是史学家吕思勉的评论，既尖锐，又深刻。
中国宗法制度的维持，在其内部，靠的是自身经济力量，即宗族有耕田。如在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大宗）授予同姓诸侯（小宗）封地，小宗团结在大宗周围。周代分封制破坏后，周代的宗法制也就无法实现了。后世人要维系宗族，靠宗法伦理的力量不够，靠国家的支持也不够，人们知道要想“收族”，得有宗族的共同经济，即用经济力量把族人联系在一起。范氏义庄、义门郑氏就是建设宗族共同经济的，才使族人团结在宗族祠堂之内，长聚不散。西周的宗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