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真空时期的形成
从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武汉驻军最高首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弃城而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成为权力真空的时期。
在武汉真空时期之前，四野的萧劲光将军率领第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武汉以北的孝感，并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也准备强渡长江，包抄武昌；而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张轸，率领三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至此，白崇禧乃于15日下午坐飞机弃城而逃。晚7时，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放弃武汉。午夜，国民党58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城市进入真空期。
（2）我方的城工工作
在真空时期到来之前，我方城工二部对武汉的城3131作就有所安排：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策动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走上投向人民的革命道路。”（《武汉城工史料》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的回忆，第34页）如，成功地做好“对汉口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第34…36页）
“第二，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活动……以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稳定人心，护厂保产，迎接解放。”（同上，第43页）
“第三，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方面，我们主要是配合武汉市委在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学校、工厂、企业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活动。”（同上，第47页）
为了在真空时期保护好城市，由有声望的人士出面，组织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很有必要。如身居武汉的国民党元老李书城，于1949年1月23日赴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陈毅接待，衔命而归后，以他是地方耆宿、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时是白崇禧老师的双重身份，与另一耆宿张难先，联名给白写信，表示要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城市，并敦促白崇禧不要炸毁公共设施。白崇禧无奈，只好口头答应。他们又给城防司令鲁道元几万元作“搬迁费”，“因此，鲁撤出武汉时，仅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详见《武汉晚报》）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逃跑前在我方力不能及的工厂和某些特殊单位，也有破坏。“最令人痛心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齐鲁晚报》）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终于在里应外合中，获得和平解放。
对于武汉的解放，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张箴副部长回忆说，它是我城工部和包括中共武汉市委在内的其它兄弟组织共同努力，“并与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紧密相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夺取和平解放武汉的全面胜利”。（《武汉城工史料》第8页）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又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武汉晚报》）
贵阳的解放
1949年2月，我和萧良汉在湖北的天（门）汉（川）县的中共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鄂中地委（即“二地委”）城工部（简称“城工二部”），作为两名中共党员，由区党委城工部派遣、城工二部直接领导，前往贵阳，作地下城工工作，以争取该地的和平解放。领导又指示我们，可以建立和发展组织和独立处理问题，但不得与当地的共产党和党的地下组织，产生横的联系。
我们于这年的2、3月分别启程，来到贵州省会贵阳。分别住在贵阳的各自家中，并各自开展工作。
我们原是在大学从事反美蒋的学生运动的学生。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从事活动于1948年“8·19”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而输送到江汉解放区，留在城工二部的；萧良汉则是武汉大学学生，因被敌人注意，由地下交通送到城工二部来。其时，已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迅速发展之际。据邱肱良部长回忆：“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根据城工工作既有一定的地区范围，又不受一个地区限制和放开手脚、普遍撒网的原则，派出有条件的人员，到外地、外省开辟工作，以配合全国的解放事业。”我们二人，以家在贵州，符合上述派遣原则，因而派我们去贵州。（《武汉城工史料》第56～57页）
当我们来到贵州，在省会贵阳各自开展一段工作后，这年的春末，我们便以贵阳师范学院为基地，进一步发展组织，稳妥而积极地铺开工作。
选择师院为基地是有原因的：萧良汉的父亲，是我省著名的数学家，不久前由武汉大学调任师院院长，他全力支持其子的革命活动。此前，我以南京局势紧张，辍学回乡，往贵州大学借读，作为公开身份；良汉则在其父安排下，在师院邻近的中山中学作代课教师，住于其父居所的师院理化楼一角，而理化楼其它宽敞房间、地面，则供良汉使用，以便我们活动。师院是一所高等院校，成年学生众多、教职工不少，我们可在其间活动并发展组织，而不易受人注意。所以，以此为基地甚是合适。
随后，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进而建立“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这一城工组织，将各自发展的城工人员和小组，置于支部领导之下，支部领导人以萧良汉为正、我为副；而对外，则以我同江汉城工二部联系的化名“郑流”，代表支部，开展活动。其实，城工部是党的一个部门，军区并无城工部。由于当时军事斗争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以军区名义出现有利于工作开展，故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命名。
当时的情况及我们开展的活动，大致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
据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州党史》）：1949年10月20～
22日，由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率领的五兵团，在湖南的“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战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挺进，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夺取贵阳。”（第400～401页）由上可见，此时的贵阳，已是大军压境，但正在途中，尚未兵临城下。
（2）大军压境下的贵阳城内敌方动态
在大军压境下，贵阳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自知难以抵挡。11月9日，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谷正伦召开师以上军政人员参加的应变会议，部署事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谷正伦遂率部仓皇逃离。此时，我军尚在途中，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3）我方的城工工作
（甲）搜集情报。探听敌方动态，进行策反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学校内部，但各城工人员还根据自己条件，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策反和搜集情报。
如，国民党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早年与我方城工人员戴自俺（时任贵阳师院附小校长）在贵阳师范学校同学，曾有交往。我们便布置戴利用这一关系，和杨打交道，受聘为该补给区顾问。戴遂经常出入官邸和各种社交场合，以了解敌方动向（如国民党首脑准备弃城而逃的情报），对我们及时掌握敌情、部署工作，帮助很大。
又如，城工人员王学易（贵州大学学生），利用赤水小同乡关系，先后对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职员曾剑秋、袁永江，调查统计室掌管人事的中统特务税天荣进行工作，均有收效。贵阳真空时期，税由王带领向我们投诚，交出手枪一支和贵州全省中统人员花名册。贵阳解放后，我们把税及其手枪、花名册交给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省公安厅前身）。曾、袁二人，亦在王动员下，到我公安接管部投诚。……
再如，城工人员刘正荣，以城郊的清镇火车站站工身份观察敌军动向、搜集情报。我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清镇时，刘正荣除将搜集到的情报向我部队报告外，还为部队解决了兵粮问题。直到1983年，当时的团副政委徐挹江同志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还能对我说起城工人员解决军粮的事。
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情报。均载《武汉城工史料》第363～364页，不再细叙。
（乙）开展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萧良汉争取其父萧文灿教授的工作。当良汉回到贵阳，与其父多次交谈而父子取得共识后，他便以国立贵阳师院院长的身份，全力支持我们工作。对此，前文已有说明。今再略加补充：1949年6月，贵大知名学者丁道衡教授等三位进步人士被捕，萧院长闻讯后，亲自起草并领衔致函贵州省政府，进行营救，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终将他们释放。贵阳解放后，萧院长受到苏振华政委热情接待，以后又当选为贵阳市政协一、二、三届常委。
其次，在团结知识界、工商界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城工人员牟中一（贵大学生），在亲友和同乡中宣传党的政策，使贵州企业公司理事李玉墀、鲁丰布厂经理王伯瀚打消疑虑，不仅留了下来，而且还打着红旗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城工人员袁重一（贵阳师院学生），利用在广东街纱商傅家作家庭教师的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从而安定了许多纱商的情绪，没有卷资外迁，解放后继续开业，对稳定市场、维护生产，起了良好作用。（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62～363页）
（丙）开展宣传工作
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是我们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经常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秘密收听解放区的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以了解时局，并作好记录油印，进行学习和宣传。
其次，我们油印或口授一些民歌、民谣，乃致政治性不太明显而又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歌谣，交城工人员在大中学生中广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那些政治性强的歌曲，但已流行者，如《夫妻对口唱》、《茶馆小调》等，我们也适当选用。如此等等。（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59…362页）
反搬迁、反破坏，护校、护厂
由于我们以贵阳师院为基地，所以我们的反搬迁、反破坏，主要在师院（包括附中、附小）。此一活动，是萧文灿院长以其公开身份主持进行的：
首先从组织人手，使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活跃起来，以便开展群众性的护校活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筹办了工人夜校（工作人员中有城工人员），使工人与学生团结起来，成立全校性的师生员工互助会，付与监督学校行政之权，使其起到统一领导护校的纽带作用。同时，由院长召开大会，公开动员，号召大家热爱学校、保护院舍校产。
第二，反对搬迁，积极筹集费用，维持师生员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在萧院长号召护校期间，学院的几个三青团头头拉着学生会主席刘文斌（城工人员）去见院长，问他“为什么不见迁校动静？”萧院长从容拿出学院向省绥靖公署请示迁校的报告底稿，给他们看，说是一经批复、拨下经费、划定地点后，立即搬迁。询问者语塞而出。事后，萧院长对刘说，省绥署等机关忙于逃跑，哪有钱给我们迁校？其时，萧院长在广州开会，好不容易领到一笔“临时措施费”，他即将此款交善于经营的同事，妥加安排，换为黄金、银元，存入可靠的商号，取息维持全院费用，从而稳定师生情绪，不搬迁、不停课，保护好学校。
因此，贵阳师院以学校保护完好、师生不散、未停一天课、员工工资照发等为特点，而成为贵阳高等院校中最出色地完成了反搬迁、反破坏任务的学校。
除贵阳师院外，城工人员杨守达，在中山中学团结一批老师，组织同学，手持“童军棍”日夜守卫，保护学校。在贵大、贵医，支部在该校的城工人员，也和学校师生一道，参与了护校斗争。
护厂方面，贵阳电厂职工中的城工人员王绍聿、叶淑美夫妇，参与了电厂的护厂斗争。那时，电厂也有其他地下党员在护厂，我们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王绍聿同志其时是我城工人员戴自俺组织的“行知读书会”成员。后来知道，他原是1938年在河北保定入党的党员，因失去党的关系，辗转来到贵阳电厂。解放后，夫妇俩回到保定。1987年7月17日，保定市委以“市组审字（87）89号”文，落实政策，恢复了他“1938年6月入党”的党籍。
贵阳电厂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它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受到破坏、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中央和省、市的表扬，获得燃料工业部1950年颁发的“护厂先锋”奖旗。
（戊）争取有声望人士筹建维持“真空时期”治安的民众组织
早在真空时期形成之前，萧文灿院长就关注贵阳这座城市如何免遭敌人破坏、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的问题。他向我和良汉提出组织群众性治安会的设想。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另一城工人员、师院附小校长戴自俺参与下，我们同萧院长一道，列出一份约有三十人的、可争取的贵阳上层人士名单，又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前形势，敦请他们出来组织一个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在国民党当局无力或不能维持贵阳治安时，由这个机构保护城市和人民。
1949年11月上旬，我们将这封信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名义，按名单分别投递。对于有些头面人物，则通过社会关系，直接送交：
——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们通过与其家有旧谊的城工人员翁晋卿送去。为了慎重，萧文灿院长以夫人王杰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而亲赴卢府，请他早下决心，出面主持治安会。此事直至1983年我再访卢焘女儿时，在座的卢焘表侄，还记得当年见到萧院长的礼帽和手杖的情景。
——如张彭年时任贵州省参议员，为地方耆宿，其敦促信是我单独送去的。由于张老先生与我的叔祖父郑先辛（地方军阀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有师生之谊，其幼子张汝闽与我相熟，就由我在晚上悄悄到他家，交他转呈。
——如郭润生原是贵阳颇具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帮会头面人物。我们派城工人员罗家骏去完成送信任务。因为罗的友人李树华，系曾任贵州省主席的李小炎之女，与郭府常有往来，所以罗家骏在她陪同下，将信送到郭手。
1949年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召开“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大会选出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为副主任委员、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治安工作。（按：临治会成立日期，本文采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阳党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