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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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生命为由”，出兵波兰。波兰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结果被俘虏了25万人。这样德国自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双方夹击下，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9月28日德国里宾特罗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了《德苏友好与划界协定》。实现了当初两国秘密瓜分波兰的既定目的。这样从9月1日，到10月5日战争开始后的35天，波兰完全灭亡了。苏联莫洛托夫胜利后说“今日，我们（苏联和德国）不再像以往一般的是敌人了”（《画史》105页）。但是希特勒“醉翁之意”不止波兰，而是整个苏联。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终于撕毁苏德一切条约，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喀尔巴阡山麓，绵延1500公里，投入总兵力200万人，同时分3路对苏联实施猛攻。希特勒亲至前线指挥。在最初作战的3个月中，苏联公布自己损失飞机5300架、战车7000辆、大口径炮8900尊。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于1941年7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期间之共同行动协定》（后来莫洛托夫又亲赴伦敦，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外相艾登共同签订了《英苏军事同盟主文》——20年的军事同盟，《画史》150页）。7月30日苏联又同波兰流亡政府“伦敦波兰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一（其时原波兰总统莫锡基与外长贝克逃到罗马尼亚转赴巴黎，于9月30日提出辞职，由赖克维兹继任，任命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内阁总理）签订《苏波互助协定》，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并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重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1941年12月3日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因为在这之前，1940年10月波兰军官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部查询过被俘波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曾出面回答：“没有这些人。”1941年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但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不足1000人。虽经一再查询，苏联总避而不答）没想到这次“斯大林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军的事，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中国境内）。”’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又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后来波兰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发现埋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及从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军服上的星徽、钮扣，足资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等等证据，备文转致苏联政府。这样，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均没有取得答复。直到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4月15日，莫斯科电台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同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组成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报告说：“尸体头上的德国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惯手法。”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但最后也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是否“因为纳粹曾在白俄罗斯一个名为卡庭的村庄进行过大屠杀，而两地名称发音相同（写法其实有异，前者为Katyn，后者为Knatyn），所以两件事很容易被混为一体了”（＇波兰1戴立娜《苏共残杀波兰人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出于希特勒的一贯罪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应当相信盟友：“善良的‘乔大叔’怎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斯大林秘闻》＇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新华出版社第577页）。终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断定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是谁所为。而且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均被苏联斥之为“戈培尔版本”的反苏宣传。斯大林死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参与歪曲和隐瞒”。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被枪杀者总数是21857人，档案馆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建议销毁；1976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3人也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而当时波兰官方，却“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但是波兰人民心里都很明白，它始终是一根深深扎在心中的针刺。从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到解体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都感到卡廷事件如不抓紧澄清，不单单是个历史问题，而是直接损害领导者形象和威望同削弱政府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盖莱克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统伊始，即于1990年4月11日一14日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在卡廷事件（1940～1990）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苏联，并专程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苏联塔斯社在13日公开声明：“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卡廷事件就完整地告诉了世人。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解开了这个被谎言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近50年的“卡廷之谜”，他理应受到波兰人民的追怀、纪念；自然，也应受到世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人深切感念，牢记不要让下一代人继续在谎言中挣扎成长。
也许正基于这种理念，俄罗斯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和深切情怀的作家也不断地对这段历史及其酿造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独立寻索，不同于现成的“结论”，去作无为的絮述。而是在广泛的历史素材上进行收集、创作。严正审问假、丑、恶，着力讴歌真、善、美。如几年前我就读到＇俄＇暖德华·拉津斯基著的那本“最好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南方周末》1999年1月12日第10版戎化文）《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杜1997年8月版）。著名作家牧惠推荐的《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羊城晚报》1999年2月5日第十版）第一本就是它。关于卡廷的记述是：于“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第577页）另一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新华出版社）说“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带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用卡车把尸体运到城外，将尸体埋在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第255页）。
刘大使文说，卡廷事件曾经成为“历史空白点”，但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历史的诠释，从来就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在位时就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28页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序：“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第6页；《美庐深深》姚雪雪文，《纵横》月刊2005年第6期62页也记述这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67页）叶利钦说，“历史最终还是由个人来撰写的”（《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第440页）。斯大林还说过“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3页）希特勒则说，没有一个人敢问战胜者，你过去说的话是真是假。（一时未找出原报刊，仅记其大意如此）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去打扮”得了的吗？“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如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容许别人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穆欣：《（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见《述学谭往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349页；《世纪》双月刊2000年6期26页，首次披述这个理念）今天，我们从卡廷事件的演绎，恰恰证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那种联系的必然性，即是说只要前提是真，推理方式正确，就一定得到真正的结论，否则相反。这是由于历史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一经发生，它就永远独立存在。它可能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重新杜撰，但当岁月的狂飚消散流逝、历史风云的尘埃飘逸落定，后人便会从一片片破碎的遗存中去掇拾历史，这时候，历史就被还原，被再现，“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会剥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面对过去的一切事件，他绝不能总是沿袭现成的结论，而是本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那种不去回避真相、捂盖子的精神和胆魄、勇于披寻历史的本源。决疑之后，面折直声。如过去一谈及张作霖之死，人们都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但俄国历史学家普罗霍夫在其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证实“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因为刘大使自己就深谙“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所以，在1985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那天，作为驻波兰大使的刘彦顺，在阴雨连绵中走到公墓园里，目睹某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了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这就是真与伪、亲与疏、爱与恨的“特殊形式的公决”，所写下的诗章，感到当年屈死了的英雄并没有死，他们依然活在后人的心中，而那些当年叱咤一时风云的“人物”，死后也和生前一样都遭到人们的唾弃。这真正验证了我国民众对一切历史暴君“骨朽人间骂未销”同样的况味。作为一个使者，今天竟能把这个异国的冤狱，以自己的见证和思考直声国人：强权和谎言，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既损人又害己；而作为劣势地位的国家敢不敢在强权面前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也是一个最准确的检验。——确实，其人已矣，“不暇自哀”，却颇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约翰·肯尼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但我觉得，敢于追怀一切屈死和冤死的英雄，固然值得我们后人致敬；而唤醒人民对这些历史的不幸去进行深切的反思，就更难得、更可贵！基于此，就使人们觉得刘大使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留驻在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永远不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冲掉些儿！它就激发一切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代代去披寻、掇拾，从而去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访问记】
彭涛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彭定安——访姚依林
1979年冬季的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就一二·九运动的经过问题，访问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他详细地谈了他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并交给我一份打字材料，允许我加以引用。
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是这样的：彭涛的故乡江西鄱阳县的县委邀请我为县党史办采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彭涛传记，因为我是彭涛的弟弟。——彭涛原名彭定乾，我们本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但因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就与家庭失去联系，家里以为他已经牺牲，故将我过继伯父家。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由沈阳赶赴北京，先后访问了谷景生、郭明秋、李雪峰、孙敬文、宋黎、高惠如（彭涛夫人）等老同志，最后访问了姚依林同志。
1979年11月14日下午4时，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中南海姚依林同志的办公室。秘书先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会议室落座，不一会姚依林就出来了。我们相邻而坐。因为事先已经约好访谈的主题，所以，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一种兴奋和惊讶，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提法。然后，他递给我一份打印材料，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谈。”我当即紧张急速地看完这份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经过的材料，感到不少情况，同常见的历史记载不同。于是，我首先便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说：“这份材料里的回忆，同现有的历史书上的记载，不完全相同。是否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很快干脆地回答说：“应该按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然后我又问：“您这份材料准备发表吗？”他说：“不准备发表。”我再问：“那我可以在我将来要写的文章中，引用这份材料吗？”他痛快地回答说：“可以引用。”过后又补充说：“你的文章发表前，寄给我看看。”
我答应一定照办。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做了一些口头补充。他说：“当时，学生力量大的是燕京、清华，所以，组织游行时，原计划从清华、燕京出发，一路上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进来，不断扩大队伍。但是，没有预计到敌人关城门，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没有能够进城，后来主要靠东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