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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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姚依林同志又谈到材料中没有写到的、运动经过以外的事情。他说，一二·九运动当时，“主要领导人是彭涛同志。经验丰富的是黄敬。政治上更成熟一些的是周小舟。”接着，他解释说：“但周小舟当时主要抓‘武委会’（按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简称）的工作，他除了参加讨论酝酿发动‘华北水灾赈济活动’即后来的一二·九运动的‘西山会议’外，以后再未参加活动。”他又说：“黄敬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当时刚从狱中出来，从青岛来到北平，在北大数学系就读，党的关系还没有接上。所以这时还没有参加北平市委的工作。”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小舟，那时他26岁；年龄最小的是我，十八岁。”
看了姚依林同志的材料，又听了他的谈话，我有了一点疑问，便大胆地提出。我说：“就我读到的历史记载来看，以及人们普遍的认识，都是认为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这种‘历史的误会’是怎样造成的呢？”姚依林同志略加思索，回答说：“彭涛在一二·九游行中一直没有出面。而黄敬是游行队伍的指挥。特别是，在游行中他曾站在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演，被记者照了下来，发表了，这张照片影响很大。”的确，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人们都熟悉这张照片、熟悉照片上的人，以至一提到一二·九就会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黄敬。因为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姚依林同志的回忆，他接着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黄敬作为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当选中央委员。那天会上，我和彭涛坐在一起，看到选举结果，我便说‘他怎么成了一二·九的代表呢？’彭涛说‘我们不要提这个事’。”时间过去大约一个小时了，访谈到此结束，我告辞退出，踏着夜色离开中南海。
我从北京回到沈阳后，就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彭涛与一二·九运动》，并按姚依林同志的嘱咐寄给他审阅。很快，他就在原稿上批示同意发表，退回我。我即寄《人民日报》。因为文章中提到刘少奇对一二·九运动的肯定，以及在运动展开后北方局即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等，所以，编辑部回信说，由于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文章暂不能发表。后来，我便交给《辽宁日报》于1980年7月3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姚依林同志所谈和打字稿中的记录，记叙了一二·九运动的过程。
来函照登
尊敬的编辑同志大鉴：
顷读贵刊2009年第8期，于第64—68页发表《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文，署名“彭定安”，我不胜惊诧！这是一次严重的编辑工作的失误。
我曾向贵刊投稿，题目是《访问姚依林》，那是我在1979年访问姚依林同志的访问记；同时，附寄了姚依林在与我谈话时，交给我的一份他本人的谈话记录的复印件，即《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上午）》，文末记录：“记录稿经本人审阅/整理人：杨树先/访问人：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唐纪名、杨树先、王冬琳、许克清”。后来，贵刊回复我说：你的文章已经发表过，我们不用了。我即回信说，拙稿贵刊不用，我同意；必须声明：我附寄的复印件是发表过；但我的访问记却未曾发表过。非常意外，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现在突然用我的名义发表别人记录的访问记！不知实情者，还以为是我欺世盗名！
我特此向你们言明实情，同时恳请你们在刊物上郑重更正。还希望你们能够发表我的稿件，以呈明事情的原委。
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心中的感受，难于言表。恳切地请求你们尽快在贵刊作出相应的处理。区区此心，切盼谅察！
彭定安敬上
2009年8月9日
编辑附言：
我们因工作疏忽，造成署名错误。谨此向原作者和彭定安先生致歉！
2009年8月10日
勘误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2009年第8期中关于《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中倒数第十三段：“‘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中的内容有误。
经我本人回忆，实际情况为：汪德昭（是我北大史学系同学）听到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
我从事后了解到，当时北平市学联派人来北大通知时，并没有找到我。请贵刊给予更正。
刘导生
2009年8月31日
《炎黄春秋》2009期第8期第64页第6段提到当时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云：当时有两个口号：“Per Esperanto por peace”和“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我正好是世界语者，看出其中有一点错误。“Per Esperanto por peace”（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和平”）中的“peace”（和平）是英文，不是世界语词汇，正确的词是“paco”。故此口号应为“Per Esperanto por paco”。“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 （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社会主义”）中“ Por”和“ Socialismo”两此的第一个字母都不用大写。这个口号写成 “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即可。不知是作者误记，还是编辑部误写。以前也曾注意到一些文章中的外文词出现错误。特提出，请编辑部在审稿时注意。 郑伯承
【故纸堆】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一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忏悔录】
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