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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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讨幸恍┳龇ú煌椎薄薄＜钦咴诨菊莆涨榭龊螅蚴「呒斗ㄔ毫斓继岢霾煞靡蟆Ｕ庵八且步拥绞±镆墙邮芗钦卟煞玫闹甘荆ǖ飧鲋甘臼窍钅鲜榧侵苯哟虻缁盎故瞧渌舜虻缁拔揖筒恢懒耍虼耸「咴毫斓挤浅Ｖ厥蛹钦叩牟煞茫痹撼さ鹊匙槌稍保堑霉�8位）全部到场，面对记者一个人采访，这是记者36年新闻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接着又采访了省高院的办案人员，我把他们不正常的做法归纳为4大问题，有的放矢提出来，他们的当场回答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确实存在。回来后，我即写出了此事的第三份内参，长达约4500字，题为《关于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一些不正常做法的调查》。林振夏总编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我把稿件送去他亲自修改定稿。其中他修改的一句令我一辈子奉为文字锤炼的楷模。我提出的4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是这样写的：“9月1日省法院领导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不全面，只汇报××ב投案’，而没有汇报‘不自首’，致使省委领导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整句话从表达的内容和语法上看都是对的，但林振夏却把最后一句改为“致使省委领导未能根据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改动，不仅文字表达婉转得多，而且进一步点明了责任所在，读起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份内参同样是以“增刊”发给项南书记。
至此项南书记完全纠正了自己的决定，法官的儿子也很快伏法了，《福建日报》还以“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为题作了公开报道，广大干群盼望公正执法的要求如愿实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好评。
当前，新闻界普遍感到舆论监督难，但难在何处？回忆项南书记与舆论监督的这件往事，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引发了我以下几点思考：
舆论监督难不难，首先还是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态度，如果我们现任的党政领导都能像项南书记一样重视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属下的监督与批评，都能做到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坚决改之，也就是采取真实的、真诚的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再难也就不难了。
其次，舆论监督能不能开展起来，与新闻媒介负责人的责任心密切相关，这就是上述林振夏总编说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新闻舆论开展批评与监督，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新闻舆论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不可讳言，这些年因受舆论监督环境难的影响，不少媒介负责人也缺失这方面的责任心，甚至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是很支持属下的记者介入监督与批评，尤其是对所在地或顶头上司的监督与批评更是视若禁区。我想，如果各种媒介的大小总编们都能学习林振夏总编的这种责任心和精神，舆论监督难的局面是会大大改观的。
再则，广大新闻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和深入作风也是开展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保证。不可回避的是，随着新闻媒体从计划经济时代吃财政饭，到如今进入市场经济直接参予竞争，迫于媒体的生存压力或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媒体及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动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甚至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感染，有的被当成胁迫有偿新闻或不当收入的武器和手段，这实在是新闻界本身的一大悲哀，也严重削弱了舆论监督在党和政府及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民间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戏言虽是夸大其词，肯定不是准确的，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民心。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张素芳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起到2004年逝世，从事经济科学研究近六十年。从1959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之后，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中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有深入扎实的研究和独到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中，率先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他为改革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还有屡吃苦头的代价和牺牲。
石破天惊的所有制改革理论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董辅礽应邀作报告。他讲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的一级政权，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直接向人民公社下达计划指令，农村集体经济也由国家所支配而失去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质。国家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都由国家行政组织所任命的干部直接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这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与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状况没有利害关系，不承担经济责任，群众对他们没有任免的权力，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提出，必须改变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所采取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为此，必须使国家政权这一行政组织和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重新建立乡镇政权，赋予社会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
董辅礽公开向国家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提出挑战，使在场的听众都惊呆了。报告会后，一位经济研究所的老先生对董辅礽说：你的胆子真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毛主席提出的。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深深地为董辅礽捏把汗。屡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冲击的董辅礽，当然也清楚公开提出这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他又把讲话稿写成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果然，事后有人大做文章。在全国批判精神污染的政治大气候中，董辅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面对有人逼迫他检讨，董辅礽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严辞拒绝说：我没有错误，我不检讨。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又说，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董辅丰乃说：片面性也没有。董辅礽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坚持真理，表现出献身科学的勇气和胆识。
谁知，七、八年之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公认的了，当时逼董辅礽检讨的人却当着董辅礽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提对了，但提早了也总是问题。
是的，董辅礽提出所有制改革确实太早了！当时，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徐徐吹起了思想解放的春风，但研究禁区森严，学术仍无自由，迷信胜过科学，统治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理论根深蒂固，被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他居然敢于向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挑战，公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胆识确实惊天动地！他提出这些见解，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早三个月，并且后来逐步成为改革的实践。比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的改革；1984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政企不分、企业成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状况，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此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再如，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与董辅礽1978年9月提出改革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连文字表述都大体相同，可董辅礽却早提出近20年！他提得早，正是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的独到的理论贡献，说明他具有深厚、博学的理论素养和对现实经济社会敏锐、深透的洞察力，更有探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勇气。
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
改革初期，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董辅礽在1980年的一个演讲报告中，鲜明地表示不赞成两个调节，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他在1981年元月所写的一文中，揭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准确的经济信息，缺乏灵敏的反馈机制，不能自动地纠正计划决策的失误，在资源配置上难免人为地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向。
198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少数人开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征求意见，这一稿子将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作为决议下发。董辅礽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应该为今后的改革留更大的余地，这样的提法会使将来不好推进改革，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既然是组织开会对文件稿征求意见，与会者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都应该是允许的。可是，此时虽然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讨论热烈，但官方对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肯定。董辅礽的发言又被某些人记上了账，被定为是“南斯拉夫观点”，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是遭到激烈批判的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这成为董辅礽的又一大“理论错误”，他为此再一次吃了不小的苦头。
多次为自己提出超前的正确的理论观点而吃苦头的董辅礽，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看破了名利得失，以更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身于经济理论研究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只能由计划来调节，计划调节更不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1989年官方的提法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倒退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气候下，董辅礽在一篇采访记中坚持：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
董辅礽是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他的理论观点，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下卷）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书中。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为我国确立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认识上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1988年董辅礽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干和群众信得过的人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他又被连选连任，继续担任同一职务。199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两个岗位上的15年中，他作为经济学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做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
1992年底，董辅礽从各地纷纷上项目、争贷款，致使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原材料紧缺和利率猛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敏锐地洞悉了经济过热的发展势头，对经济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现在的经济已经出现了部分过热；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全面过热；经济有向全面过热的发展趋势；通过调控，可以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在1993年初的人代会上，他指出，我国经济固然需要快速发展。但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支撑，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和资金都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过快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发展太快、投资太猛，必然引起价格猛涨，导致银行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混乱，这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头上，大家都热衷于大干快上，董辅礽冷静地说出这番话，当然又“不合时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果然，正如董辅礽所言，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跃为14。2％，而1991年只有9。2％；投资增长42。6％；各项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致使物价上涨率由1991年的2。9％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3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此时，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1994年物价更上涨了21。7％，迫使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紧缩的调控政策。
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董辅礽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一直紧，因为一直紧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不能一直松，因为一直松又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松和紧要交替进行。他主张：第一，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其生产正常运转，以遏制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二，通过增加生产和进口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以保持物价稳定。
1996年，董辅礽在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会上发言，再次明确指出，现在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以增加财政投入，银行也应配合财政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财政应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什么风险，而我国这方面也很薄弱。这可以防止经济的连续下滑，对经济的增长也有好处。他的发言当时就遭到有的人反对，说是“罗斯福新政”。这些人想不到后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果然又被董辅礽所言中。
1998年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财政和金融的会上，董辅礽又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基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放松的财政，应该增加财政的投入，不应该减少一百亿的赤字，而是需要更多地发行国债。对于银行，他提出不要再坚持“适度从紧”，应该放松，银行应该配合财政，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正确，不少人表示应该采纳，但指标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后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8月，又作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银行配套增加1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