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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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直彻底了解遗嘱的前前后后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结果又如何呢？自然像对待托洛茨基那样对待她，是绝对不行的。在表面上对她还算尊重，苏共十三、十四大，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五大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副教育委员。但有名无实，还经常受到教育委员的侮辱。在俄共十六大上，她无意谈到斯大林制度上的某些恶果，竟被赶下了台。1939年3月26日，是她的生日，她尝了尝斯大林送来的大蛋糕，中毒身亡。这没有妨碍斯大林指示要组织高规格的葬礼。就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伙陌生人到死者家里搜查，将部分档案搜去。她的著作、书信，自然是不会出版的。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的，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一当斯大林保住了权力，哪有什么忠诚合作？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超沙皇专制的伟业。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遗嘱的“风波”，也许该称之为“风暴”吧？其教训深矣、大矣、远矣！不可不鉴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品书斋】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高 勇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同时，还有几位同志也写了质疑师东兵的文章，主要用事实说明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合作共事，后来一直相互尊重。这些文章发表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曾在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英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后，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胡耀邦辞职后，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访问的，这是常识。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李汉平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么，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
师东兵不久前针对我对他的揭露，在这件事上又编了一些情节。他说：“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见《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这一编，又编出了新漏洞，闹出了更大的笑话，更说明他根本没有去过胡耀邦家。胡耀邦自己是不接电话的，你不通过秘书怎么能同他电话约好？“坐着车进去的”，胡耀邦家的两个门都有石台阶，你坐的是什么车能爬上台阶？是坦克车吗？“警卫无权过问”，那么设警卫是干什么用的？再问他那个“领导人”、中顾委常委是谁？采访胡耀邦时是否有录音？他则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必须为信息源保密。”（同上）真是一副泼皮无赖相！
从胡的行踪也可证明，“1988年春天”师东兵根本不可能到胡家“访问”过胡耀邦。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5月15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年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也应该有证人吧？是不是又是要保密，不能讲？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许多人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他也没有认真读过。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英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这里我给你纠正两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联动”是中学生的组织，胡德平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你连这点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懂！他被关押是因为受其父牵连被诬为“反动学生”。②1964年清华大学没有化学系，只有工化系。不知刘湖是怎么考进化学系的？③自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他的孩子只有初关的一两天给他送过饭。哪儿有“每天”送饭送药的事！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集体排队去食堂吃饭的。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中央由谁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会前邓小平就提出大会总的精神是“劳动、学习、团结”，不知道师东兵怎么编出了个“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一直在京休养，并未再回西安，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这些情况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公开报道，师东兵也竟敢胡编一套！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太离谱了，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
